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透析

今春以来，福建首先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整个珠江三角洲加工制造业工人缺口高达200万。浙江杭州市求职民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1%～20%。就连劳务输出大省江西、农业大省山东也都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几年前涌动全国的“民工潮”为什么变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三个原因引起“民工荒”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国家扶持“三农”的政策起了一定的效用，使得某些地区的农民减少了外出打工的比例。其二是多年来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生存环境太恶劣。农民工进城多集中于低级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些领域的劳动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而一些黑心雇主忽视职业保护更使农民工饱受其苦。更有一些地方的小老板具有“黑社会”性质，使部分农民对外出打工产生了恐惧感，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再进城打工。其三是农民工市场的区域化特征非常明显。一个村的人，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到哪里就都到哪里。靠老乡来传递就业信息，也加剧了部分地区的“民工荒”。

问题是，眼下的“民工荒”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问题，还是农民工的供需状况出现了拐点？这是一个很难轻易作出判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之前，我建议有关部门且慢采取行动，静观市场自身的调节。我现在担心有些地方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预，反而打乱了市场。（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2004年7月23日《经济日报》)

“民工荒”可能是表面假象

2004年6月底最新的数据表明，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首次突破1亿大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目前的事实依然是“民工潮”，“民工荒”很可能是一种表面的假象。

按照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如果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需求迅猛增长，必然导致供给品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奇怪地看到，农民工的工资却已经有近十年没有上涨了。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6%，可是农民工工资并没有明显的上涨。因此，是不是真的像那些老板说的那样存在大面积缺工，值得怀疑!像福建一些地方制造业的小企业，十年来没怎么涨过工资，这怎么能说是招工难呢？

对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口中的“民工荒”，我们也应当抱以怀疑的态度。他们的立场是很容易和企业家站在一起的，因为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地方财政直接相关，企业和政府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企业当然希望毫不费力地找到廉价的农民工，这种愿望也可能通过他们的利益同盟者政府官员的口来表达。

市场已经发出信号，接下去应该由价格杠杆来发生作用。反过来说，如果价格杠杆发生作用了，“民工荒”现象就不会存在。我很担心有些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民工荒”，把市场的信号都搞乱了。（杨宜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摘自2004年7月23日《经济日报》）

“民工荒”的本质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信号 所谓“民工荒”实际上仅仅表明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并不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供给短缺，是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低级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试图在接近甚至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以及不提供相应福利待遇条件下招收足够的劳动力确实已经成为困难的事情了。即便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公司也面临着提高工资的压力。从宏观角度看，这应当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实质性提高。而对企业来说，企图继续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恐怕将面临更多危机，有意识地向技术、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转移将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反映出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是美国的1／50、日本的1／30和韩国的1／15。廉价劳动力不仅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基本源泉，也是中国吸引国外资本的最主要的因素。近年来，中国加工制造企业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国际市场，也是得益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在国内市场上，由于居民购买力水平仍然较低，价格便成为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国内居民收入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价格将始终是产品站稳市场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上对廉价劳动力也有强烈的依赖性。

在国内市场上的低收入水平、低产品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品质、低价格、低劳动力成本，形成了两个“稳定三角”。任何超出既定价格地雇佣劳动力都有可能导致这两个三角的破坏，从而形成了一个低价劳动力陷阱。

这样，当劳动者生活水平以及对工资的期望提高以后，在原来所设定的不变工资率(接近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减少便是必然的。可以认为，所谓的“民工荒”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廉价劳动力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徐林清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摘自2004年8月4日《南方日报》)

从“民工荒”反思我国的发展战略

我认为，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二十五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事实上，这些年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已经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应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第三，我们把民工看得如同石油一样，当成一种“自然资源”，平时并不加以培养，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在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产业大军的使命。（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摘自2004年8月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