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国学”?

“国学”热持续有年矣。都在谈论“国学”，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学”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一些违反常识、不近情理的观点乘虚而入，比如将“国学”解释为“国人安身立命之学”，进而将舶来的佛学视为中国的“国学”。更有甚者，北京大学“国学百家讲坛”居然将古代印度释迦牟尼宣说的《心经》、《金刚经》也纳入“国学”课程，令人匪夷所思。

出现这样的常识性笑话，说到底，是缘于一些奢谈“国学”者仅有趋时求利之意，而无沉潜求实之心。为什么要将过去习称的“文学”、“红学”、“佛学”改名为“国学”?是因为“国学”这个名号在今天更有市场号召力，更有助于名利双收。而国学讨论热火朝天，却连最起码的概念都“说不清”，本身就是对“国学”热的讽刺。其实，“国学”虽然说法多端，如果我们深入探讨、认真辨别一番，就会发现有一个基本稳定、不容混淆的义界。概括说来，古代的“国学”是“国子学”的简称，指国立贵族子弟学校；今天的“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指国家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国子”即国之贵族子弟，“国学”即国家贵族子弟学校。汉代废“国学”，立“太学”代之。晋武帝成宁二年始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北齐时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因之。元代设“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明清仅设“国子监”。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与“太学”俱为国立最高学府，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生员为贵族子弟，“太学”生员为贤良大众。“国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乡学”相对，指天子或国君在王城和国都开设的高等学府。《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玄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周制，离都城百里以内的地区叫“乡”，百里以外的叫“遂”。塾、庠、序均为周代乡学之称。西周时，中央学校称“国学”；地方学校称“乡校”。至汉代，中央设立的学府称“太学”，州、郡设立的学校称“学”，县、道、邑设立的学校称“校”。凡“学”与“校”的毕业生都有升入中央“太学”的资格。《朱子文集》卷六十八：“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可见“国学”不同于“乡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学”并不等于国之“大学”。西周“国学”根据学生入学年龄和程度的高下，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小学”教书、数，“大学”教礼、乐、射、御。《辞海》将“国学”释为“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后世“为京师官学的通称”，是颇为精当的解释。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的介入，“国学”一词的涵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用来指与西学、新学不同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化，乃是受日本学者影响所致。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最先给本国固有文化冠以“国学”名号。20世纪初，中国留日人数激增，日本“国学”一词的这个用法开始为中国学者所采纳。1902年，粱启超在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首先提出现代“国学”概念，商讨以“新学”批判“国学”。与此相对的是，当时捍卫“国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章太炎、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主办“国学讲习会”与“国学振起社”，刘师培等人成立“国学保存会”，以与蜂拥而来的“新学”――“西学”相抗衡。这里，“国学”作为与“西学”相对的概念，泛指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故’。”不过，钱穆认为将“国学”定义为中国故有的“文化历史”过于宽泛，主张把“国学”义界缩小为中国故有之学术。不过马一浮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学的根本是“六艺之学”。熊十力附和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综合而论，如果说“西学”指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总称，那么，与此相对的“国学”则应包括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其中，中国传统学术是国学的主要层面，中国本有的价值理念是国学的核心部分。一国有一国之国学。佛经是印度的国学，不是中国的国学；正如“马学”是德国的国学，不能视为中国的国学一样。因此，将“佛学”视为中国的“国学”是于理未融的；将佛经视为中国的国学经典更是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