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向何处去?

笔者认为，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地趋向整体性饱和。当资本找不到赢利性投资，无法或无处转移时，那么资本就会在经济的衰退中直接贬值。这就是今天全球化问题的核心。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全球化，究竟向何处去?

饱和的资本

由于运输与通讯产业的长足发展，就资本的移动而言，从19世纪到今天，一个主要的变化便是空间在不断“收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展，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饱和，很多国家曾经是作为剩余资本的巨大吸收者而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后自身也已逐渐转变为剩余资本的生产者。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台湾在80年代末，都开始从纯粹的接收者转变为纯粹的输出者。

因此，当下的格局是，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地趋向整体性饱和。现在问题是，当一个地区的剩余资本不但在其内部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赢利性投资，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赢利性的投资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今天“全球化”问题的核心――空间性修复的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黄金与其他有色金属价格的上涨已经标识出――全世界的“钱”太多了。

当资本主义系统剩余资本的“溢出”不再能找到转移的出口时，换言之，即资本无法或无处转移时，那么资本就会在经济的衰退中直接贬值。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济停滞紧接着就是大衰退，资本搁置紧随着就是大贬值。在此前的一些来势汹涌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国际资本通过及时的资本外逃而把经济灾难留给当地地区，等当地政府大量注资使风暴平缓后，那些撤逃的外资才以国际剩余资本的形态重新进入，以最低价购入当地那些遭到贬值后的资产，从而大获其利。

然而，当全球金融高度一体化后，投机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矩阵中已日趋陷入无处可逃之境。“次级贷款”这种初级的、面向普通老百姓的金融操作，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力量本应远远小于当年对金融系统发动蓄意冲击以牟取暴利的对冲基金的威力；然而，一旦美国国内积重难返的危机成形，竟一下子将这股崩盘性的冲击力从美国迅速传递到全球，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与社会恐慌，倘若资金流动性危机不解除，全球性衰退将成定局。故此，现在金融危机越来越不会再只是“某某地区的金融危机”，而是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属性。

全球范围的“过度积累”(即大量盈余资本找不到赢利性出口)，势将带来一轮又一轮全球范围的经济、社会危机，致使信贷体系难以运转，资产流动性不复存在，从金融机构到实体企业纷纷被迫陷入破产，资产所有者或业主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财产，而只得被迫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大规模大范围的金融海啸是无从避免的。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财富被深度毁坏，一些受灾相对较轻的资本家则趁机以极低的价格购入经过大幅贬值的资本资产，从而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

在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或许只有全面的经济危机，才能使得剩余的资本找到赢利性的出路，才能带来之后的一轮经济增长(或者说“复苏”)。

杜绝金融危机?

根据部分金融业人士估计，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当下全面危机中的经济状况才会慢慢“复苏”。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次危机能否“复苏”，而是“复苏”之后，是否能通过如小布什总统所说的更新“金融业监管”这些措施，从此杜绝这等能迅猛激起全球恐慌的大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诺奖得主斯宾塞表示，尽管在当下金融体系里已建立起了“系统风险”概念，但实际上却仍然没有受到注意或者没人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大多数参与者对其并没能意识到系统风险，直到为时已晚”。

斯宾塞认为，“在未来所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是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动态，以作为对于金融不稳定之早期预警系统的分析基础”。他建议业界专业人士和学者们一起来投入衡量与测定系统风险的工作，以早日提供出一个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的基础性理论。然而，仅仅是对“金融不稳定”建立起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就足以避免金融危机了吗?什么是构成“金融不稳定”的真正肇因，不正面处理这一问题，便能够就此杜绝金融危机?

另一位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如何防范下一波危机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纠正管理人员的奖励制度”、“建立一个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建立一个金融系统稳定委员会”、“施行其他提高金融系统安全和健康的制度”、用“更好的法令来保护消费者”、“更好的法令来规范竞争”，等等等。然而在文末，斯蒂格利茨还是写道，“这些改革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再次遇到危机。那些金融市场中的人们实在有着令人惊叹的本事。最后他们还是会设法规避一切的规定。但这些改革能让另一次类似的危机变得不那么容易再现，而且，假设这样的情况重现的话，能让它不那么严重。”

斯蒂格利茨明白，不管怎样的制度性措施，都会有隐在的溢出性缺口，都会被那些在利润最大化逻辑下行动的“合理经济人”所突破，因此，不可能真正防范得了下一轮的金融风暴。此外，斯蒂格利茨还曾指出，在当下的金融危机面前，即使那些拥有无数智囊团的政客们，实际上也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求神拜佛”，希望政客们的措施能够对缓解危机有效，而不是演变成另一场灾难。因为归根到底，市场运作实质上是基于盲目的信心(甚至是对其他人信心的信心)。市场对各种措施的回应，事实上并不建基于它们实际会带来什么后果，而是建基于市场上的行动者是否认为这些措施有效。

斯蒂格利茨知道根本没有人知道该如何防范金融风暴，他之所以写一篇《如何防范下一个危机》的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一系列内容空洞(除了第一条)的制度性建议，无非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资深专家”身份，来给市场上的行动者一颗定心丸。

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即使经济无法继续增长，也至少要让人们相信它还会增长，相信“专家们”已一致认定情况会好起来。这种相信本身，是缓解金融危机使其不至于全面崩溃的最后防线。克尔凯郭尔从宗教角度所说的“a leap of faith”(可以译为“虔信的跳步”，即通过信而非思来跳过关键性的一步)，实际上是以“理性”、“启蒙”为口号的资本主义系统最终不致全面崩溃的根本性维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世界中，金融风暴非但不可能被一些体制内的措施所杜绝，而是相反，只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随着资本转移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剩余资本倘若不想进入长期投资项目(大部分金融投机资本都没有兴趣进入长期的基础性投资项目)的话，那就只有开发各

种具有高利润但高风险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杠杆收购”，等等。贷款给依据综合评量无力偿清的借款人的“次级贷款”(其中更有一种“不查收入、不查工作且不查资产”的“忍者贷款”)，亦是一种通过增加风险来为自身所掌握的盈余资本寻求利润出口的金融工具。

这些新兴的各种金融操作，实质上都是在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日渐枯竭的形势下，转而以加大金融泡沫的手段，以经济持续增长为前景许诺，来对本地的社会财富进行新一层的深度剥夺。美国的“次级房贷”就是以房价会继续提升作为许诺，鼓励低收入者进行负债融资性消费，并广泛地吸引中产阶层参与进来进行投机行为。在不长的时间内，这种金融操作成功地诱使了大量普通家庭陷入投资大幅超过其可支配收入的局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初级的小规模“杠杆投资”)，最终则导致房产投机者连同无数普通业主全部倾家荡产。以拆分生产性企业来寻求其高利润的大型“杠杆收购”，则在更高的金融规模上(面对大型企业而非家庭)对社会财富与实体经济进行深重破坏。

刻意的破坏――玩火的有限危机

互联网产业巨大泡沫的快速形成，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并不在乎对方公司实际赢利能力，而只专注于包装上市二板套现。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和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们，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专注于短期赢利，鼓励承担过度风险”。从全球金融业的这一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怎样的“金融业监管”措施出台，灾难性金融风暴降临的频率和烈度只会越来越加深。

更需要指出的是，当资本空间性的修复越来越微弱时，资本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越来越直接走向主动制造危机，在大破坏中使资本获得赢利性出路。臭名昭著的对冲基金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它通过高回报的许诺广泛集资，然后反复利用“杠杆”和“放空”的策略来制造市场大幅下跌，通过对包括货币体系在内的金融市场本身进行破坏的方式来赚取暴利(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及朱里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都曾创造过高达40％至50％的复合年度收益率)。在对冲基金的操作下，赢者的收入不仅以输者同等的损失，而且以输者更大的损失，以及货币体系及经济机制的崩溃和失效为代价。

规模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在对冲基金的几轮主动攻击下汹涌爆发。从“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市场操作完全是动机“合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过程符合“程序正义”(依照金融市场所提供的操作方式进行)，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无数苦难与社会动荡。

换言之，在高度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资本越来越不再寻求那种“赢赢”的皆大欢喜的“经济虚涨”局面(因为这种涨幅越来越狭小，而巨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则越来越高)，而是转向通过刻意破坏既有金融系统来谋求暴利。不单是部分金融资本，甚至是国家权力，也经常在精心安排、操作与控制下主动制造某种程度的危机，从而使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一轮贬值缩水而重新进入到赢利性的资本流通中。

实质上，那些由国家实施的经济紧缩方案，就是对现有资本资产蓄意制造一波贬值，然后使它们被以极低价格转手后重新进入市场流通，在新一轮资本积累中获得新生。可见，当“通过剥夺的积累”无法有效进行下去时，资本主义系统就有可能动用权力的手段来制造“有限的危机”，以精心设计的方式来安排一定范围的贬值，再抛回市场上来供剩余资本掠夺，从而重新大量制造出具有高利润的赢利性机会。然而，这种利用国家权力或国际金融体系主动创造危机、以暂时的金融不稳定来确保资本主义秩序更长远稳定的操作，其与生俱来的危险便是，这种“有限的危机”很可能会失去控制，一发不可收拾地涌变成为全面的危机，就如同经常玩火者，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引火烧身。就这种“玩火可能自焚”的危险，哈维在其2003年的著作中就已经运用充分的例证，来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野蛮的积累方式是“多么的接近于全面崩溃之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