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

摘　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城市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是对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缺乏对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而本文利用成本、收益、效用函数等基本微观经济学工具对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流动受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的阻力模型，从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阻力、心理阻力等七方面阐释“民工荒”的微观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三重约束；流动阻力；阻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10-06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达到1．06亿人。但自2004年下半年起，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

以“珠三角”的东莞地区为例。东莞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这次缺工潮在东莞也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人估算，“珠三角200万工人缺口，东莞占一半”。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其撰写的一份决策参考中描述了当地缺工的状况：“一年一度的招工是企业生产运作的第一道固定程序……过去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过去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如今却难现昔日的热闹，过去排队求职、人头涌动的工厂门前如今却门可罗雀。”

再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占比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浙江省劳动力短缺约50万人，占劳动力总需求量的35％。

在中国农业人口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现象，这不仅引起企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也同样引起国内学者的浓厚兴趣。有人认为，这是民工对权利缺失的一种自主反应；也有人认为，这是民工工资太低导致的结果；还有人认为，这是这些年来劳资关系恶化的结果；甚至有人认为，“民工荒”是一种假象，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一时众说纷纭。但综观各种观点，都只是站在某个角度看问题，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对“民工荒”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针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必须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有机的逻辑框架下做出全面的理论阐释，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措施。

二、相关文献及述评

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经过刘易斯本人的一再诠释(1958、1972、1979)，以及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等众多学者的相继发展，现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不同学者对劳

获得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但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60．37％，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分别仅占14．20％和12．10％。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信息量很小，而且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其主要特征：一是信息量少，内容单调，可靠性差；二是信息源头不活跃，也不丰富；三是信息联系渠道少，联系方式单一原始，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失真严重；四是信息价值含量低，信息价值转换空间小。因此，农民工就业信息的取得是高成本的，这也是一些地方出现“民工盲流”的重要原因。

(3)能力阻力。据统计，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4年，略高于小学毕业水平，农村人口拥有的人力资本低，并且我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不足1％。2001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如下：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为0．46％；接受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为2．02％；接受了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9．65％；接受了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8．8％；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为31．14％；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例为7．69％。正是由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素质普遍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种，导致农民工收入偏低，不足以支撑其家庭在城市定居生活。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因此，能力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的重要原因。

(4)风险阻力。工资兑付的风险主要来自农民工的非合同的就业方式。调查显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没有签订的占了30．62％，有15．68％的农民工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用工合同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20．86％和40．67％，认为没有用的占13．95％。调查显示，农民31212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60．37％；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28．02％。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为47．78％，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分别达到35．68％和15．68％。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底，9400多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已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工资被拖欠甚至被拒付的风险阻力，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预期，使得一些辛苦劳作却又无法领取工资的农民工无奈地离开城市。

(5)价格阻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及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阻碍，工农产品相对价格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大。从城乡消费品或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来看，由于近年来城市物价上涨，其中房租、医疗价格、外来民工子女借读费等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较快，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增大，致使一些农民工选择返

乡。而从工农产品相对价格来看，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而农资产品价格如化肥、薄膜、种子、农药等价格上升受到政府规制，致使工农产品相对价格变低，农民增加了返乡务农的积极性。

(6)政策阻力。政策阻力包括了歧视性政策对农民工流动产生的阻碍，以及农村税费政策对农民工的逆向吸引。现行的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对农民工歧视，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久居留。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使他们流则有根，出而能退，进退有路。因此，目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候鸟式”的生活和就业方式。现阶段大力推进的农业税费减免的改革以及粮食“直补”政策，又使得一些农民工纷纷返乡务农。政策性阻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最大阻力。

(7)心理阻力。农民工的心理阻力来自于工作压力、性压抑、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以及乡土情结等情感因素。调查显示，农民512512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40．30％，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再加上回乡投资、子女上学等因素，劳动力回流比较明显。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为39．07％，计划在原城市里长期打工的占8．13％，视工作情况定夺的占37．48％，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心理阻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流动受多种因素制约，现阶段出现的发达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各种阻力导致劳动力流动不通畅所致。一些企业为了解决用工问题，采取了为农民工提供带薪休假、报销探亲往返车船费、准时发放工资以及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农民工。但从长远看，农民工流动受到的阻碍重重，单靠个别企业的行为只能解决该企业的燃眉之急。因此，需要政府相关配套政策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2．阻力模型的政策含义

虽然阻力模型是基于对劳动者微观行为机制考察，但它却不失宏观政策含义，使得相关政策的制订更具有针对性。根据阻力模型分析，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顺利转移，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阻力系数。

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输出的集中地区，要建立健全企业用工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应积极参与对企业用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公布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要建立和规范劳动力中介市场，严厉打击虚假信息骗取农民工钱财的非法中介组织，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严格控制信息价格，降低农民工的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规范用工行为，降低工资兑付风险。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应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法律法规上彻底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不缺少法律和政策，关键是执行环节，相关部门应在执行上不“打折扣”。

第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取消就业限制，并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减轻其成本负担。在消除二元户籍制度方面，可以考虑建立“农民工身份转换制度”，以在城市工作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为主要条件，给予农民工城市户籍，从而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早在2001年国家就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目前的关键是要把政策进一步落实下来，还要通过发展民办教育缓解农民工子女就学难。

第五，关爱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应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娱乐活动场所，为夫妻分居农民工提供配偶探亲便利条件，形成尊重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等，减轻其心理压力。要重视农民工的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参与权和享受权。建议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将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文化权利三大核心问题纳入国家立法轨道，过渡期内可考虑先出台一些条例或地方性的法规。

责任编校：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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