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方式看柏拉图诗学对中外文论的影响

摘 要：柏拉图从理式论的角度出发否定摹仿诗，肯定灵感诗。他的这一诗学观是其由注重理性向注重非理性思维方式转变的体现。柏拉图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西方文论由理性主义逐渐转向非理性主义的先导，也是现代西方文论重视非理性主义的雏形。此外，柏拉图诗学中暗藏的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思想通过现代西方文论的非理性主义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取向和文艺创作。

关键词：思维方式;柏拉图;理性;非理性

一

柏拉图是古代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哲学上奉行理性主义。理式论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石。柏拉图认为若干个体有一个共同名称的，则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式。这种理式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实的。我们不能具体地感知理式，只能用思维去感悟。柏拉图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式，这些理式构成了理式世界。而且他还认为理式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体系。最低级的理式是具体可感事物的理式;第二层次的理式主要指数学形状的理式;第三层次的理式是真和美的理式;第四层次的理式是善的理式;最高层次的理式是神。我们生活中的感觉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分享了理式世界中的各种理式形成的。

在理式论的哲学基础上，柏拉图从文艺与理式的关系出发，把诗分为摹仿诗和灵感诗两种。他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两种诗，否定摹仿诗，肯定灵感诗。柏拉图认为摹仿诗只能摹仿感觉世界的表象，与理式世界相隔很远，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摹仿诗也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不真实。因为摹仿诗不能反映真理，不符合柏拉图的理性原则，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禁止一切摹仿诗存在。即使允许摹仿诗在理想国存在，那就必须为摹仿诗人制定各种规范，使他们在符合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准则的原则下进行诗歌创作。柏拉图眼中的优秀诗人必须创作出理性规范的作品即“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诗”。

柏拉图把文艺的创作目标定位在追求理性的“真”。灵感诗因为经诗人之口表达出神的语言，是神驱使诗人进行创作的。诗人只是代神立言。神又是最高层次的理式，因此灵感诗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传达真理的诗，是柏拉图欣赏的诗。

在柏拉图的作品描述中，灵感诗的创作过程是非理性的。灵感的特征就是迷狂，诗人在迷狂中代神立言，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感诗是神创作的。灵感诗人只是诗神的传声筒，他们在失去理智的迷狂状态下受到诗神的控制进行创作，完全是被动的，不是凭借自己的理性创作，而是在聆听神的话语创造出表现真理的诗。

柏拉图从理性主义出发，把文艺创作的目标定位为理性的“真”，而且“真”的才是“美”的。灵感诗由于诗人在非理性的迷狂状态中代神立言是“真”的，所以柏拉图心目中真正优美的诗不是摹仿诗而是灵感诗。柏拉图对摹仿诗和灵感诗的比较，是对文艺创作中两种基本价值取向的判别。一种价值取向是反映外部世界，另一种价值取向是表现内心感悟。柏拉图更注重表现诗人内心非理性的感悟，诗人在非理性的创作过程中才能创作出符合理性追求的作品。这一观点触及了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从思维方式上对西方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的理式论实则蕴含着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他将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归因于理式。而且，在建构他的理式论的过程中，他把理性置于更高的地位，但又在实际上承认了非理性对于文艺创作的关键性作用。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与地位在柏拉图这里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理性与非理性从此成为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理性与非理性的此消彼长也成为隐藏于西方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线索，总体上，西方文艺理论由重视理性否定非理性逐渐转变为非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其源头无疑正是柏拉图的诗学。

二

柏拉图给摹仿诗人进入理想国设定了许多限制，使我们想到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论、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文论及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它们认为文艺要和政治紧密相连，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政治理性的实现是文艺创作的最终目标，因此也制定了一系列文艺规范，把文艺纳入政治管理中。柏拉图认为只有“歌颂神明和赞美好人的诗”才能在理想国中存在。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强调文艺要遵从道德教化，艺术家要用道德规范自己的艺术创作，文艺作品要赞扬开明国君，歌颂勇敢的英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论也要突出文艺的政治工具性。文艺为政治、国家、革命服务，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明确的传递出某种政治倾向。把政治标准作为文艺评论的首要条件。

在柏拉图理式论的哲学基础上，黑格尔创立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古典哲学体系，绝对理念在艺术中以直观形式认识自己。“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观点是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基本命题。他认为艺术理想作为美的高级形式，首要特征是感性直观性。艺术理想不再是抽象的体现理念，而是以形象鲜明的、具体可感的形式体现理念，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艺术理念是理念回复到高级阶段心灵的产物，心灵是黑格尔心中体现了绝对精神的人的理想、情感和意志。它是一种自为的状态，可以外化为鲜明可感的具体形象。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诗学理论的精华。在古典主义文论、启蒙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把政治理性作为艺术创作的唯一目标的基础上，黑格尔把艺术中的理性与感性有机的统一起来，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艺术的本质。艺术不仅要表现理性，还要通过感性的形式去表现理性。艺术不能表现抽象的绝对的理念，艺术必须通过鲜明生动的感性形式表现理念。这就说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关注感性和心灵，逐渐摆脱单纯的抽象的绝对理念。黑格尔之后叔本华、尼采等人倡导非理性主义，使得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产生裂痕。

柏拉图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强调文学艺术的“真”，而且认为文学艺术的理式的真实性是一种超现实的、绝对的真实性。理式世界是高于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本体。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虚幻的影子，是不真实的。柏拉图鄙视摹仿诗，要求真正的文学艺术要超越虚幻的现实世界，表现理式世界的绝对真实。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中的“超现实”观点和柏拉图的理式论有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的表象不能表现自身，它们必须追求一种“超现实”。“超现实”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存在，是多样性、个体性深刻本质的表现，是上帝、灵魂、和世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柏拉图对灵感诗的肯定，强调灵感诗是诗人在迷狂状态下创造的反映真理的诗，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非理性转向的先导，是文艺创作非理性主义的雏形。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的尼采、柏格森等人的直觉主义诗学理论都受到了柏拉图灵感说的影响。直觉主义者认为，理性不能完全认识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非理性的心灵活动领域如直觉、意识流等。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就是在叔本华和尼采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重点从理性原则转到非理性主义方面，强调非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艺术创造要凭借直觉去感悟。

尼采在柏拉图灵感迷狂说的启发下提出了酒神精神说。酒神说的核心是迷醉。尼采认为艺术家只有在一种迷醉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创作。艺术家迷醉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柏拉图的灵感迷狂说非常接近。它们都是在非理性的迷的状态下拥有澎湃活跃的创造能力，熟练地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令作者满意的作品。尼采说在酒神的状态中，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能调动全部表现手段和各种表现能力及所有表情。

柏格森也认为艺术是直觉能力的创造物。他眼中的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融合，这种融合使人们置身于对象内与其中无法言说无法表述的东西相符合。简言之，直觉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必须超出理性的逻辑的束缚，变成纯粹的超脱的心灵，才会与对象融为一体。因为艺术家具有直觉能力，所以他们可以通过艺术作品把社会现实呈现给读者。艺术家的直觉能力越强，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越优秀深刻。柏格森在艺术家非理性的创作过程的描述上与柏拉图灵感的迷狂说有着相似之处。

马利坦的诗性直觉理论与柏拉图的灵感说也有一定的相近之处。柏拉图和马利坦都认为灵感在文艺创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灵感成为优秀诗歌的关键所在。柏拉图认为美妙的诗歌是诗人得到诗神的灵感创作的。马利坦认为灵感是文学艺术作品必备的要素。马利坦发展了柏拉图文艺创作过程中非理性的观点。柏拉图认为诗人代神立言创作出灵感诗，诗人是诗神的传声筒，诗人在迷狂中是无意识的。马利坦也认为诗在诗性直觉的驱使下产生于精神中的无意识领域中。诗人依靠非理性的、冲动的、超脱的诗性直觉进行诗歌创作。马利坦在柏拉图灵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点，认为不光灵感诗人而是所有人都拥有灵感，而且灵感来源于诗人灵魂中的诗性直觉。

从以上可以看出，柏拉图否定摹仿诗，重视灵感诗，这一观点导致了后世西方文艺理论从思维方式上由注重理性转变为注重心灵世界的非理性的变化，并且，分别孕育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而且，这一极具理论价值的诗学观点不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实际上，由他所奠定的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统一的思路也通过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的文论取向与文艺创作。

三

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80年代中期开始蔓延，成为当代文坛一股强劲的思潮。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直接受到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在文艺创作和文论取向方面都有所表现。

文艺创作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的影子。这些作品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通过抽象的人来摆脱现实生活的羁绊，认为皈依宗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文坛还出现了“尼采热”。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权利意志”和“超人哲学”精神，他们不再表现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而是把自我意识的扩张作为追求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当代文坛又涌现出了颓废主义的意志论创作和作品。在文艺创作中死亡和恐怖成为颓废主义作品的主题，把丑恶当作一种美进行欣赏，通过丑恶的事物去探寻事物的本质。这类创作宣扬悲观颓废的情绪，否定理性对文艺的作用，强调艺术的超功利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下，中国当代作家还开创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生命意识”。文艺创作一方面体现原始自然主义生命观;另一方面更崇尚生命意志，体现个体意志与民族精神的统一。

从文论取向来看，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批判理性主义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肯定非理性主义因素在艺术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意识流、直觉、潜意识、本能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非理性主义者“强调文艺的自律、内部规律、特殊规律”[1]P295，认为文艺作品应该以自我个体为中心，表现自我的生存状态、生命意志和生存本能。

不过，国内的研究者对中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认识却是非常清醒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重视对人自身的关注，歌颂人性和人情，这是其值得肯定之处。但这一思潮尤其注重表现人的生命本能，张扬人的自然欲望，强化潜意识、幻觉、原始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以至于文艺创作中的直觉取代了理性因素，这样就导致了文艺创作过程中过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并使其上升到主导地位，彻底否认理性因素在文艺创作和审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批判和反思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极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如朱立元先生在《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一文中指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膨胀使得“艺术和审美文化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2]。文学艺术表现感官欲望，文学欣赏追求感官趣味，完全破坏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消解了艺术和审美文化的灵魂”[2]。同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美学感官主义也有所抬头”[2]，而且它“消解了对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放弃了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把文艺学、美学从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感性学降低到缺少精神向度的感官学”[2]。

中国当代文论和文艺创作虽然都受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坛却没有产生巨大的反响。这是由于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西方非理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构，它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和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深受当代中国文论特点的影响而致。

首先，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外部因素。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尼采的“权利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等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为中国当代文坛打开一扇非理性主义的窗口。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现代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新小说、荒诞派等流派的产生对中国当代文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进行积极地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

其次，科学理性的摧毁成为中国当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内部因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整个社会充满着科学理性。文学作品表现人们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把握自身的命运。然而到在时期，科学理性受到践踏，人们的理性精神被政治运动摧毁，理性权威受到挑战，人的地位、自由、价值遭到损害。这种政治环境有利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

第三，中国当代文艺学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使非理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没有形成太热局面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文艺学由于受到西方后现代文论尤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美学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的偏爱[3]，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代中国文艺学开始打破传统的思维/存在、内容/形式、主体/客体、表现/再现、理性/非理性等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家和文论研究者在面对中国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没有一味地表现文学作品中人的意志和本能，或者过分推崇文艺创作过程的非理性因素，把非理性置于绝对统治地位，全盘否定理性的作用，使理性与非理性对立起来，而是突破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文艺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既承认文艺创作中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也承认理性在文艺创作中的指引作用。

第四，中国当代文论多元化的倾向使得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没有在当代文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后现代主义倡导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当代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加之20世纪80年代西方许多后现代文艺理论如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叙事学等学说流派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当代文论注入新鲜血液，开拓了当代文论新的研究视角，这就使“中国当代文论打破单一文论体制的局面而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新格局”[4]，因此，中国非理性主义思潮仅仅是中国当代文论多元化表现之一。

总之，柏拉图否定摹仿诗，肯定灵感诗的诗学观是其由注重理性向注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变的重要体现。这一朦胧的极具学术价值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中西方的文艺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西方现当代的文艺理论发生了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转向，对非理性的重视和研究成为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某种程度上填补和丰富了传统意义上的以理性研究为主的学术思维。另一方面，柏拉图诗学中暗含的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思路通过西方的非理性主义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紧密结合中国语境对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和吸收，既肯定了非理性的合理存在，又强调了理性的主导地位，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其实已经是在柏拉图基础上的更高一级的循环。

参考文献：

[1]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朱立元.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J].文艺研究，2014（1）.

[3]董惠芳.从思维方式看现象学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4）.

[4]朱立元.试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J].上海大学学报，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