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摘 要】彭翼仲于一九0二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推动了白话文的普及，他开创了用新闻媒体舆论影响社会局面，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他扮演着时代赋予的多重角色：创业服人、实业家、启蒙思想传播者、社会运动先锋、教育改革的践行者。

【关健词】彭翼仲；民间报纸；多重角色

一、《京话日报》创报初期

恰如戈公振所言：“以庞大之中国，败于矗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抒其意见，亦势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对报纸的性质、作用及办报主张进行了大力鼓吹，掀起了中国维新办报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北京是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对报刊言论的控制极为严厉，舆论力量十分薄弱。彭翼仲在自述办报的原由时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从弟谷孙由申归，相与痛论时局，悲呛咨叹。手无寸柯，救时乏策。苦思多日，欲从根本上解决，辟教育儿童之捷径，遂有《启蒙画报》之举。”’所以，他首先在北京创办了《启蒙画报》，并接连创办了《中华报》和《京话日报》，从此踏上了兴办报业、维新救国的道路。1906年9月29日，京师外城巡警总厅以“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的罪名将两报查封，并逮捕了彭翼仲和杭辛斋。结果，彭氏被从重判处，远戍新疆达七年之久。

1913年4月，彭翼仲得以返回北京。虽历经磨难，然其志不靡。这年7月5日，在彭翼仲的主持下，《京话日报》在北京复刊。当日，他自勉题词“人活报活，社会欢迎，拈囊生忖，欺负平生。”报纸仅仅出了22天，又遭当局查封。同年11月1日，彭翼仲第三次办《京话日报》。1916年他因不肯附和袁世凯称帝，报纸第三次被封。袁世凯后，才重新使《京话日报》复刊。1921年彭翼仲去世后，梁漱溟因重视它的历史，接办报纸至1923年停刊。

二、《京话日报》宣传内容

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他提出过五项建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养学堂，从小就教他爱国。”

在政治领域及反帝爱国方面，他并不赞同暴力革命，而是持渐进的立宪改革的立场，“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自己变法，自己有权柄，外人压着变了法，权柄便属了外人”；“立宪的制度，正是万年有道的长基”；“立宪实是人民的大幸福”54。彭翼仲虽然没有一套严密完整的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但他对变法维新却有着丰富的见解，更为难能可贵的便是其将理想与现实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温和的变法主张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彭翼仲以报刊舆论为武器，对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做了许多艰难困苦卓有成效的抗争。在《京话日报》中，爱国反帝言论到处可见：《忠告日本内田公使》（112号报）、《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119号报）、《法国兵不法二则》（117号）、《俄国兵照旧逞凶》（188号）、《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282号报）等等，几乎对所有在华有利益关系的列强都有所口诛笔伐。“京城各界为洋人之威力所慑，上自政府，下及劳动，无一人敢樱其锋”，而《京话日报》“不畏强御，一鸣惊人”，所以“声价日起，销数遴达万份以上。

三、《京话日报》办报思想

1904年8月至1906年9月的《京话日报》，重在开启民智；而1904年12月到1906年9月的《中华报》则旨在开启官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彭翼仲看来，对儿童的启蒙教育绝非权宜之举，而是挽救危局提高国民素养的长远之计。在三份报纸中，最为成功的当属《京话日报》，“销数邃达万份以上”，成为北京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其开创的白话文的语言形式，更被后起的京城各大报刊竞相仿照，“不敢稍有更张”。4”以《京话日报》为首的这些报纸，将启蒙运动推广到相对闭塞的广大的北方地区和内陆省份，使这些地区久未感受过现代文明的民众初次侵染在启蒙思想的洗礼之中。彭翼仲明显地将社会结构分解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而《中华报》旨在开启官智，自然将受众定位在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僚群体。《中华报》的语言形式不同于《京话日报》的白旧采用了文言文，虽然其发行量不大，出版周期较长，但因其阅读对象是社会强势集团，因而其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京话日报》有两类特殊的读者，其一便是具有“天下第一号”读者之称的慈禧太后。“本报篇幅虽小，日进两宫御览，议论出入，关系重大，从中至少可以揣测出两点结论，第一，《京话日报》在当时北京报业中确属龙头老大，影响非凡，以至于引起最高掌权者的重视。第二，（（京话日报》切中时弊，慈禧想从该报纸了解民意动态，以至于《京话日报》成为朝廷的舆情参考。《京话日报》的另外一个特殊阅读群体便是当时驻京的各列强的外交人员。在《京话日报》第73至76号上，刊载有彭翼仲所作演讲《本报忽逢知己》。这里所谓的“知己”，其实是指英国公使萨道义。其实情则是彭翼仲获悉英属南非虐待华工，惨无人道，进而在报纸上大胆揭露，以此反对英国在天津一带招工。就此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京话日报》在95号报上的紧要新闻刊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对德国侵害我国国家的种种行为进行了大胆披露。结果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在《京话日报》创办前，北京的综合性日报只有一家《顺天时报》，尚且为日本人所握。“京城这样大的地方，除了官场学堂，看报的人很不多，买卖人等，更不知报是怎样个物件。经过彭翼仲等人坚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北京舆论大开，到1910年为止，北京先后又出现了十余种白话文报纸。眼睛向下和向上的结合，传上情导民意，多角度全方位地进行启蒙宣传。从报纸的定位来看，《京话日报》旨在开民智，显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下层民众身上。《京话日报》在栏目设置上就有“宫门抄”和“上谕”，用以反映宫廷动态，及时报导朝廷政策。“皇太后宵吁忧勤，总想望着民安国泰。政府里鞠躬尽瘁，也为的是治国治民。……报纸的责任，贵在通达民隐。”可见，即使对于《京话日报》一家报纸而言，已是尽可能做到上下兼顾，其在某个时期甚至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至成为当时“通上下之情”的主要媒介。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经过了一个由上到下，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早期的启蒙者所采用的主要启蒙方式在于著书立说，或者以办教育的方式言传身教，将启蒙的受众局限在狭小的精英知识分子圈内。康梁的维新变法促进了办报讲学等新式启蒙传播路径的发展，但仍然没有将启蒙思想深入平民大众，更不用谈及大众传媒了。恰恰是彭翼仲这代报人开创一些不同于前人的启蒙路径，并为后来者所广泛接受并加以发扬。彭翼仲开创了用新闻媒体舆论影响社会，传播启蒙思想的局面，这大大扩展了启蒙思想的受众面，加深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效推动了中国由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的转变。

【参考文献】

[1]《京话日报》，1904-1906年.

[2]彭翼仲自述，诚厚庵记录.《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上编）》.

[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6]李孝梯.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