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工慌”到“民工荒”

2009年9月5日是星期六,照例是东莞市各人才招聘会集中举办的日子。位于长安镇的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大型现场招聘活动。这家号称“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力招聘基地”,吸引来480家企业进场,其中不乏富士康这样的知名企业。

而几个月前,这样的场景还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没企业招人。眼下却是风水轮转:企业招人了,却没人可招,“普工”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以前招人,哪用进招聘会?在厂门口贴个告示,很快就招齐。现在不行,都在抢人”。

东莞长安镇的几个大型工业园区,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挂出了内容相同的条幅――大量招聘普工,男女不限,晚上正常招工。有的甚至在大门口摆出招聘摊子,专人守候,大有一个都不放过的架势,但马路上却很冷清,几乎见不到求职者的踪影。

让老板们头疼的是,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放宽年龄、不限男女、 “打点”劳务中介,甚至给离职的员工打电话……一切能想到的招都用了,就是招不够人。

企业措手不及

金融风暴时,东莞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压缩生产、裁员、减少营运费用,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近百万人被迫离开。

位于长安镇霄边工业区的新时电子厂,配套生产硬盘驱动器等零部件,产品全部出口。工厂进门两侧,整齐地摆放着为员工上岗换装准备的工装箱,一共有3000个,当初的红火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受金融风暴冲击,员工最少时只有900人。没想到,4月份后,订单突然多了起来,而工人却不够了。

2009年一季度,市场求人倍率是0.75,也就是,市场上有一个人但只能提供0.75个岗位,但从4月开始恢复,1.13、1.27、1.38,数字一路上扬,7月、8月更是强劲反弹,企业需要1.5个职工,但市场只有1个劳动者供给。

原因在哪里

新时电子厂只是其中一例。金融危机导致年初企业用工收缩,返回人员数量少于过往,而年中尽管进入生产旺季,但这时基本上不是求职旺季,甚至因为农忙还有人继续返乡。金融风暴让市场变得扑朔迷离,企业无法在年初就制定好全年用人计划。因此,当订单回升、生产任务激增,一线工人供给就骤然紧张。

在民工返乡大潮后,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受惠于当地政府的就业创业政策而留在了家里;另一部分人则流向了长三角以及西部,还有北京、大连等地。

求职群体的变化也是催生这一轮“民工荒”的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70%以上是“80后”、“90后”,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来打工不同,这一代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线上的辛苦工作。

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输入地由原来的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变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地区;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内销型转移;三是在输出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农民工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

能否证明回暖

历经半年多的“寒冬”,随着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而引发的这一轮珠三角“民工荒”,可否看做珠三角外向型经济企稳复苏的标志?

实际上,2009年7月,广东的外贸出口走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关头。全省单月进出口贸易总值创出今年以来最小同比降幅14.9%,较5月的22.1%和6月的15%,呈现出持续收窄的趋势。

自4月以来,订单出现明显增加的企业不在少数,这些企业分属电子、模具、玩具等行业。与春节前后的惨淡经营相比,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的确有了不小的改观:久违的订单回来了,闲置的生产线开动起来了,工人的加班时间也多起来了。

但是,目前很多企业订单增加的情况尚不稳定,眼下的订单增加除受益于传统生产旺季因素之外,圣诞节、万圣节等市场因素带来的欧美短期订单也不少。现在很多紧缺人手的企业多是服装、玩具、食品等行业,订单的猛增极可能是季节性和偶发性的,其持续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仅因民工荒一项就认定是经济全面回暖并不恰当,但完全否认之间的关联也未必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复苏或活跃的时候,企业产销两旺会直接带来用工、求职两端的兴旺。从理论上讲,判定经济是否复苏至少需要3个月持续表现,如果连续三个季度都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用工状况,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用工短缺才是经济回暖的一个指征。

出路:民工的“国民待遇”

粗放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获取比较优势。除了压低农民工的薪酬来获取竞争力之外,企业没有好办法。8月3日,广东省下调工资指导线,广东省2009年度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上线为12%,两者同比下降3%;下线从去年的3.5%降低到“零和负”,出现了2005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虽然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称,“降低工资指导线不是降工资”,不过下调工资指导线本身说明,广东省制造企业仍然处于困难状态,民工通过加薪改变生存状态十分困难。

一方面是民工荒,一方面却是加大民工就业门槛:“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另一方面是严格的年龄标准,如一些制造企业规定女工年龄不能超过26岁。如此矛盾的现象说明,中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接受低薪却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

早在2004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时,就已经暴露出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市场本身已经发送了技能型劳动供给不足的信号,随后各级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但为什么五年后仍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

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能够给予劳动力创造足够的激励。必须给予企业宽松的生存环境,而后通过政策使民工可以分享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没有足够的激励,不能保障基本的“国民待遇”,“民工荒”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