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启示

自2006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媒体再次广泛报道“用工荒”。2010年春节之后情况略有缓解，但仍比往年严重。目前，“民工荒”呈现的主要特征是：仍是区域性的，缺工最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的加工贸易出口业；愿意外出务工的民工数较往年下降；在外出民工中，去往中西部占比显著上升。

人口红利近尾声

短期来看，招工难是区域增长更平衡的结果，内地就业岗位增多，与沿海的工资差距缩小，对农民工的吸收加强：过去沿海地区经济一枝独秀，农民工只有赶赴沿海才能找到工作。近年来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进步，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开始赶超沿海，重演1950-70年代美国穷州追赶富州，以及欧洲较穷区域追赶富裕区域的现象。

这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而且中西部工资涨幅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缩小。同时，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去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尤其是去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当地产业结构以较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企业主将工人工资压得较低；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和涨幅就高于珠三角，因此对民工的吸引力也较高。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提高，部分农民返乡搞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

招工难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我国劳动力供给已逼近“刘易斯拐点”，目前区域性的招工难，在几年后可能演变为全国现象。

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日本的经验，可以预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成为常态。劳动者报酬的上升可推动消费，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劳动者报酬在经济中比重过低的现象有望进入拐点，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已进入了对提高生活质量和便利水平的“可选品”和“奢侈品”需求爆发，以及对娱乐服务的消费快速增长阶段，尤其看好未来几年的汽车、旅游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城市消费，以及家电等产品在农村的快速增长。此外，伴随着越来越多老百姓去影院看电影，商场购物，未来商业地产（不仅仅是写字楼）有较大上升空间。

其次，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倒逼企业加大结构调整，实行产业升级，转变增长方式。目前民工荒主要集中的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这些地区已无法沿袭过去的增长方式，企业要么被迫转移到内地，要么实现产业升级。

劳动力的上升可能成为推高中国中长期通胀的因素。中国此前多年工资上涨幅度一直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因此劳动力成本对于通胀的推动作用不明显。但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趋于紧张，工资涨幅加快，如果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则很有可能转化为通胀压力。

劳动力供需条件逐渐变化，也使我国一些改革的进程可以加快。如果说过去我们受制于工人就业难的后顾之忧，依然希望维持低端产业、加工出口业一定的增长，因此可能延缓了汇率改革、资源和能源价格改革，以及环境的保护进程，如今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渐趋于紧张，市场这只手就使得低端产业无法存活和吸引工人，人民币升值等措施对就业的影响减小，那么政府做以上改革的担忧更少，决心更强。

推进制度改革

以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带来额外的可转移劳动力。目前学者对于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多数未考虑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提升空间。我国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地广人稀的美国，也低于日本、韩国等耕地条件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来实现，譬如加强农村土地的流转，实现规模种植，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业补贴和技术应用。

防止“去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同时买不起房子（尽管农民工手上有着农村土地，但无法在市场上实现价值换取城市购房的首付款），因此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城镇化的基础不扎实。伴随未来人口结构老化，老了的农民工可能大举返乡，造成“去城市化”局面。因此尤其需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城镇化做实。

合理抑制通胀。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带来的中长期通胀压力，政府需要保持合理的货币政策，在产业政策上开放民间资本投资、打破垄断来提高企业效率，在财政上加大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并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以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消化成本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