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定书院初探

摘 要：书院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从唐朝开元年间开始出现，到清代达到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在清代，保定不仅是河北拥有书院最多的地区，而且其办学性质、教学内容、考课制度、教学环境等都具有显著的特色。作为学术研究的阵地、文化交流的场所、读书育人的机构，清代保定书院的功绩不可磨灭。而到了近代，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之下，保定书院历经近代改制，转化为新式学堂，为河北的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清代；保定；书院教育；莲池书院；书院的近代改制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26-0005-14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五年，唐朝政府组织文人于乾元殿校理经籍。为此，遂将乾元殿更名丽正修书院。书院之名正是始于此。”[1]书院起步之时，其职能甚少，主要是帮助君王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之用。唐末五代时期，政局混乱，战争连年，文化事业不可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书院在起步之初就遇到了瓶颈，不过尽管书院数量较唐朝减少了，但是也正是由于战争的摧残，官学废弛，文化下移，书院的教育职能开始略有所现。北宋初年，为了减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补充官吏后备军，私人书院开始兴起，教学职能继续增强，内部结构也开始完善；有的书院由于生源众多、规制健全，又有名师压阵，一时甚至已经成为方圆数十百里的学术中心，最有影响的当数白鹿洞、岳麓、嵩阳等6大书院。沿至南宋，书院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分布面积之广，数量之多，已经是空前的。之后的宋元接替，虽然对书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和元世祖忽必烈的开明之举，书院在元代也呈现出了退中有进的曲折发展之势。1368年，朱元璋元朝，建立明朝，中国的书院史也开始翻开新的一页，教育职能开始向基层及社会化变动，推广讲会制度，书院数量速增，学术氛围浓厚。清代书院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逐渐恢复的顺康时期（1644-1722年），迅速发展的雍乾时期（1723-1795年），出现中衰的嘉同时期（1796-1874年），以及书院改制的光宣时期（1875-1911年）。有学者称：“清代的书院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禁止、限制到鼓励、提倡， 最后到改革、废止的发展、演变的过程。”[2]身处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保定作为清代直隶省（主体区域为今河北省）的首府，其书院发展也必不可少地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从中呈现出区域社会的办学特色，并且发挥出在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新教育转型中提供有益资源的积极作用。

一、清代保定书院概述

清代河北称直隶，因其拱卫京师的特殊地位，被称作京畿重地，畿辅首善之区，为各行省之冠，保定则为直隶省省会。因此清代保定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不仅在数量上冠绝河北的其他地区，而且在书院制度、教学环境、考课方式、教学方法等方面为河北其他地区之典范，扮演者引领或表率的角色。因此，探索清代保定书院，实为了解清代河北书院的制度、职能以及精神等方面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精彩个案或样本。

据统计，清代保定共建有书院26所，除一所在保定市区外分布在现在下属的18个县（易县、 徐水县、 涞源县、 定兴县、 顺平县、 唐县、望都县、 涞水县、 清苑县、 满城县、 高阳县、 安新县、 雄县、容城县、 曲阳县、 阜平县、 博野县、 蠡县）和4个县级市（定州市、涿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这些地区在当年清朝的时候几乎都拥有书院，形成整个保定地区教育文化的重要积淀，是保定享有文化名城美誉的重要原因。保定清代书院分布如下表1所示。

根据以上表提供的内容信息，可以得出清代保定书院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清代保定书院数量多，分布广

清代保定的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冠绝河北其他任何地区，而且分布面极具广度，而不是集中分布在保定市区，在保定下属的各级县市我们都可以领略书院的风采，点面俱全，共同交织了清代保定书院的分布结构。保定市区1所，莲池书院；易县1所，双峰书院；定兴县3所，范阳书院、河阳书院、紫峰书院；安新县2所，渥城书院、葛乡别墅；容城县1所，正学书院（正义书院）；涞水县1所，涞阳书院；满城县1所，玉川书院；定州市1所，定武书院；曲阳县1所，瑞灵书院（恒阳书院）；徐水县2所，古遂书院、凤山书院；望都县1所，尧台书院（龙泉书院、小莲池书院）；阜平县3所，育才书院、启秀书院、龙泉书院；涿州市2所，古洹书院、鸣泽书院；涞源县1所，正谊书院；唐县1所，唐岩书院（焕文书院）；蠡县1所，成材书院；高阳县1所，濡上书院；高碑店市1所，紫泉书院；雄县1所，雄文书院。这就充分奠定了保定的历史文化底蕴，保障其人才培养及合理布局，使保定地区的文化传播更加流畅，也更加厚实。

（二）清代保定书院官方力量占主导

经济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教育也不例外。在清代保定的书院中，书院的创办既借助民间力量，也依靠官方的投资，而两者之中，又以后者为主。官办书院主要是由官方资金维系的，其教育教学活动和管理经费均以官方出资所占权重比例最高；民办书院主要由民间力量捐资或集资来支持书院的运转，其书院所占比例较低。保定的书院，由于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财富、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滚入，为其沿袭及扩充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由此书院的巅峰期也顺势到来，甚至成为一方的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中心。清代保定书院办学性质见表2。

（三）清代保定书院的曲折嬗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起步、发展、高潮、低落的过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同样也是如此。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清代保定书院的曲折历程，笔者根据搜集到的文献资料，特列清代保定书院的创建时间分布表（见下表3）。由表可见，在康乾盛世，清代保定书院的新建数占据了保定书院数的一半之多。可以说书院（尤其是官方书院）的盛衰与时代的背景及其此期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状况与水平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而在战事不断的清初顺治年间以及饱受西方压迫下社会急剧震荡，传统教育制度日渐落寞的咸同年间，书院也相应地呈现出低迷的一面。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光绪与宣统年间（1875-1911年）保定所辖区县未曾出现过新建的书院，这显然会让人格外惊诧，但细思之，书院改制之议虽然出现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加深的内忧外患背景之下，但1875-1895年的20年间，洋务运动的西化势力在教育上已开始冷漠包括书院在内的传统教育体制，以洋务学堂为代表的西方新式教育作为模式取向，旧有书院的维系已是异常艰难，何来拓展疆土。而反观中国当时偏远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办理情形却有相当比例书院的问世，又据笔者的研究统计表明：同是河北境内的张家口、承德、石家庄、邯郸等地也有少量书院创办于此时期。[3]这种表现反而证实了保定与天津在当时属于京南重镇，为开风气之先与新学昌盛之区域，亦为西化观念甚为强烈之地，其近代新教育足以抗阻旧式书院的扩张。

二、清代保定的著名书院

由于清代保定书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以论文的形式一一详细介绍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主要剖析保定4所著名的书院：容城县正学书院、保定市莲池书院、望都县尧台书院以及定州市定武书院。由此，我们共同走进保定书院历史的文化故居，来探索清代教育制度在保定古城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一）容城正学书院

清康熙八年（1669年）容城知县赵士麟创建正学书院，设于城内（西）大街路北县治东。史志文献记录表明：该书院系由学术讲演的社会教育组织演化而来，倡建者起了核心主干作用，同时又得到商绅的赞助：“先是公每朔望率绅衿诣明伦堂讲解经义，一时冠冕，云合雾涌，几不能容，遂谋为书院之置，而难其地与首倡者。会中贵杨偶抵邑，闻之欣然，购得大宅一区，估金三百定券，俄顷，慨成斯举，有所不足，公则捐俸倡募以足之。其立绰楔，加丹垩，置书籍，次第毕举。”书院后因时代的急骤动荡而衰颓。

正学书院建筑布局分前（南）后（北）两个院落，屋舍共计31楹。“讲诵燕息庖游之所，靡不备。”[4]后院两房为正厅，名“敬一堂”，东厢为注讲课试之所；仿宋代经世派教育改革家胡瑗（字安定）遗意，前院东厢名“经义斋”，西厢为“治事斋”。

胡瑗（993-1059年）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因祖先居安定（今陕西安定县），世称安定先生。少年刻苦好学，曾远游泰山读书，十年不归，学业上取得很大成就，被推崇为宋代学术开创者之一。42岁返苏州开办私学。次年，受苏州知事范仲淹之聘，任苏州郡学教授。50岁前，又任湖州州学教授。60岁调任国子监直讲。各地青年纷纷慕名来太学求学，至学舍不能容，取旁官署充之。直至67岁因病辞职南返杭州休养。辛勤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先后教育1700余人。胡瑗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反对当时专尚声律浮华之风，提倡“明体达用”之学。“明体”，即明六经的道理；“达用”即按照六经的道理去运用，学习各种实际的专门技能，如农田、水利、算历、军事。在苏、湖州学任教期间，对教学进行大胆改革，根据学生的才能专长、兴趣爱好采取分斋教学，把学校分为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以学习六经为主，治事斋设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算历等科。学生因其材分别进入两斋学习。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择一主科，又加习一副科。改变了“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流弊。又严立学规，以身示范，注重人格感化，被称为“苏湖教法”。庆历4年，京城开封设太学，曾下诏采用胡瑗在湖州教授的方法为太学法，对宋代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5]

自宋代以后，官学书院的教学组织方法及课程内容编制也不乏采用分斋教学的思想及措施。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传统教育日渐式微，西式教育成为主潮的背景之下，新教育的提倡或鼓动者仍提议在新学堂的知识传播、技能培养及实践操作沿用苏湖教法，这就体现了这种宋代实学经世致用派所发明的教学方法已经包融了工商业精神及实用技术型人才的训练理念。保定容城正学书院在清代康熙年间的办学设计是一项可贵而且有远见的方略，这在直隶省，乃至北方其它书院中也十分罕见。

容城正学书院的管理较为正规，开始设有院董，首任张传新，继任杨巨卿，再任梁卓峰。此后，由院董依据德行、声望以及学术影响聘请地方贤达、硕学或名流任书院院长一职。再后，由县学教谕兼管。[6]教谕，宋至清地方官学教育机构学官名。宋始设于京师小学，负责教导和考校学生，为正九品官。崇宁四年（1105年），各州设武学教谕。政和五年（1115），各路置医学教谕。高宗时，部分未设教授的州学亦置。自元以后，为县学学官，职掌教导生员及文庙祭祀。清官阶为正八品。[7]以县学教官教谕为书院院长，是书院由元代开始走向官学化的措施及内容之一，至清代此举尤盛，由此也折射出书院官学化的加深，甚至可以说书院与官学的差距已经很小，几乎成为官学教育的另一种类型。当然，仍然不能说两者是一种对等关系，主要在于书院相对于官学而言，无论在办学目的、教育内容、教育经费，还是师生关系及组织方法，仍保留其个性特色，哪怕是微小的。正学书院的情形也正是如此。

咸丰六年（1856年）正学书院改名为正义书院。据志书记载：“正义书院，在县治东，原名正学书院，有地一一二亩，作为经费。咸丰六年，知县张某捐资，发商生息，以资膏火。”[8]正义书院订立辨学、立志、明性、正心、慎独、躬行、笃伦、改过、虚受、读经、持久、申约等12条《兴学会约》，集诸生会讲其中。书院学制无明确规定，只在每月“初二、十六辰刻”，赵知县亲“集邑之学士，大夫及善民俊彦”于书院的明伦堂内，“与诸生讲论”。办学宗旨极为明确，每每针对“近世言学者”、“心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驰”的弊端，“讲经义”、“阐明正学”，“以正人心，敦风俗”，并要求诸生“首以去欲存理为急，次即以躬行实践为先”，并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书院的组织纪律亦有严格规定，要求“诸君每月纵有俗务相妨，亦须破冗一会，共成远大”。书院办学效果显著，颇受学林士子欢迎，每逢“诸生讲论”的日期，常常有绅士、学子乃至民间自学者前来聆听，出现“观者如潮”教育传播景观。

正义书院的“延师月课之资”来源有三方面：其一，官拨经费，“旧有篝火生息京钱一千二百吊，新增篝火生息一万余吊，以为延师月课之资。”其二，收纳地租，“书院地六十四亩”，“村民耕种，免差役，延掌教，收其籽粒”，“以为延师之用”。其三，士民资助，“邑侯捐俸钱，邑人捐钱，发商生息，”为书院提供图籍纸墨之费。[6]

从正义书院办院经费的筹集途经及方式的材料内容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1.书院经费对于教育常规的运行及人才培养至为关键，可以用经济基础对教育活动的制约性加以诠释。一所县属书院的经费来源及功用划分有如此细致规定，足以证明其作为办学生命线的意义。2.经费来源既有学田制作为基本来源或稳定物质保障，也有官府拨款资助以及绅民捐资的经费，体现出多元化筹资思路及政府与民间统一力量办学的理念。3.源于政府投入资金的比例较高，表明官方对书院掌控的意向明晰，当然此点在不同书院表现不一，同一书院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取向也有差异。这又可以用官学化程度高低作比拟，须知政府投入资金办学既是重视，也是掌控，一如“天上不会掉下馅饼让你享用”一样的道理。4.经费分项使用，划定不同渠道资金的教育支出定向，或许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也大致包容了各项支出的比例数额的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书院经费的管理方式，而且部分资金“发商生息”已带有商业资本经营的萌芽，反映了清代中晚期社会已由农业手工业传统经济模式走向工商业经济近代形态的迹象，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以此可观察近代早期经济制度结构的性质变化。

清人崔蔚林撰述《正学书院碑记》收入赵士麟修，李进光等撰康熙《容城县志》卷7“艺文志下”；清人吴思忠撰《正学书院记》收入俞廷献等修，吴思忠等纂光绪《容城县志》目录前。

（二）保定莲池书院

保定莲池书院创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是年，清廷诏令各省在省会建立省级官办书院一所，其规制相当于后来的省立大学，由总督亲自督查和领导。直隶总督李卫接诏后，立即召集司藩（布政使）王谟、司泉（按察使）窦启英、观察（清河道员）彭家廉、郡守（知府）朱寿图、清苑县令徐德泰等所属官员会商，决定在莲池“因旧起废，建为书院”。建院工作由徐德泰具体主持。经始于雍正十一年五月，落成于同年9月。除了动支公费数千两之外，所差款项由李卫捐养廉银补足。

莲池书院的建筑结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莲池西北，长10丈，宽16丈有余，占地约30亩。这里原有南向厅堂，堂后有精舍便室，东西廊庑，及大小曲房若干间。圣殿、考棚及院长校官厢舍都集中于此；另一部分在莲池东南红枣坡一带，旧有敞轩曲廊，又增建南向厅堂5间、东西精舍3间、亭1所，筑起三面砖墙，起名为“南园”，这里环境清幽，为学生自学、切磋研讨之胜地。随着莲池书院办学声望的提高和藏书的增多，使得慕名前来的学习者日渐增多，以至将院长校官的住房腾出来也难以容纳，许多求学者“怅然而返”。针对这种情况，院长黄彭年于光绪七年（1881年）禀请直隶布政使任道R批准，由保定府负责为书院增建讲舍。当时在西院增加9间，东院扩建11间，修葺旧房4间。经过此番拓展，书院占地面积增至五六十亩左右。光绪八年（1882年），黄彭年院长又在院内添设“学古堂”一座，在此为学生开设朴学课。[9]

莲池书院内提倡尊师爱生，师生关系融洽。例如，光绪三年（1877年），书院主讲者、新城（高碑店）王振刚卒于书院返葬故里，“门人致衰麻治丧事，男、妇哀号奔赴，葬期不约而会者数千人”。[10]相关文献对此有诸多记载，如：“（振刚）著录门下千余人，年七十一卒于书院，返葬新城。门人咸服衰麻，远近奔赴。贵筑黄彭年往会葬，道中相逢，皆奔丧者也。彭年叹曰：‘嗟乎！郭林宗、陈实何以异哉’。”[11]王振刚与学生密切挚诚、感人肺腑的情谊可从学生的治丧送行场景中窥见一斑。这一幕虽然不是亲人诀别，却超越了血缘至亲，是凝结永久的师生情愫的永恒与神圣，升华并绵延至无限。又如黄彭年曾为学生孙彦三写的哀辞中有“同道有朋兮，风义相敦”之句。可见在书院办学中教师是以朋友平等关系对待学生的。

莲池书院作为当时的京畿地域最高学府受到众多学人的追捧，此外，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对莲池书院非常重视，乾隆皇帝本人对书院的建设就非常重视，曾三次莅临书院视察，并钦赐“绪式濂溪”匾额，且多次赋诗以勉励院中众师生。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巡视莲池书院时，有《莲池书院》诗云：“西巡回驻郡城边，便幸莲池读爱莲。不必有花识君子，所欣此地育英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再次游历莲池书院，有感而发，《辛丑仲春月下至莲池书院成什》诗云：“书院实在此，亭台增新样。端乃开于方，成事不说放。兴学则其善，历任踵相尚。兹来阅诸生，颇觉知趣向。所期正学敦，讵夸辞藻畅。处为传道器，出作济时匠。朴方在此，灾毋或忘。”而莲池书院培养出来的名人更是不计其数。虽然随着旧的教育制度的土崩瓦解，曾经辉煌一时的莲池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它曾经的大放异彩，在整个书院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综上可知，莲池书院的发展得到了直隶地方官府的强力支持，在一代又一代杰出院长的带领之下，书院规模逐步扩大，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学术探讨与研究愈来愈丰富，其间充分体现了兼顾莲池书院以学术研究和科举人才培养为双重使命，尊重知识，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书院精神，使其在办学效益及质量等方面声望日显，蔚为北方最著名的书院，更是清代直隶各地书院之楷模。

（三）定州市定武书院

清乾隆三年（1738年），定州州牧姚立德创修定武书院，州牧沈鸣V继修。初创时有讲堂3楹，学舍数十间。书院以“读孔孟之书，辟邪异之说，洁其身，励其行，朝夕砥砺观摩，共相期于远大”为宗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州牧郭守璞重修。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州牧袁俊改“定武”为“奎文”。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州牧宝琳捐廉修葺，仍复名为“定武”。[12]咸丰七年（1857年），知州王榕吉请改归绅士经理，所有历任捐置地亩及发商生息钱文，交绅董支领，作为办院经费，重修斋舍，明定章程，以垂久远。其中主张院务经官绅议定“俱由绅士经理，所有董事分监院、营造、催收、支发，各司其事”。监院“专营供应山长，稽查生童”，其他则管房舍修建、租谷收取、经费支发。咸丰九年（1859年），又将聘请山长之权归于绅士，规定“耆宿非畿辅人，文不得取方言”者方可任院长。此时增建南院、经舍、讲堂，筹钱3000千文、纹银500两，发商生息，以增膏火。

书院日常教学活动的考试测评方式为考课制度，有官课、斋课之别。官课是指地方官员出题，主持并评阅的测评手段，如清代直隶清河县（属邢台市）经正书院每月“初三为官课，县官莅书院点名发题，生童各四子书题一、试贴诗题一、由官评定甲乙。”[13]斋课是指书院山长（院长）主持、命题、阅卷的考评方式，如清光绪年间直隶遵化州《燕山书院条规》：“斋课每月定于初七、十二、廿二、廿七等日，凡四课、院长命题、阅课。如有代倩、抄袭诸弊，定令改作。”直隶滦州（今石家庄滦城县）《海阳书院考课章程》：“山长斋课，随大课之月，以十六、廿六为期。十六课一文一诗，与官课同。至廿六，或诗赋、经解，或策论、算学，迭以各体试之，亦分经义、治事之遗意也。生徒成绩则张榜公布，以示劝勉。”[13]定武书院订立《课士条规》，规定每月官斋课各1次，生员取25名、童生取5名，分别依考课成绩等次，予以奖励。书院的考课管理非常严格和细致，“在院作课，不许私行出外，违者削除”，对考课时间作了明确规定，“日落交卷，不许继灼。不完者不录”等等。定武书院严格的考课规范对生童的自律意识、书院的考风纪律等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时其他书院所效仿，也可为当今的考试政策提供某方面的借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派遣留学，废科举，建立新教育制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定州绅士王振、谷钟秀等改定武术院为定武学堂，旋又依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中等学堂章程》有关设学条款规定，命名为定州中学堂。1913年改为省立第九中学。

（四）望都县尧台书院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县令卫学诗追回被侵占的义学田及应缴租金，借尧母祠东西两廊房舍延师课士，招收科举世子肄业者就读，院因建于尧母祠，取院名为尧台书院。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县令沈寅重修尧台书院，因县有龙泉之胜故更名为龙泉书院。嘉庆四年（1799年）县令赵锡蒲认为书院设于尧母陵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在尧母祠右边另建1座讲堂，书舍3间，置学田100余亩，从此书院有专地，易龙泉书院名为康衢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县令吴步韩在康衢书院荒废40余年后，筹谋恢复，南关黄桂林捐200金，重建讲堂3间，书舍3间，西舍10间，大门1座。因院内池莲茂盛，即景易康衢书院名为小莲池书院。[14]后有文人吴小岩《题望都小莲池书院》云：“修我墙屋，非直为观美也，比及三年郁郁乎文哉，于斯为盛；率其子弟，又从而礼貌之，有能一日孳孳为善者，何用不藏。”描摹出尧台书院当时的胜景。

对尧台书院的此番变故及新的转机，县志史料有详实记述：“过此以往，渐又废弛，邑宰疲于差务，弗暇劝学，学田百余亩，奸胥侵蚀殆尽，院宇倾圯，移瓦木而济他工，曾四十余年间，盖将鞠为茂草之场矣。道光二十一年，邑令吴公步韩筹复旧规，南关黄生桂林独力输二百金，重构讲堂三楹，西舍十间，大门一座，右外除两间，明经广文麻元直种池莲益盛，吴公以曾垣莲池书院之目，故亦即景易名曰小莲池。”[15]

至此，小莲池书院有院田地共5顷32亩5分4厘9毫，每年收租京钱221吊664文，且分载各段之坐落亩数租户姓名及租值。书院经费成本六宗，共京钱4330吊文，发商生息。自此书院膏火倍增，应课者日多，达到盛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增建文昌阁。次年，受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些特定历史事件影响，尧台书院（小莲池书院）停办，匆忙结束其夕阳光彩之一幕。1901年，邑人麻孟海在旧书院基础上改设初等小学堂。

卫学诗撰述《新建义学（尧台书院）碑记》收入清人李鸿章等修，黄彭年等纂光绪《畿辅通志》卷114“学校志”。清人赵锡蒲撰述《康衢书院碑记》、吴步韩撰述《小莲池书院碑记》，均收入陈洪书原本，李星野重订光绪《望都县志》卷9“艺文志”。

三、清代保定书院的教学

清代保定书院发展迅速，分布面广大。但由于大多数为官方创办，在官方的思想干预下书院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书院的教学目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有了一定的倾斜而偏离了书院的初衷，但较之官学的教学活动仍然更显规范有序，质量及成效均更为显著，有影响力，不乏其教育的功能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清末兴学的策略中才有改书院为学堂的选项及举措。

（一）教学目的

清代保定书院数量多、分布广，但就其教学目的而言却基本一致，即培养科举人才。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开始产生，对教育发展起到了督导和控制作用。科举制度也成为官学和私学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指挥棒。书院在产生初期，目的就是为了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因此书院起初对科举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书院官学化的进程加剧，在书院教育方面，官办书院比例不断上升，书院教育的科举化倾向渐趋明显。这一点通过清代保定书院的各类章程所确立的有关条规可以得到体现，上述代表性书院的素材也能加以说明，不再赘述。

（二）教学对象

清代书院主要是作为官学的配套机构而存在的，专门招收官学生员肄业其中。在院肄业的生童分为“正课生童”和“附课生童”两类。“正课生童”是正式的，分为“内课生童”和“外课生童”两类。书院招生不仅有身份的限制，而且还有地域的局限。一般来讲，省会书院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府州级别的书院一般都在本府州招生，县级书院也在本县招生，而且为保护本地区有限的教育资源，明确规定外地士子不得冒籍。保定的莲池书院为总揽全省较为完备的书院，每年正月招生，择直隶全省十一府六州中学行兼优者为士子，其中莲池书院与省内一般书院不同，它只招收生员及秀才入院学习，这些生员由省内各府州县选送，再由莲池书院考试合格，并经过省级教育官长批准，才能成为书院的学生。这种层层把关的做法，十分有助于提高书院入学生徒的质量。在莲池书院发展的后期，又吸收了一些举人和贡生入堂学习。由于生源较好，且师资和教学条件优越，所以科举及第率极高。而那些州、县学院招生虽对生徒有身份的要求，但由于只能在本地招生，生源素质与省、府的书院根本无法相比。[16]

打破地域界限显示出书院办学的开放态度，具有包容气象及宽广胸襟，有利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及文化建设，同时也是书院知名度提升的品牌效应，这在少量书院才能具备。莲池书院自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打破地域限制，招收寄居本地的外省学生，并给以同样的奖励与待遇。并且其招生范围除了打破地域界限，还打破了国家之间的地理疆域，在后期曾招收日本留清学生，淡化了教育的国别差异。光绪十三年（1887年），日本青年宫岛大八到莲池书院留学。[17]吴汝纶任院长期间，许多日本学生负笈来华，前来求学。莲池书院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这在清代书院教育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由此表明，莲池书院在清代官办书院中的地位及水平，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已经居于领先的地位。这种具有国际化教育水平的活动，更带有现代教育的因素，具有前瞻性意义。

清代保定书院学生限定受公费的名额，在名额之内的被称为正课生；膳食及学习其他支出自费的学生被称为附课生，还有一部分走读生被称为外课生。莲池书院的学生还包括那些参加莲池书院每月的“官课”“斋课”“古课”的外课生。保定各地书院正课生与附课生一般在院内食宿，通称内课生。正课生如在每年甄别考试中出现不及格的情况，即被取消入院读书资格，由附课生递补。这种通过测评考试，以学业成绩或能力表现为依据促使学生竞争流动的机制，有助于办学机会平等及开放、透明的管理体制的形成，使经济奖励的杠杆作用与学生的成长发展变化统一协调，真正发挥办学的质量效益。

（三）教学内容

清代保定书院大部分以培养科举人才的教学目标为指导，因此在教学训内容的设计上多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教学方法也多以背诵经文、练习八股制艺为手段。在莲池书院，我们可以看到书院的教学科目和内容均以儒家经典为主。根据教学课程的极端针对性，可以看出书院已经基本上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见下表4。

（四）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是教学活动的依托或凭据，属于与目标、师生、教材并列的四大教育要素之一，不仅具有形式的作用，环境的育人性本身便有内涵或精神的力量。当代教育学的潜在课程、校园文化乃至课堂气氛都以此为聚焦生发出论题。当然，这也意味者教学环境内容丰富，要目、指标或因素可从不同教学视域设计呈现。古代书院教学环境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表现方式。清代保定书院教学环境的独特性体现在院址的选择、书院的空间布局以及书院的楹联、诗赋和碑刻三个方面。

1.书院院址的选择

从书院的选址来看，一般都位于树木环绕、风景秀丽、远离尘世喧嚣繁杂或车水马龙之地，属于山林僻静之处；从建筑风格来看，古典、悠远与意趣生动的建筑理念，曲径通幽、错落有致的精美画面，无不使人乐于欣赏而沉迷其中。清代河北保定书院自创建伊始，就十分讲究院址的选择，书院大多建于景色雅致优美、或依山或傍水的风景胜地。教育教学活动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条件，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灵活多样，尤重背山面水，山环水绕之势。这与我国古代文人讲究人与环境的协调，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一致的。如保定高碑店的紫泉书院，是由紫泉行宫旧址改建而来的。紫泉行宫位于高碑店市新城镇紫泉河边，是清朝皇帝南巡的驻跸之所。作为新城八景之一的紫泉书院，内设宫殿、屏山、石径、竹埭和敞轩，带有镜湖、拱桥、舫室、箭厅，建筑宏伟。然而，在封建社会末期，书院建置的山林化倾向受到官学化的影响，远离尘嚣的书院虽然清净有余，但是不便于官方的控制和管理。所以清代后期保定书院的选址呈现出由僻静幽雅的山林逐渐向喧哗入世的城镇靠拢的趋势。保定安国县将贞文书院置于城中文庙后，所处位置在这一华北地区著名“药都”商贸物流的“黄金地段”。所以不难推断，贞文书院所处的地理位置在走向毗邻地域政治中心及工商贸易活跃社会化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书院自然生态环境失落对人的生命及人文价值意义的损伤。

2.书院环境的空间布局

清代保定书院在讲究院址选择的同时，还非常注意加强院内布局以营造如诗如画的院内风景。书院的主要建筑，如门、堂、阁、祠、楼等都位于书院垂直的中轴线上，少则两、三进，多则四、五进，根据书院规模而定。这些建筑的大小不同，功能各异，形成明显的纵向空间序列。这个空间序列层层推进、逐步深入，建筑的等级和地位也随着空间的不断深入而提高，愈往后则愈尊显，这就是古人所推崇的“礼制”的体现。书院也考虑到了古人对大自然中唯美景色的追求，亭台轩榭、曲径回廊、花草树木，不一而足。精巧的建筑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相互映衬，共同营造出诗情画意般的韵味。例如莲池书院，坐落于古莲花池之中，古莲花池是唐上元年间在临漪亭的基础上扩建而来的，因荷花繁茂而得名。经过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和修葺，在清乾隆年间形成了著名的“莲池十二景”：藻泳楼、篇留洞、含沧亭、春午坡、高芬阁、万卷楼、北草堂、宛虹亭、鹤柴、蕊幢精舍、绎堂和寒绿轩。亭榭楼台，布局严谨，登高环顾，水中芙蓉拥翠，荷花亭亭玉立，柳丝袅袅娜娜，小桥流水，湖光山色，是冀中平原上一颗古代园林明珠，素有“三湘七泽”、“市中蓬莱”之美誉，与颐和园、拙政园、豫园等齐名，为我国十大历史名园之一。[18]作为一所全国知名的省级书院，莲池书院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整个空间布局方面都具有其他书院无法企及的优势。保定各县级书院在环境从建筑的空间格局上也各有千秋，具有相互媲美之势。

3.书院的楹联、诗赋和匾额

书院教学环境当中另一个极具特色的方面就是通过嵌碑立石、命名题额、匾联书法等，创造出浓郁的古典气息和斯文典雅的境界。清代保定众多书院的命名和大量使用的画、匾、联都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其园林意境不仅能营造出令人无限遐想的“心理空间”，而且还能延续悠远的“空间历史”。[19]清代直隶省会保定府的莲池书院自开办伊始就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不仅书院常年经费由政府定期拨发，并且历任总督也常来巡视，加之学者名流芸萃，乾隆皇帝曾三次莅临书院，赐“绪式濂溪”匾，并多次亲笔题咏和赞扬，造就了莲池书院的人文氛围及文化积淀的浓郁而深沉，在直隶乃至全国的书院中都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

清代保定书院的文化、建筑、环境、刻碑等，对当地来说也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和古城文明的今天，书院作为其中的一个突破口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这不仅对于我们研究所处地理范围的书院教育史有益，也对我们研究其所处区域的古代文明史、教育史、建筑史等诸多相关领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搜寻、整理、宣传书院历史的印记和价值。从区域角度来研究书院史，无论是在文化传播、学术创作，还是在教育文明、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不失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有意义工程。

五、清末保定书院的近代改制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对中国古代文化、风俗的形成以及教育和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勋。然而时过境迁，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隶地区先后受到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影响或冲击，被迫开始教育改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书院进行调整。在客观上，伴随着西方洋枪洋炮的长驱直入而不断涌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已经无法等待中国书院缓慢的自身调适了。在“西学”、“西艺”的剧烈冲击下，清代保定境内的书院几乎全部被废除。至此，清代保定书院光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入了历史的殿堂。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被称为书院的近代改制。书院改制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

第一，书院办学体制自身的弊端。清末书院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士风浮动，制度腐朽，成为教育革新与社会进步道路上巨大的障碍。书院改制，既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书院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落后于时代社会的需求。由于清代保定书院大部分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因此书院的基本内容是各类儒家经典、经史子集、制艺帖括，核心以“四书”“五经”命题，答题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答题按规定的注疏阐发，不得自主发挥，自创见解。清朝规定，乡试、会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科举考试的体裁及方式是“八股取士”。清代保定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文体。为了使学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很多书院直接教授生徒写作八股文和其他各种考试文体。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严重禁锢了生员的思想，而对西学东渐大潮下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以及社会产业经济结构的剧变，无力招架，难以适应，可谓回天乏术。这也是书院日趋走向衰落及低迷的重要原因。

第三，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书院教育必须经历蛹蚕蝶变的痛苦转折。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面对西方的利器，中国政府才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而科举制所秉承的儒家学说已经不可能拯救中国了。作为清代传统教育组成部分的书院改制势在必行。清末中国士人“不再局限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再向后看，只从历史中寻找依据，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外，力图在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可以接受的前提下，接受西方教育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教育加以改造。”[20]

根据已有资料，将保定的书院改制情况呈现在表5之中，可见清代保定书院的改制时间集中在1901年到1905年之间，从保定市的莲池书院到县属的大小书院几乎全部改为学堂。

总之，晚清书院改革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保定书院的改制也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有着与其他地区书院改制相同或相似的背景，也有属于河北地区特有的因由。清末全国范围的书院改制从、百日维新失败，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改书院为学堂，经历了一个“改制―照旧办理―再次改制”的曲折过程，最终书院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保定书院的近代改制作为全国改制浪潮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加速了晚清科举制的废除，推动了燕赵大地大量新式学堂的涌现，也促进了河北地区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保定书院的近代改制是将书院这一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了改造，实现了教育资源由古代到近代的转换，使之重新成为符合社会发展和需要的近代教育形式，继续为河北的科学文化传播以及教育现代走向做贡献。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组织机构，究其程度以及办学水平而论，当属高等教育的范畴，海外高等教育家将此比拟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甚至称之为古代中国唯一具有现代大学功能及因素的教育机构。这就赋予我们该项探索的责任及挑战。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工具化的今天，我们同样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发展机遇，精英教育模式有待改革，创新教育亟需加强，国际人才培养模式正在转换，高等教育智库建设不断提升。在古代书院精神的参照与影响下，以其不破不立的改制之风骨与精神，不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我们都可以从书院办学中窥探出一些对现代高等教育有所启示的端倪，从而为河北以及全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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