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学导师的读书方法

海通以还（指西方教学理念及书籍进入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为民族中兴著书立说，其中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可谓灿若星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院。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先设国学门，所以又简称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教授称为导师，当时只有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学问既大，其读书方法可借鉴之处亦多。

在梁启超看来，“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做学问的人不去“自发”地阅读课外书，文不识理，理不通文，最终将制约学术的创新。

如何读书？在梁启超看来，读书有精读、泛读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梁启超注重记笔记，“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

王国维主张学生要广泛阅读不同专业范围的书籍，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可以使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积极的休息。这一点与梁启超的观点有些类似。

读书时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维，王国维深谙此道。他说：“如果缺少观点，缺少见识，读书再多，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有补，而只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如他对戏曲的定义（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即从大量资料中提炼而出，并作为一种标准，重新审视中国的戏曲。

陈寅恪有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蒋天枢有文字记录陈寅恪读《高僧传》：“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不唯书，敢怀疑。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中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

赵元任曾记述小时候的读书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我好些书都是先背熟了，后来才慢慢儿懂的”。

这个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认为，民国以前的儿童在七八岁时需要背诵《大学》《中庸》《论语》等文献，但这种教育方式很早就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其实，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存在规律来看，汉语言文字没有太多的词法与句法规则，教学的重点可以放在直接记忆上。儿童的机械记忆力强，成长后随着理解记忆能力的增强、社会生活体验的日益丰富，反倒容易融会贯通。

（责任编校曾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