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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季羡林和一些清华校友一同前往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为期只有两年。为了在留学期限内顺利拿到学位，季羡林的其他清华校友纷纷拿中国题目做起文章来。就拿季羡林的校友乔冠华来说，他本科学的专业是哲学，到了德国，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庄子哲学的阐释》。中国人谈庄子，自然比较容易，结果，乔冠华仅用一年半时间就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季羡林有着十分扎实的中国文学功底，本科读的是西洋文学，擅长德文、英文，要想在两年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话，他的首选科目应该是中国文学，其次则是德国文学或英国文学。可季羡林思来想去，打算将无人问津的梵文作为攻读科目。
一位同去的朋友在与季羡林交流时得知他要选梵文作为攻读博士的科目，大吃一惊，就语重心长地劝他回心转意：“要知道，梵文非常难学，并且没什么用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可你为何偏偏选它呢？”季羡林微微一笑：“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梵文表面上看似无用，实则很值得研究――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要想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就要精通印度文化，这就要求我必须具备过硬的梵文功底。”
这位朋友听了季羡林的解释，认为他独具慧眼，但还是劝他慎重。在这位朋友看来，研究梵文一来耽误时间，二来难有建树，这将影响到季羡林的前途。但季羡林还是坚持己见：“若都去选容易的热门的领域，那艰难的冷门的却有着巨大研究价值的未知领域由谁去探索呢？”季羡林的这位朋友被问得哑口无言。
除了季羡林之外，其他和他同期攻读博士学位的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没有一人选择梵文，所以，季羡林是“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十分欣赏季羡林，尽管教室里只有一位学生，但是他讲得十分卖力，毫无保留地传授毕生研究成果，季羡林也学得十分认真。
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在古代曾经有过无上的光荣，可光荣是一回事，难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季羡林接触了才晓得梵文的晦涩难懂，感觉它就像是鬼造的一般：文法变化极其复杂，最要命的是，左看右看，就是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断开一个字，很多时候，即便自己断开了，字典上也查不到。
选择了梵文，就意味着要比他人付出多得多的心血。季羡林被弄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他的心里燃起熊熊怒火，他恨不能把书撕成粉碎。换作别人很可能会知难而退，但季羡林一心要把梵文拿下，硬着头皮往前冲，俨然一副山东汉子的做派。课余，季羡林经常研习着研习着就睡着了，但一觉醒来，他马上抖擞精神，重新投入到研习中去。
1941年2月，季羡林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虽说耗费的时间超出预期3年多，但季羡林关于梵文的研究取得杰出成就，为他之后进行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或许，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季羡林一样，面对未知世界，不是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去攫取，而是胸怀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迎难而上，勇敢拓荒。
（摘自《经典阅读》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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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想要有一点成就的话，我们就要有勇于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那些凑热闹的事情我们不能去做。”因此，我们要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2.杜绝急功近利，坚持脚踏实地。
当前，社会上有股急躁、焦虑情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了学风问题的严重。
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就应立志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绩，脚踏实地工作，不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诱惑。季羡林先生关于梵文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3.敢于在未知的领域做一个先行者和拓荒者。
正因为季羡林先生有着敢于担当、敢于攻坚的精神，所以他才敢于并善于从事在旁人看来极其冷僻而寂寞的行当，才浸淫其间数十年而不倦，硕果累累鲜为人知亦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