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伤逝》中的婚恋悲剧

摘要：“五四”退潮后，作家们对“五四”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鲁迅的《伤逝》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涓生与子君的婚恋悲剧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自身的困境，表达了鲁迅对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启蒙式恋爱婚姻生活幻灭的悲剧

《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正值“五四”退潮时期。激情狂热退却后，作家们开始了对“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冷静客观的审视与反思。“五四个性解放集中反映了现代个性意识的时代本质，表现了现代个性的自我觉醒的过程和唤醒民众的使命感……个性解放从要求恋爱自由发端。”[1]而当这种极度理想化的恋爱自由、个性解放遭遇现实的壁垒，就会暴露它的虚妄与启蒙者自身的缺陷。《伤逝》即通过涓生和子君的悲剧表现了这一反思。

一、先天不足的启蒙式恋爱

“五四作品中恋爱的主人公，如涓生和子君，他们大多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未婚男女青年。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反封建思想和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基础上的。这种真挚的爱是出自觉醒了的个性对正常的自然的人生权利的追求，有着鲜明的反封建主义。”[2]毋庸置疑，涓生与子君的感情出于共同的反封建立场，但他们的恋情缺乏一种相互理解的信赖，而且恰恰是这种理解的缺乏造成了这段恋情的先天不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

首先，“身份”的不平等。这里的“身份”并非指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是涓生与子君相遇相恋时角色的不平等。显然，作为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涓生自然地担当起了高高在上的启蒙导师的角色，子君则是有待启蒙与唤醒的他者。这种潜在的师生关系，使他们相恋时无法冷静、深入地了解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剥落后那个鲜活真实的自我与彼此。在婚姻的日常琐屑中，慢慢显现的真实的自我在彼此眼中成了不堪忍受的陌生人。其次是，恋爱心理的不纯粹。涓生选择子君不能排除自我空虚的因素，“在这一年前，这寂静和空虚时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3]。失去子君导致了现在的空虚，一年前又何尝不是因为空虚而期待着子君的到来。子君接受了自己的启蒙，走向了觉醒的反抗，这证实了启蒙者的“启蒙力量”。子君的觉醒实现了涓生启蒙思想的对象化，使他心理上产生了男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这是涓生的恋爱触发点。而子君则对涓生的启蒙心存感激与崇拜。在反封建的激情感召下产生的情感共鸣，使她抛却必要的理性思虑，毅然地爱上了这位启蒙导师。生活在个性解放的狂热时期，子君抛却必要的理性也是自然之事，而迷失理性的后果却不容乐观。

细读我们发现，二人的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启蒙”。“谈家庭的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这样的宏大话语取代了恋人的私人性谈话内容，必然阻碍两人的真正了解。同居之前他们或忽视或意识不到，但“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阂了”[4]。对于涓生如此，对于失语状态下的子君亦如此。与其说他们是互相了解的恋人，不如说他们是启蒙战壕里的亲密“战友”。

涓生和子君在这样的启蒙基础上恋爱，其感情基础非常薄弱。爱情的先天不足给这段婚姻生活埋下了隐患。

二、难以维系的婚姻生活

“娜拉”离家出走这个问题走向了他们的婚姻，他们婚后不久就面临着如何才能长久幸福“走下去”的问题。启蒙式的恋爱面对婚后生活的日常琐屑暴露出了它的脆弱与虚妄。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对于涓生和子君而言，婚姻简直是精神的地狱。他们的结合没有得到亲人朋友的祝福，反而遭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对与嘲讽，这里有子君威严的父亲和胞叔，有因嫉妒或胆怯相劝的朋友，有托词拒绝的房主人，有耻笑的房东太太，这些声音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尽管开始“她（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的缓缓前行。坦然入无人之境”，因为这时反对的力量尚未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后，涓生无辜被解雇，家庭失去经济来源，“转眼去瞥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谓的子君这么显著的变化。”比精神压力更大的是，涓生的失业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着。”如果连生活都无法维持，何谈爱情，尤其是对涓生和子君这对感情基础薄弱的恋人来说。如果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他们还有希望慢慢了解对方以巩固感情，但是一旦失去生活保障，现实的生存压力迫近，之前隐藏的个性冲突与矛盾必然会暴露。“仅仅是启蒙的方式是不够的，要建立在充分的物质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解决起码的生活问题无论是对觉醒的启蒙者还是麻木的民众都是必要的，然而这又是思想启蒙办不到的。”[5]经济基础对涓生和子君这对失去社会支持的夫妻来说尤为重要，一旦失去就意味着他们婚姻的破裂。这就注定了子君的命运“因此只得走，可走了以后却有免不了要堕落或者回来。”[6]

笔者认为，这段婚姻终结的最重要原因是彼此的隔膜使他们不能在生存困境中相濡以沫。显然涓生要承担婚姻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虽然满心悔恨，却没有在道德上，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7]结婚的新鲜感消失后，他告诫子君“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言外之意是告诫她不要被世俗的事情拖累，专注于养鸡养狗，涓生根本没有考虑子君此时的心理境况。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某一领域视而不见，所以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性的生活经验。”[8]按照女性主义的思想理解，正是这种男性中心意识使他难以接受子君的女性世界。他虽然主张男女平等，生活中却不能忘怀自己启蒙导师的身份，没能平等的对待与深入的了解子君，子君的生命体验成了这个骨子里的男权中心论者的盲点。《伤逝》是涓生对子君的忏悔，但却总不忘为自己辩护，恰是这辩护指认了他在这场悲剧中应负的责任。家庭陷入经济困难时，他对同样身处窘境的子君没有安慰，反而是精神的虐待与言语的暴力。“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这种指责与他“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着”的唱调何其相悖。“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那么子君忍受着生活的压迫苦痛是因为谁呢？既然是夫妻，更准确说是战友，就不应该说出这无情的话。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对于自己信仰的结果要付完全的责任”[9]涓生的一句“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就弃子君于不顾，尤其是当他已然预想到这会导致子君死亡时，就更加暴露了他的卑劣与自私。

启蒙者应该反思：在反对男权中心的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时候，自己是否仍受其影响，甚至无意中充当了他的帮凶。几千年传统思想造就的文化心理上的糟粕是难以彻底根除的。

三、反思悲剧的根源

有论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过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源，“长久以来由于男性霸权的存在，剥夺了女性的自和话语权，使得两性之间产生隔阂而难达到精神上的沟通交流。双方只能寂寞的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10]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子君在争取到的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生活中仍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权利与足够的解放。她只是生活在涓生建构的新话语霸权下，一个从父权制家庭走到夫权制家庭的女性也谈不上解放。但笔者认为以男性霸权解释这场悲剧是不够的。

五四时期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有19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有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者据之以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呼唤人的觉醒。然而“五四那一代人对于西方思潮的把握虽然尖锐，却又是浮光掠影，未经真正消化的，是热情匆忙的运用多于冷静理性的思考于理解的，过分情绪化构成五四人的觉醒的基本弱点”[11]。这种对西方文化缺乏理性审视、过度情绪化的肤浅理解最终导致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酿成了悲剧。

的确，“无论是觉醒者的悲剧，还是不觉醒者的悲剧，都和无比坚固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有关。”[12]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涓生与子君的悲剧中暴露的启蒙者自身的弱点与缺陷。他们对启蒙的真正意蕴与践行中可能遭受的困境缺乏理性的审视，充满理想化色彩的理解，当遭遇到现实的壁垒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溃败。加之，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与不能彻底摆脱的封建传统思想，涓生与子君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对这场悲剧的反思也正指向了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反思。

注释：

[1][2][5][12]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第58页，第50页，第56页。

[3][4]鲁迅：《鲁迅经典作品集――伤逝》，拉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44页。

[6]鲁迅：《鲁迅经典作品集――娜拉走后怎样》，拉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7][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二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9]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二卷，第三号。

[10]曾琪：《关于中子君形象的探索》，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1]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潘万里南宁广西大学文学院530004；王艳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