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错与纵恶

中国人一向推崇宽容，把宽容视为做人的高尚境界。北宋名将韩琦有一只珍贵无比的玉盏，宴请宾客时，被差役不小心碰翻桌子摔了个粉碎。在座的来宾无不惊愕，那名差役也吓坏了，赶紧伏地请罪。韩琦却笑着说，这玉盏又不是他故意打破的，何罪之有呢？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宽恕他人无心之过，是一种美德。像韩琦这样的宽容，确实令人敬佩。

但是，宽容也应有度，宽容过了头就是纵恶了。淮南人孔，见有人涉过冰冷的溪水到他园中偷竹子，就特地架了一座小桥，以方便偷竹子的人通过。北宋王旦府上的厨子经常克扣伙食，每天一斤肉的定额他要私吞半斤，家中子弟因吃不饱而多有怨言。王旦听说后，就把肉食的定额提高到一斤半。这两则故事颂扬的都是雅量，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为博取宽容之名而宽容。孔以慈悲为怀，同时也姑息了偷窃的恶习；王旦宽待下人，实际上默许了厨子的贪欲。如果孔能在偷竹子的人知错后资助他，王旦能在责罚厨子后提高他的待遇，是不是就更加值得推崇呢？

在古代的道德文章以及现代的哲理小品中，我们常常会读到诸如“无故加之而不怒”、“唾面自干”之类的掌故，并被记述者奉为“忍经”到处传扬。但宽容是有理性、有原则的善良，是对人的尊严的起码尊重，超越了这个底线，就偏离了宽容的初衷和本意，使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架构发生扭曲。赵炎与周炜曾说过一段相声叫《我惯着他》，讽喻的是有些人对社会恶是见怪不怪，采取纵容的态度。在一个法制健全的文明社会里，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在德国工作过的同事告诉我，这样的事在德国不会发生，不论何种身份的人，只要见到不文明现象他们都会出面劝阻甚至报警。

一味地姑息和纵容坏人坏事，往轻里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往重里说就是姑息养奸，养痈贻患，会给社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我们宽容对方，是给对方改过自省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犯浑，一次又一次地肇事。当你宽容的对象是一个丧失良知、不懂宽容的人，你的宽容就失去了意义。就是说，有原则地容忍无心之过是美德，无原则地纵容坏人坏事便是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