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批评主体性问题的修辞阐释

摘要：话语批评强调对批评实践自身的批评。对话语批评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也是批评的要义。如果从其理论基础出发，则发现话语批评最为倚重的理论家Foucault、Bourdieu和Habermas分别阐说的话语权力主体观、习性主体观和交往行动主体观不能对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充分的解释，并导致话语伦理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的出现。Perelman等修辞论辩学家所阐述的秉持人文主义思想的修辞行动主体观，则可以弥补这些缺憾。

关键词：修辞；论辩；Perelman；话语批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194−06

一、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DA)和批评语言学(CL)都以揭示人类象征实践中的言辞互动规律和机构话语权力运作为目标。为简单起见，我们以话语批评指称二者。话语批评强调批评的反思性或对批评实践自身的批评。对话语批评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也是批评的要义。作为话语批评最为倚重的当论家[1]，Foucault、Bourdieu和Habermas对主体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些 不同的主体观没有或未能就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并导致话语伦理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的出现。Fairclough虽然有相当的篇幅梳理探讨Foucault的话语权力观，但随后的批评分析专注于揭示不同机构权力的运作过程而并未触及权力的动 源[2]。Foucault权力观最突出的问题是：既然权力无处不在，有意识的批评何以能突破权力之网？批评实践自身的反思何以可能？Pennycook则只将Foucault与Habermas的理论进行关联，指出前者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后者的现代主义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以示CDA之不足[3](84)。田海龙在批判系统功能语言理论语境决定论的基础之上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于人的策略和批评能动性的解放[4](132−134)。然而，“后现代主义”显得过于宽泛笼统。甚而有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Foucault、Bourdieu等对主体性都持消极的态度。相对与此，当代西方修辞论辩理论家如Perelman、Burke则秉持人文主义思想，对话语或批评主体的能动性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所阐说的修辞行动主体观，能够对批评主体性问题作出充分解释。

二、Foucault的话语权力主体

Foucault的话语主要指称能够生产特定的言说、概念、效果的规约性实践或未言明的规则与结构。人们可以通过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着的某些观点、行动方式、各种符号集成体(如建筑、文本、仪式)和由此而生的效果等不同话语显现的场所而感知到某一话语结构的存在。Mills认为话语的效果源自权力、知识等因素[5](54, 17−8)。在Foucault看来，权力不是一个实 体，不是可以占有的物，而是“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层级性的、互相协动的关系簇”[6](198)。它无处不在：行使自无数的点，弥漫于整个复杂的社会网络，因而也必然例示在各种象征形态之中。他还指出，权力关系首先是生产性的。压制完全不足以充分分析权力机制和效果，禁令、拒绝等只是极端的而非根本的权力形式。权力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恰恰在于它不仅仅只是通过说“不”作用于我们，而还在于它能够“制造事物，诱发愉悦，形成知识，生产话语”[6](92−95)。

然而，Foucault的生产性权力观并不意味着积极主体的存在。他指出，“个体不应被视为维系权力的某种基本的原子核。……事实上，在某些身体、手势、言辞、欲望被识别为和归属于个体之时，个体已然是权力的首要效果之一”[7](98)。将主体视作权力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便宣告了主体的死亡。对于Foucault而 言，重要的不是“谁行使了权力”和“为什么(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如何运作”。在将主体撇置一边的同时，Foucault专注于他认为很重要的形构主体性的那个过程[5](34)。

Foucault认为，正是权力的规训生产出了现代意义的主体。他相信权力的施行和学科知识的传递始自对身体的纳入、控制与塑造。规训因而即是“与身体相关的艺术”[8](137−138)。它意在通过不同的空间技术、时间技术、身体技术的组合，最终增加每一肢体动作的效率和不同动作的协调性。边沁的“圆形监狱”典型地呈现了规训式话语权力的运作。“圆形监狱”是一种全景敞视的环行建筑，中心设有一座了望塔，上面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行建筑。整个环行建筑又由许多小囚室构成。每个囚室的窗户和照明设计足以保证中心了望塔上的人可以监视所有囚室里的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塔中人。这种无时不在的可视性及其所意味的脆弱性有利于犯人的自我约束与控制。不同的空间布局和由此带来的可视性本身因此即可生成并支撑着规训式权力。后者不必依赖于貌似“权力施行者”而实际上仍不过是权力结点或权力关系承受对象的人的力量或意图。在Foucault看来，现代的工厂、医院、军队和学校等都充斥着类似于“圆形监狱”的权力技术来观察、监督、评估和生产不同个体[8](173−5, 200−1)。不同的身体不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而是经过话语权力的形塑变成了温顺、高效和有用因而可以执行各种社会功能的机器。身体进入到话语权力和社会的视野中。Foucault所理解的现代主体因而只是权力和话语的产物、例示或效果，而不是作用于权力或受权力压制。

同时，Foucault的类似于库恩“范式”的“知识型”概念也将其所理解的主体“无主化”。Foucault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型是不可通约的，是爆发式产生的。一般我们所说的历史对于福柯来说不过是以“传统”的名义，将历史变迁中的许多变化、偶然性、异质性人为撇除，进而使其形成统一连贯、逐渐进步的叙事的结果。Foucault的目标正是要破除这种“连贯进步”之迷思，彰显历史之变化，也即真正的历史性[9](148)。不难理解，Foucault倾向于将人类的话语切分、锁定于互不通约的历史时期。如此一来，某些思想在主流话语形态或知识型瓦解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与某一时期所流通的知识型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总是被斥为疯癫恶念。于是，语言的生命不再源自诸种的论辩或修辞互动，人类的话语实践不再孕育和容忍纷繁主题。 换言之，知识型必然以泯灭真正的言辞互动或论辩为代价来实现统识与宰制[10](14−5)。

虽然后期Foucault也转而关注“个体行为的问题”或“风格化的实践”，但“这些实践仍然不是关于个体如何(能动)创造自己的实践”。也就是说，他的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其转向以主体作为话语实践的源头和审裁者的人文主义。后期Foucault总体上仍然固守于这样的观点：“人没有任何足够稳定的东西(即便是其身体也不例外)来充当自我认识或理解他人的基础。”因此，他对“人将自我转变为主体的方式”的关注只是其研究侧重点的转变，而非对主体看法的根本转变[11](359−360)。换言之，后期Foucault仍然坚持主体性是权力效果(而非外在于或先在于权力关系和表征)的观点。

Foucault的主体是权力关系的效果和例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将主体能动性和策略选择性抛弃，并忽略了主体的话语伦理责任。这必然导致如话语批评那样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困境的出现：无能动性的人或行动体何以实施话语行动？何以可能挣脱话语权力的笼罩？如果我们以修辞学家Burke的“人行动，物运动”(Men act, things move)[12](64)的戏剧主义新修辞思想观之，Foucault的作为话语权力效果的主体实质上是已被客观化为只能“运动”的物。如此一来，正如修辞学家Perelman所指出的那样，“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他成了玩偶。我们过往所倾向于认为是某种力量和动因的天才也仅仅只是一种(权力)结果；它不再是一种(启迪之)光，而只是(无主之)反射；它不再是一个(自主的)声音，而只是回响”[13](434)。这种“将充满良知的人类事件转变为类现象，将人变为其环境的产物”的主体观“对人无疑是一种贬损”。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即便有灵光闪现，人也不再是举足轻重的事实存在：他成了反射、类现象和表象”[13](444−5)。

三、Bourdieu的习性主体

Bourdieu的主体观可以从其理论体系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习性”得以揭示。习性是使行为人倾向于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动或作出反应的一系列的性情集 合[14](12)。Bourdieu强调习性是具有持久特征但又可转变的性情系统，是先定地发挥着“组构结构”作用的“结构化了的结构”。结构化了的结构是能够客观地加以规定(即独立于个体的意识和意志)、程式化的生产和组构实践与表征的各种原则。Bourdieu强调这些原则并非是某一个体精心策划的行动的产物[15](72)。习性因而与“无意识”紧密勾连。它让人的各种行为、决策、肢体动作等具有某些特定的倾向性。虽然Bourdieu也使用了“行动者”的指称，但它绝非Perelman和Burke意义上的能动的有意识的行动主体。诚如Thompson所言，由性情集合即习性所生成的各种实践、认识和态度是“有规律的”而非受到任何“(外在)规则”的有意识的协调或管制。那些构成习性的性情特征本身习得自一个渐进的反复灌输的过程。习性之所以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就在于性情特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习性形成的社会环境。换言之，社会环境的诸多特征会“铭刻”于习性之中。这也意味着具有类似背景的个体具有相对的同质性。结构化了的性情由于“铭刻”着特定的社会印记，因而还具有持久性，甚而历个体一生而不变，并以前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不易为有意识的反思和修正所影响[14](12−3)。

虽然Bourdieu并不赞同将个体看成只会毫无主见地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傻冒”的观点，但他强调人的行动总是具有先定特征。习性的同质性与持久性意味着“行动者”行动的相似性和某种无意识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主体的能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那些反复灌输形成的性情更多是沉淀于个体的身体而不是心灵之中而作为其行动的前意识基础[16](256)。Bourdieu之所以否定能动主体观，原因在于他认为这种主体观无法揭示某一文化的客观结构与个体的特定倾向性、活动、价值观和性情等之间的紧密联系。修辞学家们认为行动者能够以特定的利益或目标来指引自己的行动。但Bourdieu认为，个体之行动绝少是有意识的权衡或算计的结果。由习性而生的各种图谋的特定效力皆因它们均非藉借意识与语言而发挥功用，皆因它们不受内省体察或意志控制之掌控[17](466)。

Bourdieu的习性主体观具有浓厚的社会决定论色彩。它不仅固化了人的阶层属性，更严重的是，由习性“前意识”地生成和规约的主体的诸多话语实践不再是主体改造自我、改造社会、革新文化的能动实践。与Foucault类似，习性阐说将主体的实践化约为“运动”而非真正的“行动”，因而无可避免地否定了行动者批判、再阐释因而修正自己的实践逻辑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理性，并导致类似于Foucault式权力所遭遇的问题的出现：习性个体如何挣脱、反制那些形塑习性的社会规约或实践？人们何以可能改革、再造他们的社会并不断促进其进步？话语批评又何以可能？由此伴生的后果是，假若我们接受Foucault的权力话语主体(“作者死了”)或Bourdieu的习性主体观，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各种主体的话语伦理责任？话语批评又何以有积极意义？毕竟，如果各种话语的实践者只是权力的效果亦或是受先在的习性指引，伦理责任必将消隐或模糊。任何威胁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和道德根基的言语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归因于无处不在的话语权力或潜意识习性的作用而得以证当开脱。

四、Habermas的交往行动主体

相较而言，Habermas的批判理论由于强调批判反思与理性论辩因而更适合于作为批判现实、实现社会革新的理论基础。与Foucault不同，Habermas认为现性不应该被全盘否定、抛弃，而只需重建即可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他的理论议程因而是重建理性，通过捍卫理性的反思潜力和不偏不倚的批判立场并以此解释和批评那些扭曲的机构实践来使理性重获生机活力[18](45)。Habermas在其普遍语用学理论中区分了交往行动与策略行动，前者以真正的理解为目标而后者则意在成功。策略行动对应于由目的−理性行动以及象征行动组成的功利互动模型。它不同与交往行动的地方在于抛掷了言辞互动中的真诚与真实的“有效宣认”[19](40−1)。策略行动或者修辞学家所称为的修辞行动在Habermas看来无一例外地指向说服效果，因而至多不过是一种粗糙的取效行为而不具备交往行动的反思性有效宣认特征[18](52)。因此，Habermas倾向于认为，策略话语或策略行动具有内在的操纵性，理应成为鞭挞乃至摈弃的对象。

Habermas的理论阐说虽然以论辩作为交往行动的原型，但这里的论辩是一种完全以相互理解为目 标、纯然理性的反思性话语互动模式。这种论辩要求互动参与者本着真诚、真实和合规范的原则对某一争议进行主体间性式的证当与辩驳[19](58)，直至达成共识(某一方的观点为他人接受或修改或放弃)。他关于交往行动的理论阐说不是基于一个实在的、不完善的现实世界所生发、界定的言辞实践，而是以“超情境”、理想化的条件中所生发的言语行为作为出发点。他预设存在着一个规范的、程序化但却是超验的原初互动条件，即“理想言谈情境”。 理想言谈情境中的所有参与者均享有均等的言说机会。Habermas相信，假以不受拘限、全面公正的讨论，话语的有效宣认终将达致共识和理解。理想言谈情境实质上标示了一种不受任何功利或世俗因素扭曲的互动模式。

然而，正是由于理想情境的引入，日常话语实践不得不被贴上“扭曲”或“堕落”的标签；出于现实功利的目的而以影响他人为目标的所有话语不得不被交往行动这一理论参照所边缘化。对Habermas而言，共生于策略或象征行动之中的仅有利于某一方的派性利益总是“不道德”或“令人厌烦”之物[18](37)。简言之，Habermas的理想言谈情境和扬交往行动而抑策略行动的理论偏好无疑放逐了任何携裹着功利或修辞基因的话语实践。在Perelman、Burke等修辞学家看来，任何言说实践都是功利的，因而也必然都属于策略或象征行动。诸如“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不过是践行“无利益的利益”原则。其实质是Perelman所说的彰显高尚目标、消隐达致目标的手段的论辩策略[20](85)。

虽然Habermas承认行动者的意图性和话语能动性，但这种理论赞许却仅限于交往行动人，而那些归属于策略行动的所有的日常话语实践和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难免蒙上了消极色彩而成为了批判、贬抑的对象。这实际上否定了人或行动体的修辞发明(即就某一议题寻求任何可说、就不同受众寻求并诉诸不同言辞手段进行说服的过程)的能力。就这点而言，Habermas的交往行动主体显然过于理想化而具有反修辞的属性。它必然要求所有的个体或机构实践者至少能够暂时搁置各自的利益。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五、修辞行动主体

(一) 修辞行动与策略必然性

与Habermas不同，修辞学家Burke、Perelman等并不认为策略行动是什么“厌烦之物”。对修辞学家而言，人是象征的动物，因而也是修辞的动物。“修辞思想历来以修辞者为中心，强调修辞者的施事能力”，与之相关的“动源”“意图”等概念在修辞理论中至为关键。与客观主义所信奉的“非人格化”相较，“人”在修辞思想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种“以人为本”的修辞意识还彰显了修辞者−受众的关系，并最终使能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修辞转向，使“学者们看清了人文学科话语的‘说服和道德本质’及其内在的‘解放和批判功能’”[21](292)。与Bourdieu、Habermas等对主体能动策略性的悲观看法不同，Burke认为，立根于等级差序和不完美的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对于形形的象征运作的追求是普遍而无可厚非的。我们之为人的本质将在我们步出策略行动之域的那一刻丧失殆尽[18](36)，言辞与行为必然由策略决定[22]。Burke相信，善与恶交织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但这也正是我们醉心于完美和总是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动因[12](16)。新修辞思想所理解的象征行动必然蕴含认同、区隔、奋争与张力。认同的存在以各种差序的存在为前提，其实现可以动用情、理、威三个基本的修辞手段，而情与威显然属于Habermas批判的对象。认同也可以通过Burke所界说的戏剧主义五要素即情境、施行者、手段、目的、行动的不同组合呈现不同的言说视角或辞屏来实现。例如，对于某一事件的原因，人们可以归因于“形势所迫”(突出“情境”)，也可认定为系相关人员的“本性使然”(强调“施行者”)，还可以归因于“设备问题”(彰显“手段”)。话语五要素的变换体现了人或行动体顺应现实世界的能力。

(二) “行动”与人的象征属性

Burke的修辞理论区分了行动/运动这一基本的对立(即“人行动，物运动”)，用以将人的主体能动精神与物体的运动或纯生理的活动区别开来。他还明确将主体意识作为鉴别行动的因子，认为意图性是界定行动的惟一不容置疑的因素，是所有行动最基本的共同点[23](61, 241)。他指出，任何将行动简约为运动的观点都只能导致对人的能动性的理解太过于缺少象征性而无法窥探作为象征动物的人所专有的策略维度[12](53−4)。主体的策略行动性体现了人的象征属性，即人既是制造象征的动物，也是运用/误用象征的动物[23](16)。修辞因而是使用象征以形塑和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环境的实践，其基本功能在于使用语言等象征手段来诱发作为象征动物的人的合作、组建联盟或赢取信奉。修辞根植于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中。Burke因而干脆将语言直接定义为象征行动，并着迷于各种象征的策略力量。他认为，各种象征总是具有策略维度，是理解我们自身和实现变革的手段。

Perelman也认为，人的自由、自觉性和顺应转化的能力是人区别与物之所在，并使人服膺或抵制说服成为可能。“诉诸论辩意味着放弃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意味着珍视通过推理说服以赢取对方对己方观点信奉的作法，意味着言说者不是将言说对象视为物，而是能够自主判断的人。”[13](55)他指出，人是其行动的作者。行动在此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人之言说、作品、服饰举止、行为等。正因为人是行动之主我们才能将与某一个体(或机构)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实践看成是其本质外显之形式而对其加以评判。此即Perelman所界定的广泛存在于话语实践并发挥基础作用的人−行推定(person-act presumption)。由此还可引申出本质−行动推定，即对该主体“本性”的揭示可以通过其他外化的广义的“行”加以判断[20](89−93)。人−行推定使批评和话语责任归因成为可能。它还是(诉诸)权威、(诉诸)模范等存在的使能条件。权威的作用机制正是以某主体(如爱因斯坦)或行动体(如哈佛大学)作为言说的依据和语力源，将其(或成员的)言说、观点、思想信念等(即广义的“行”)作为该主体的展现进而作为话语互动倚赖的论据。人−行推定的广泛存在并不必然导致修辞行动主体因可能的话语伦理追责而只能陷于被动。论辩主体是一个自主自由的主体。这种自由当然也会在言辞互动关系中因对受众的话语顺应而受到限制，但这不是否定或剥夺而是使能了其策略能动和反思之自由。作为修辞者的个体或行动体在Perelman看来可以从诸如广为流通的事实、真理、推定以及价值、偏好等论辩前提[20](24−9)出发，推陈出新，通过诸如定义分解、诉诸外源因素、剥离例外等论辩策略来反制话语伦理责难、弥补言辞失误等。

Perelman进一步指出，如果主体没有自我转化、革新思变之力，则教育将只是闹剧，道德将丧失意义，诸如责任、罪感、优点这样与人之自由能动紧密勾连的观念将不得不被抛弃[13](205)。Burke、Perelman所界说的具备了目的性与主体意识的修辞论辩主体拥有实践理性，能够挖掘功能各异的实践策略并顺应情境诸元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反过来，正是因为主体的自由与能动(因而可以自主地判断、做决定)，道德与责任才能与之关联；作为言说对象的受众的主体性才不会被忽视[24](856)。

(三) “否定”与人的论辩性

人的象征属性还典型的体现在人是“否定”的发明者，或者说，否定的概念为人所造并仅仅存在于人的象征系统之中[12](9)。它不仅不是一种歪曲、变形或尚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内在于作为运用/误用象征的动物的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常常利用“他者”来界定自我、明晰身份、团结“我”族以共御“外”敌，实现Burke所说的对立认同。那些在修辞行动中所遭遇的表面上反向、竞争性(而不必然是敌对)的各种阻滞因素(人、机构、观点、制度等)在Burke看来并非只是纯粹的消极力量。Burke辩证式地指出，没有这些看似消极反向的“阻力”，或者说“反成主体”(counter-agent)，也就没有积极事物的存在。正是反成主体的存在，修辞者才需要费尽心机进行修辞发明，并通过与这些阻滞力量的砥砺而持续不断地自我完善和进步。换言之，正是这些反成因素使能了话语实践者的创造欲求、修辞行动和那些人类文明话语中可归为真、善、美的一切事物。这表明了修辞学家对生活世界不完善的实用悦纳和对主体能动性及反思性的乐观态度。

反成主体或者说“否定”实质上体现了人的论辩属性。这是修辞主体能动性的又一反映。这一属性首先可以从自我作为修辞者−受众的结合体得到佐证。Perelman指出，自我阐说或反思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论辩。他认为，我们反思时说服、批判自我的方式与针对他人的说服、批判方式无异[20](4)。话语与心理学者Billig也指出，思维只是基于外部对话的一种自我论辩。所谓“态度”只不过是自我论辩后最终立场的外化与修辞化表征[10](256)。论辩因而既是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也是认识自我的途径。它不仅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实 践，也存在于我们自身。Bakhtin也强调，单声独白式的言说只是虚幻，所有的言说必然是向“他者”展开。不管言说看起来多么单声独白、多么专注于自身感兴趣的物象而“不闻窗外事”，它都只会是对关于某一事物或问题的既有或可能出现的言说的回应，即便这种回应并无表露于外[25](92)。他指出，即便是看起来沉 默、“被动”的受话人事实上也总是对所接触到的他人的言说给予积极主动的回应――或认可，或拒绝，或延伸，或应用[25](68)。Burke也类似地指出，历史馈赠给我们的每一文本都应当被视为是应对某一情势的(论辩)策略。我们在考察如《美国宪法》这样的文本时不应孤立地看待它，而应将其理解为是对流通于生发它的彼时的某些言说(如重商主义家长式统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答或辩驳[26](109)。对话或修辞学家所指的论辩因而是人的根本属性。言说必然是充斥着证当与辩驳；所有的话语形态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效果的策略法”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27](441)。正如此，Burke说人是批评的动物[26](293)。

事实上话语批评实践本身不折不扣地体现了修辞性――在“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不带私利”的纯学术批判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话语批评非常实际和功利的修辞动机。首先，话语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理路也好，语言研究学派也好，其一如商标般的缩写名本身(如CDA、CL, MDA)即是一种类似于消费主义话语的营销策略，或Perelman所说的诉诸定义的等立论辩策略[13](208)，意在最大限度地促进其在学术、教育场域和出版领域为学术受众和商业受众等所识记、传播，并藉此带动相关刊物、著作的出版及学术影响力的增加[28](41−2)。其次，“批评”这一字眼已然蕴含着话语批评实践的修辞论辩性：在社会批判代表着一种高尚的修辞人格的当代西方学术场域，以“批评”冠名不仅是一种自我褒扬和证当，还暗含对那些非批评性的传统语言理论或学术实践这一反成主体的批评或回应，以及对学术资源乃至商业利益的争夺[28](37−8)。“批评”与“非批评”的二元对立因此也是话语批评学者确立、昭示独特学术身份的剥离论辩策略[20](130)。

六、结语

话语批评强调通过揭示机构话语生产者的权力操控和象征运作以促进社会革新与进步。然而，如果以Foucault的权力主体观为基础，则机构主体完全可以以自己乃“权力网”的芸芸一受体而开脱，何来机构压制之罪责？如以Bourdieu之习性主体观为理论支撑，则机构主体也可以沉淀“主体”中的无意识“习性”为藉口来搪塞其种种非为(如各族歧视、性别歧视)。而Habermas的交往行为主体则过于理想而超脱于生活世界之外。与此不同，根植于人文主义思想沃土的修辞学家认为主体是“行”之动源：不同个体或行动体的各种象征实践均形构或认定为由主体生产、实施并产生各种社会效果的行动，因而可以认定为其“本质”所投射的“表征”，从而让各种符号力与话语伦理责任关联，为批判具体话语实践对特定社会、文化的增益或损耗作用提供基础。因此，修辞行动主体思想能够让“权力化”或“客观化”的主体性得以恢复能动地位，为批评何以可能提供本体支撑。我们也可以藉此厘清界定话语伦理责任，从而彰显批评的意义。

在当下东西方话语权力仍不平等的情况下，彰显话语的修辞主体性对于在跨语际、跨意识形态的修辞互动中保持清醒头脑亦有助力。在东西方话语互动 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常常以隐性的形式展开。忽视或抛却话语的主体性无疑会将源自西方的许多强势话语的生产者泛化或者干脆忘却，进而将隐含其间的跨文化动机搁置，为西方某些话语主体的“软实力”的实现创造本不应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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