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2 05:37:53
《一步之遥》将于12月18日上映。由于是姜文的作品，这部电影无疑成为年底乃至今年全年最受关注的影片之一。在等待采访的时候，休息室里的记者们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一种内在的亢奋情绪，有人不停向姜文身边的工作人员套话，试图了解姜文今天的脾气如何、他的兴趣爱好以及有关他的种种。大约半年前，一篇名为《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的文章在记者圈里被广泛传诵。不知何时，媒体圈出现了“恐姜”现象，却也让众多记者期待“单挑”姜文，而几乎每一次姜文与媒体的碰面都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事后被津津乐道。记者们始终在实践中探索姜文想要回答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
怀着这样复杂的情绪，本刊采访了姜文。原本以为他会从门外进来，谁成想他突然从身后的房间出现：“哟！都是女孩儿啊！”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姜文挨个和我们握手寒暄，完全没有之前预想的高冷感。高、壮，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姜文有问必答，还不住招呼大家和他一起吃坚果，只是他似乎不太习惯这样和记者面对面坐着聊天，所以之后的专访，他转移到了大大的办公桌后面，中间隔了一个桌面显然使他更加坦然和放松了。
“就像你谈恋爱，谈一次吹了，谈一次又吹了，问为什么，你说不是我找的那人。别人说你要哪样的人说出来我帮你找去，你还真说不出来，但你知道谁不是。”姜文说。他分享了他的电影观，还有他对女性的看法：《一步之遥》中姜文扮演的马走日和舒淇扮演的完颜英、周韵扮演的军阀家千金武六的情感戏让人关注，武六在剧中救马走日于生死，姜文觉得虽然马走日算不得英雄，但美人救英雄的桥段让他无比向往。“人们看到的时候会摆脱很多生活烦恼，对人性的本质和男女之间的本质有个理想的认识吧。”姜文说。采访还涉及他和马珂是如何用二斤清炖羊排“劝降”王朔写剧本的。采访结束之后，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姜文的电影调子和他的性格是统一的，这在和他的对话中都能感受得到。
比“子弹”更正能量
BQ：为什么会选择阎瑞生案这个故事。最初有没有一个点让你对这个故事产生兴趣，比如一个灵光闪现的念头，或者是让你把自己感兴趣的嫁接到这个故事上面？
J：《阎瑞生》是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我觉得当时他们挺敢干的，他们的想象力不像我们想的过去人那样拘谨。当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这帮人敢想敢干，有点儿意思，能化腐朽为神奇。我记得我们上学时还批判过这个电影，忘了是怎么批判的了，但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还挺有意思的。可是我说了这么多，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史实来拍，我们查了很多资料，都找不着了，原来那部电影也找不着了，只有剧照还在。《阎瑞生》其实头尾都是纪录片，中间加了一个他们想象的凶杀故事。我是觉得这里面本身有人们对现实和想象之间联系的这种认识，怎么来认识大家以为的凶杀案和凶杀案本身发生的事？其实它是早于《罗生门》的这样一个表达，1921年公映的电影，比黑泽明还早，中国那时还打仗，可能没人把这当回事吧。所以我并不是对案件本身有多大的兴趣，而是在于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对于是与非的认识。
BQ：看上去《一步之遥》比《让子弹飞》更多了一些感情的东西。
J：是。《让子弹飞》拍完之后，很多人说太暴力了，女的在里面都是无关紧要的人物，包括我老婆的态度也给我一个影响，她说不让我儿子看，等长大再看，不适合小孩看。她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而且太残酷。周韵也比较有主见，她觉得儿子看这个不合适，到现在也不让我孩子看呢。我当时就跟周韵说“我要拍一个你和孩子带着你妈都能看的电影”，这回看了《一步之遥》之后，她觉得这个可以实现了。其实我觉得《让子弹飞》没什么，里面没有无缘无故地去杀人放火，都挺隐晦的，没有说的那么可怕。女人的头脑确实比较捉摸不定。
BQ：所以这次更温暖一些？
J：也不是温暖，当然它有很多fantasy的地方。这词怎么翻译？你觉得能翻译成“正能量”吗？我觉得可以说正能量，就是比较美丽吧，正常点儿吧，美丽的正常。
BQ：这次有9个编剧，《让子弹飞》是6个编剧，编剧排名分先后吗？
J：确实挺难弄的，我和阎云飞是从头到尾都在的，每一句词都是经过他的手写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经过我的嘴说出来的，其他的就像个编剧Party，谁有空谁来，谁忙完谁走，谁有空谁再来，聊完了写，写完了再聊。动手写之前聊了很久，动手之后也可以聊嘛，要这么加起来，聊得时间长，三年之前就开始聊了。剧本一直写着写到现在还没写完呢，真的，现在廖一梅还在写呢，不信你问她去。
BQ：廖一梅说你是剧本狂人，但凡遇到会写字的总得逼人家写剧本。
J：没有，我觉得谁都能当演员，所以我经常找身边人，我也觉得谁都能写剧本，只不过不一定能写得那么完整或者说那么好，但是你要是想用的话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用的。我们每个人写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方向，然后不断地改改弄弄，然后下一个人再改改弄弄，就把它弄到可拍呗，其实这事情是很简单的，写剧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拍嘛，能拍了拍好了就是写完了，有些事情你仔细想想是搞反了。
个人经历拿出来给人说是令人害羞的事儿
BQ：《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小说《天鹅绒》，当时你的脑海中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了，这次《一步之遥》没有小说，甚至没有原始影片，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J：这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有的时候你脑子里有这个氛围，或者有一个气味，不是用鼻子闻的，是用脑子闻的。然后你想捕捉到它，真的就是捕风捉影，你能闻到但不一定就能抓住它。你得借助一些时间、一些积累甚至一些失败，慢慢找到这个东西。就电影来说，你还得把它呈现出来，把它安排在什么样的天气里，什么样的灯光下，什么样的服装和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服装的人，他们用什么样的办法相遇或者不相遇，或者说话或者不说话来体验这样一个气氛，这不是一回事。你要说弄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甚至拍出来是两百小时长，怎么也得花一点功夫，但有的时候你确实能感到那个气味在。就像你谈恋爱，谈一次吹了，谈一次又吹了，问为什么，你说不是我找的那人。别人说你要哪样的人说出来我帮你找去，你还真说不出来，但你知道谁不是，就是这么回事。不是故意要折磨谁，是确实没碰着，只要是能碰着，就没那么难。《天鹅绒》我当时看了之后，就是觉得有红色的拖拉机，为什么有呢？不知道。小说里有红色拖拉机吗？我也忘了，不知道。但是我看完脑海中就觉得有红色拖拉机，那孩子跟拖拉机有关系，这个拖拉机是在雾里开，还有一些特别大的树，地应该是红的，然后从雾里会渐渐显现一些人，他们走了又回去了。我说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我要找这样一个地方。他们说那你怎么找啊？我说慢慢来，肯定能找得着。最早有个讲故事的版本，2004年11月份的时候，在我另外一个工作室，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讲了一小时四十分钟，跟电影差不多长。讲完了他们说你不用写了拍吧，我说不行，这个味道、气氛有了，但是具体拍什么，机器搁哪啊，你得有东西，有房子，有物件，有一个村，有雾你得造出来。大家老有个错觉，那咱就拍吧，可以拍到能拍，中间还有好长的路呢。
BQ：你脑中的气味是不是以前看到过或经历过的一些东西？
J：没有，我所有经历过的东西我都不想拍，我也不好意思拍。我觉得个人经历拿出来给人说是令人害羞的一件事，所以《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有我很多少年时的影子，院子的结构像我原来住过的院，但我坚决不回我原来住过的院拍。我不好意思，看到老邻居拍电影多臊得慌啊！人家老邻居一看就这德性还拍电影呢。我拍完了他们看行，因为有些东西变成了回忆你再回到自己的记忆里我觉得挺讨厌的。《太阳照常升起》是在云南拍的，我小时候在贵州呆过，但我不会去贵州拍。所有关于我的记忆都变了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是他记忆的展现，可是去复原一个记忆是挺让人尴尬的，我觉得不舒服。《一步之遥》也是，但不是一个复原，是一种变形，这种变形就有意思。你天天拿一个静物来拍，就没有意思，你要把它变成梵高、达利那种状态就有意思了，谁家表能弯曲成那样，那是一种想象。
女人比男人更仗义
BQ：你之前电影里的女性角色给人感觉好像都挺厉害的，或者说有主见，有点儿狠劲儿的，比如说之前有斯琴高娃、宁静，包括周韵在《让子弹飞》和这次的角色，这是刻意安排的吗？
J：没有刻意安排，我觉得女的就那样，要不然啥样？或许是我没有运气碰到那种逆来顺受的，我可没见过。我觉得实际上女的都比男的厉害，男的就是青春期体大力粗而已，要是真厉害，我觉得没有女的厉害。女人是真的说到做到或者说做到也不说，没说到也能做到，我不是说不好。很多孩子的成长，母亲是起很大作用的。我最近读了一个文章觉得写得挺好的，给你分享下，就是母亲不读书这个民族就要不得，实际上母亲对一代一代人的样子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而且很多关键的时候女人比男人仗义，男人标榜着仗义，实际上能做事的时候男人更社会化，女人更本质一点。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慈禧杀了臣以后，就有一批人暴尸街头，没人敢收尸，后来就有一群过去和这些人有过交集的青楼女子去把尸体给收了。包括小凤仙和蔡锷，真换一男的，真没小凤仙这点儿仗义，他们会想到各种现实情况，各种似乎能说服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怕事儿”，小凤仙就是事儿办得漂亮。
BQ：你说你喜欢李娜，是不是偏爱这种厉害点儿的女人？
J：李娜不厉害吧，人家那么刻苦打球打成那样，就偶尔发一下飙，平时对老公特好，她挺好的我觉得，球又打那么好。我特别喜欢李娜，到哪儿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虽然人家当众骂老公，那也是人家恩爱的表现。她对老公凶那都是表面的，表面上凶的实际上不一定凶。对于一个网球运动员来说，年纪也不算小了，居然有这么大的爆发力。这种优秀的品质，我觉得她不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女人，而是给整个女性带来了一个新的认识。好像其他人还做不到这个年龄这么大的爆发力，确实在精神上给人很大的振奋。我看她的时候会给我带来很多的自信，会鼓励我做一些事吧，加上我自己也挺喜欢打网球的。
BQ：有人说“你每次演新角色时总喜欢跟自己较劲”。
J：我不会跟自己较劲儿，我特别恨跟自己较劲儿的。我觉得生活是无边无际的，你要较劲儿就活得挺较劲的。我们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高仓健那种叫较劲，我没说高仓健不好，人和人不一样。
BQ：周韵说“你是一个特别会保护演员的导演”，葛优也说“所有剧组里面属你对演员照顾得最好”，怎么对待演员在你这儿有完整的方法论吗？
J：我实际上不是对待演员怎么着，我可能心目中确实有一个平等世界，我不喜欢等级森严的生活，我觉得很可笑也很傻，每次我看见导演在那作威作福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可耻、特别傻。我在剧组里住的房子不是最好的，我和大家住的都是一样的。外请的明星都住在对面的酒店里，我还住不了大房子，但一定要干净。你可以说了算，但犯不着装模作样。我有时候都有点诚惶诚恐，“开始、停”这些我都有点儿说不出口。我做过演员，我知道演员在创作的时候很脆弱是需要保护的，不是说没有纪律，而是说没必要显示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人一等，这是我认为不好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但对来演戏的演员，对其他的比如说来的教练或者拿机器的都是本着一个平等的态度。
二斤羊排“劝降”王朔
BQ：之前说过“你的每一部剧本都会先给父母看，他们要是觉得好你就会拍，然后成片也会先让他们看，看他们的评价”，这次也是吗？
J：这次成片肯定先让他们看。剧本我爸看过，看完了之后他就特别想演其中的角色，我说这个角色已经葛优演了，那个角色已经舒淇演了，你没有希望了。
BQ：你没再给安排一个特别的角色吗？
J：不告诉你，你自己看就知道。
BQ：那就是确实有了。
J：不一定，不过他确实去片场把服装换了，我们有没有拍到他是另外一回事。
BQ：你之前说“这辈子能导五部电影就很满足了”，这次《一步之遥》正好是你的第五部电影。
J：哎呀！我满足啊！我很满足啊！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来说，导了五部电影又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又赶巧被别人也喜欢了，还能捞得名捞得利还不满足？我很满足而且我也很感恩吧，我觉得上帝对我不错。我一定要好好感谢大家，好好做人，好好对待身体，再为大家好好拍五部电影，让大家对我更满足。
BQ：能不能谈谈这次和王朔的合作？他在这次编剧团里是什么角色？
J：王朔，其实每天和我都合作着。我们俩是好朋友，不需要专门联系，我说的那种神交啊，有可能我们俩半年不见，每天见面是精神层面上的见面，不是真正的见面。每天都在和他见面或不见面的对话，就是你聊天，有的时候他根本也不出声，这个人差不多是我每天都能想起来的一人。我觉得一直都在，无论是他给我们写剧本或者不给我们写。当然这次他亲自写了几稿剧本，这使我们的故事变得更生动、更有质感。
BQ：我可听说除了马珂老师的羊排，你本人也挺善于劝降别人的。比如洪晃老师都发毒誓说再也不演戏了让您给劝了，廖一梅之前说要退休了你也让人家重新出山了，你有什么秘诀吗？
J：你没觉得他俩的毒誓就是冲着我发的吗？言外之意是“赶紧找我演！再不找我演就不演了！”我赶紧说别别，您再演一个。廖一梅也是，“再不找我写就发毒誓了啊！”我听出来这意思了啊，咱懂事。哈哈，得赶紧找人家，我是为了这几个发毒誓的才拍《一步之遥》的。周韵也发毒誓，说不给我演电影了，谁给我演电影谁是孙子。我说“为什么啊？”她说“什么破电影，全是一帮老男人！”她觉得给我演电影特别忍辱负重，不能陪儿子，还要去广州。广州那地几十年上百年都是好天气，就我拍这个赶上寒流，最冷的，居然在广东拍戏还能冻着，潮湿阴冷的，让我们赶上了。刚进城门敲鼓那段儿，她手上戴着镯子，使劲儿敲，手腕子都敲破了。
BQ：那这次怎么说动周韵了？
J：这你得去问她（周韵），呵呵，求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