杨福奇:改革的进程我们把握

2012年，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聂寨撤村建居，原村党支部书记杨福奇成为聂寨社区党支部书记。

2012年10-12月，《村委主任》记者与杨福奇作多次交流，试图解析聂寨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纬与脉络。

实事求是改革分步走

《村委主任》：为什么聂寨村经济体制改革要分步走？

杨福奇：1995年整合土地，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办法。

2004年，撤村建居工作开始，村企分开是必须的。建居委会之前，必须把村集体资产独立出来经营，所以成立了鸿星公司。但是，我们以前没有经营集体资产的经验，虽然成立了公司，但对公司运作的路数还很模糊。所以，明确地把鸿星公司定位为过渡性经营实体。

这一步骤启动了村集体资产的公司化经营。

在撤村建居过渡阶段，上面的对农政策我们还要接着。所以，在2010年成立经济合作社，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级政府的合作社等对农政策，另一方面继续探索现代企业的路子——我们的改革没停顿，方向没改变，只是改变了“练手”的方式，等到手熟了，现代企业的模样就出来了。这就像开车，不可能一上手就开大卡车，要先从小车开始。

经济合作社一改以前的人均分配制，通过收益的折股量化，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地明晰了村民的利益。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又上了一个台阶。

《村委主任》：现在，经济合作社与鸿星公司同时存在吗？

杨福奇：同时存在。现在，村集体资产全部纳入合作社，合作社是核心经营实体。但公司也不能撤，最后踟胚是要以公司为集体经济组织。

《村委主任》：走到第三个步骤，选择经济合作社而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有什么道道？

杨福奇：村庄情况更适合搞经济合作社。我们的经济合作社参照《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组建、运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几个区别。一是经济合作社以村集体资产为基础，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农民家庭承包地的使用权为基础。二是经济合作社社员局限于原村域内符合条件，的村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可以跨县、跨省，没有地域局限。三是经济合作让可以综合多种经营方式，而农业专业合作社强调专业生产。但是，经济合作社注册登记参照农民专业合作社。

将来，居民就近分散到不同的居委会，但经济合作社社员的身份不变。这就如同，你在家里是家庭成员，到单位是公司职员。

《村委主任》：为什么第三步不搞时髦的股份制公司，而是合作社？

杨福奇：搞股份制公司不现实。村里有6.8亿元的固定资产，全部量化到现有的每个村民身上，后来出生的村民怎么办？股份可以继承，可能有些小孩一出生就有大量股份，甚至比老人还多，这不公平。股份可以买卖，如果有人图一时痛快将股份卖了，他将来吃什么？贫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搞合作社也是借鉴了股份制公司的办法，比如设人头股和村龄股。

《村委主任》：为什么主要搞租赁经营，而不是自己办工厂？

杨福奇：1990年，我看过一本杂志，得知美国的经济收入60%来自三产，这给我启发很大。办工厂、搞生产，我们也试过，不专业，不合算。后来思路固定到建经营场所搞租赁经营，这能确保固定资产保值、增值。2004年，村集体固定资产迅速增至1亿元。2006年，2个自然村拆迁400户，建36栋居民楼，村民全部安置，门面房面积大增，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3亿元。2012年达到6.8亿元。这说明，搞三产租赁路子不错。

《村委主任》：小组组长的奖金搞递减制，为什么？

杨福奇：有相关文件规定，村集体当年净收益的4%可作为村干部的收入。虽然当村干部不为奖金，但奖金低，人肯定干不好。

递减制的初衷是激励村干部的干劲。如果一直保持4%，他们易满足，惰性就出来了。如果逐年递减，要想保持高奖金，他们只能绞尽脑汁逐年提高收益；组与组之间因此形成了比资产、比收益、比奖金的“攀比”局面，这是另外一重效益。递减制是一种激励制度，也是一根无形的鞭子。

《村委主任》：公司、合作社经营状况越来越好，重要原因是什么？

杨福奇：“424”分配方案和小组独立核算制这两点最重要。

我们的“424”分配方案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它打破了农村集体收益分光吃尽的老观念，将集体与个人、当代与后代等各方利益平衡起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村民生活有花的，集体办公有费用，发展经济有后劲。

小组独立经营、独立核算，最大程度地激发了组长、社员的能动性，也就是激发出农村最基层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惊人的，它是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原动力。同等重要的是，这种力量是有组织性的，它在经济发展和民主选举中发挥的是有序的正能量，这正是我们预期的。

改革的速度我们把握

《村委主任》：聂寨村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成功的大前提是什么？

杨福奇：有两个大前提。一是有一班过硬的村干部队伍，二是土地等资源、资产的整合。

《村委主任》：原村两委干部在经济合作社任什么职？在鸿星公司、经济合作社的组建、运行中，村干部起到什么作用？您个人的经历与聂寨村的发展有怎样的关系？

杨福奇：原村党支部委员共3人，我兼任鸿星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主任赵海潮兼任经济合作社社委会主任，一位委员任社委会委员。

村委会有4位委员，除村委主任，其余3位分别任社委会副主任、社委会委员和财务管理人员。各村民小组长任合作社小组组长。

这些干部在集体经济组织中起支撑作用。

但打造这支干部队伍，我整整花了1988-2004年的7年时间。人才难求，队伍更难打造，更何况，我们的底子是松散的农民群体。怎样打造？这得从头说起。

当年，由于家庭成分原因，我的高中没上完，1969年便开始教书。教得很投入的时候，村里老书记说：“你得回来，村里的年轻人跑光了，发展没后劲。”我就回来了，任民兵营长。1984年，撤销村大队，我当上解放后村里的第一任“村长（村委主任）”。我的任职理念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就出了问题，有人提出我太年轻，学历浅，干不了。1987年，我和老书记被调离，他去了林场，我到了搬运站。这倒成全了我，我可以在家专心办我的鞋厂，由此积累了不少经营企业的经验。

1984-1991年，是聂寨村的“”7年期，干部吵，村民闹，上访不停，告状成风，以致1988年的选举产生不了村委主任。乡党委、政府出面请我回村。其实我早就对村情作了深刻分析，再次回村，我决定从打造村干部队伍做起。

第一步，凝聚人心。1988-1991年，用了3年时间。

集中干部。把人心拧到一起，包括不包括当年赶我走的“造反派”？我首先找的就是他们，我说：“我们不管过去，只管今后，放下包袱一起治理村庄吧。”实践中，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我的这种立场，一个都没走。

集中学习。定制度，每月逢1日村干部一起学习，20日党员学习。至今20多年了，这制度没变。

到1991年，聂寨村成了无上访村，干部不再分派别。重要的是，村干部的任职理念统一起来了：遇事先为村民着想，不强调大公无私，但一定把握先公后私。工作方向也统一了：发展村庄经济。

集中办公。1995年，在土地集中到村集体的同时，村干部（我所说的村干部都包括村民小组长）开始集中办公。村干部一人两间办公室，其中一间有备用床，为的是随时加班用，因为那时村两委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村干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步调一致了，干部班子的实质体现出来了。

第二步。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给村干部发奖金就是这样一种手段。这可以稳定人心。

第三步，村干部包组工作。6个村干部包5个组。小事由组长解决，大事由包组干部主持解决。

第四步，发展企业。一支会干、想干的村干部队伍成为鸿星公司、经济合作社的主干。后续效应是，村民选举村干部时，还兼顾了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需要。

我们还可以从党建方面分析一下。1984-1994年，村里只发展了3名党员，村集体经济发展停滞。现在，我们有党员81名，集体经济兴旺发达。这不是偶然的，党建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村委主任》：从1995年到现在，再到今后的5年，聂寨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经过20多年的历程。我们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开始，至今也就30多年。您认为，一个村庄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

杨福奇：改革中发展，发展中改革，改革不耽误发展，反而是发展的动力。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很快。

想想看，我们是一个农民群体，并不知道经济体制改革水深水浅，摸着石头过河，总是费时费力，我们也做不到很快。

渐行渐近的改革，不会让人们恐慌，可以让所有人的心理慢慢适应。心态稳，村庄稳，稳中才能求进。村庄乱，整个改革成果将付之东流。我们需要慢点。

改革不冒进，不急于求成，进程是我们自己把握的。我们看重效果，看重收成，并不图争先进、当模范。

《村委主任》：您的这种思想，其他村干部、村民能接受吗？

杨福奇：我是教书先生出身嘛。我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要一开会我就讲。讲多了，大家一回味，真是这么回事。当然，讲只是一方面，行动、效果更能让人放心、安心、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