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济解释

摘 要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学徒制，学徒与培训企业之间的矛盾是该制度的基本矛盾。交易者惠顾关系、第三方收集传播信息和劳资双方协商机制三种私人治理机制作为正式法律系统的互补制度协同发挥作用，促进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健康运行。结合我国当前发展实际，进一步强化政府统筹协调、加快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和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和工会协商主体的作用等是当前促进我国企业主体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举措。

关键词 职业教育；双元制；劳资合作；经济解释；德国

中图分类号 G71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3-0070-05

一、问题的提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也是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基本经验。我国通常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理解为国有公办职业院校寻求行业企业对其办学的支持，这是因为国有公办职业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但目前我国国有公办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合作机制，从而制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健全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制度，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其直接目的就是解决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以《联邦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条例》为主体的法律框架规范下，成为二战后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也被外界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经济稳步增长的坚实平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想模仿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但实际效果不甚理想，那么为什么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很难移植复制到我国呢？西伦等学者研究认为，双元制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立足并成为其重要的比较制度优势，与德国悠久的国家主义传统密切相关[1]。也就是说，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依存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大系统，脱离了特定大系统就难以发挥其应有功能。与此同时，我国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数以描述性介绍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主，缺乏双元制职业教育运行机制与其外部制度环境耦合关系等深层问题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已经能够对观察到的大部分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经济解释”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问题，是一种回答“为什么”的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是经济解释研究方法的大力倡导者。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企业为主的职业教育制度，它与其外部制度环境构成了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性制度安排。整体性制度安排内部各种具体制度间互补和替代关系的存在决定着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完全可以寻找职业教育制度及其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互补和替代关系，然后对其进行重组，构建出新的整体制度安排，为进一步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的职教制度改革提供可行对策建议。青木昌彦认为，制度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2]。因此，本文首先利用文献资料基于博弈均衡制度观视角归纳总结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主要特征；第二，从博弈均衡制度观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及其外部制度环境耦合关系的内在逻辑，即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治理机制，即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第三，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提出进一步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的对策建议。

二、博弈均衡制度观视角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特征

1964年，德国教育事业委员会的《关于职业培训与教育事业的专家意见》中最早提出了双元制这个概念。所谓“双元制”指的是由营利为主的企业作为“一元”，与公益为主的学校作为“一元”，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制度。1969年，德国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对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了有关规定，使其走上法制化道路。1981年，德国又颁布了《联邦职业教育法》的配套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2005年4月，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德国将《联邦职业教育法》与《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成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2007年，德国对合并后新的《联邦职业教育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博弈均衡制度观认为，制度是社会制度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形成的自我实施结果。汪丁丁基于博弈均衡制度观提出：一项具体制度通常包括角色规定、行为规定、度量标准和奖惩措施四个基本要素①。角色规定是基础，行为规定是实质，两者一起决定了一个社会中各成员的行为空间；度量标准和奖惩措施保证角色规定和行为规定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3]。本文利用角色规定和行为规定两个维度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进行定性概要描述。

（一）两个教育实施主体

所谓“双元”是指由营利为主的企业与公益为主的职业学校，共同构成职业教育实施主体。

1.企业

德国所有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但只有经过行业协会资质审查认定的企业才能开展双元制职业教育，这些企业被称为“教育企业”，其资质审查标准由《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4]。目前德国只有1/4的企业具有双元制职业教育资格，承担着全德国约1/3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这些“教育企业”的活动宏观上主要遵守《联邦职业教育法》。在招收学徒操作上，这些“教育企业”通过刊登招收学徒广告和职业适配度测试招收学徒；学徒招收后，与学徒签订公法范畴的《职业教育合同》，合同内容不得规定受训者毕业后去向条款，需及时向主管部门申请合同登记，否则合同无效。在职业教育具体实施中，这些“教育企业”根据《职业教育条例》规定的全国学内容着重培养受训者实际操作方面的职业能力。

2.职业学校

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享有文化教育的自。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职业学校，由各州教育或文化部管辖。职业学校的活动宏观上遵循各州《教育法》和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与联邦政府签署的各项框架教育协议。在职业教育具体实施中，职业学校按照与《职业教育条例》配套的《职业教育框架教育计划》，传授与职业相关的普通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实现对企业学习的有效补充。

（二）双重身份的受训者

在德国，受训者需被“教育企业”录取并与该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受训者成为企业学徒的同时也自然成了职业学校的学生，具有学徒与学生双重身份。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德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50.2%具有双元制职业教育文凭，2012年，德国有65%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参加双元制职业教育。受训者每周3～4天在企业学习，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可以向企业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等；通过行业协会主持的考试后学习结束，可以自由选择最终就业单位。

（三）公私结合的第三方组织

第三方组织指教育主体和受训者以外的相关机构，具体包括政府和行业协会等，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成功运行的重要保障。

1.政府层面

联邦政府层面涉及职业教育的主要机构为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联邦经济与技术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等。其中，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是政府职业教育最高主管行政机构，发挥着综合协调和政策主导的作用；联邦经济与技术部颁布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及《职业教育条例》；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开展职业教育发展与规划研究，并负责实施执行[5]。联邦与州政府中间层面涉及职业教育的机构是“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与联邦政府签订的各项教育框架协定和联邦政府的《职业教育条例》，制定供职业学校使用的《职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州政府层面涉及职业教育的机构是州职业教育委员会，由劳方、资方以及州级最高部门三方等额人数组成，其任务是促进校企合作、提高教育质量和发表咨询意见。

2.行业协会层面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行业协会凭借接近企业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承担公法赋予的重要任务。其主要任务是：确定企业及其负责人的职业教育资格、组建职业教育考试委员会并实施考试、保存登记《职业教育合同》、监督企业职业教育运行、提供职业教育方面相关咨询等。

综上所述，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以法律为依据，以企业为主体，以第三方为保障的职业能力开发制度，其本质是“学徒制”。该制度的基本矛盾不在于“教育企业”和学校之间，而在于受训者与“教育企业”之间。

三、博弈均衡制度观视角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治理机制

从博弈均衡制度观角度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实质上是企业和学徒博弈均衡的结果。把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看成一个系统，由于企业间相互挖人带来的外部性等原因，如果没有其他机制约束企业和学徒，双元制就成为一个典型的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然而，对于世界装备制造第一强国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不仅是其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而且是其经济强势发展的根本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约束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企业和学徒双方信守交易承诺，使各自利益在交易过程中受到保护，实现双方共赢。青木昌彦认为，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和合同也不仅仅由正式的法律系统来执行，各种各样的私人治理机制作为制度安排的复合体都同时发生作用[6]。本文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框架来研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市场治理机制的整体性安排。

（一）交易者惠顾关系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事前匿名的交易机会，交易者预期到长期合作的可能收益，交易者双方通过相互交换一定价值的礼物（礼物对于送礼物的人来说必须花费成本，对别人却没有什么价值），那么交易者双边互惠互利的关系可以维持。这种准永久性双边互惠互利关系称为惠顾关系。在德国，手工业以及由手工业衍生而来的装备制造业一直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吸收学徒的重要行业。如2012年德国手工业企业签署学徒合同14.7万份，占全部学徒合同的28%，吸收学徒规模仅次于工商业[7]。与流水线大工业相比，手工业中劳动力技术技能总体要求高、专用性强。“专用性”概念最早可见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其认为，一个工厂的厂主即使能够获得一般劳动的大量供给，也往往会因为缺乏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力而束手无策；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如果遭到解雇，也不易有别的出路[8]，这里的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对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专用性人力资本。学徒选择参加企业提供的学徒岗位学习培训，相当于进行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要将专用性人力资本轻易转向其他用途是非常困难的。而企业承担大部分学徒培训费用，并向学徒提供一定的生活津贴。根据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统计，2011年，原西德地区“双元制”职业教育学徒生活津贴月平均为708欧元，原东德地区学徒生活津贴月平均为642欧元；企业培养学徒的花费大约为238亿欧元，3倍于政府在此项的支出[9]。由此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学徒花费时间学习企业专用性技术技能、企业提供大部分培训费用，相当于学徒和企业相互交换一定价值的礼物，考虑到长期合作的可能收益，企业和学徒互惠互利的关系可以维持。同时，从职业代际传递角度看，德国技术技能工人很大部分会模仿其父辈的策略选择。如2006年，在原西德地区工作的技术工人中，有51%技术工人的父辈也是技术工人；在原东德地区，这一比例高达60%[10]。这一现象实质反映的是交易者对市场信息不足作出的策略选择，也是交易者惠顾关系存在的很好佐证。另外，行会组织在德国经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即学界经常所说的“先有经济德国，后有政治德国”的现象，行会组织内部规范成为维持行业内企业和学徒互惠互利关系的重要治理机制。青木昌彦认为，行会组织的内部规范本质上是交易者双边惠顾关系在参与人集团内部的复制和扩展[11]。

（二）第三方收集传播信息

学徒制自诞生以来，其功能目的都是偏重生产性而不是教育性。如古代学徒制是维系和扩张家庭生产的主要方式，行会学徒制是行会控制生产的重要手段，而在国家干预学徒制和工厂学徒制中则广泛存在压榨廉价劳动力的现象[12]。也就是说，在以往任何一种学徒制中学徒具有沦落为生产工具的弱势地位，仅凭企业自觉，很难保证企业不实施侵犯学徒合法权益的行为，从而影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存在独立第三方专门收集和传播交易者不诚实交易行为的信息，不诚实交易者因不诚实交易行为而失去交易机会，考虑到长期合作的可能收益，那么交易者互利互惠的交易能够得到实现，如历史上的商法仲裁者、美国协调交易公正进行的押证服务等。根据《联邦职业教育法》，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通过社会职业分析，以“国家承认的教育职业”形式颁布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制定与之相对应的《职业教育条例》。另外，德国的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进行了大量综合，如2013 年7月颁布的德国“国家承认的职业教育专业”为331个，覆盖大约2.5万个社会职业[13]。这些制度安排方便第三方收集传播信息，保障劳动者技术技能的综合性，便于劳动者在未来不同工作岗位之间的迁徙。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质量保障还在于教考分离，学徒培训期间需要参加两次国家考试。第一次考为“中期考试”，主要目的是通过考查学徒的培训成绩来检查“教育企业”教学计划的落实情况，也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中期考试合格的学徒方能参加第二次毕业考试，毕业考试由联邦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两次考试都由行业协会组建的职业教育考试委员会主持，全国统一命题，同一专业的考试在同一天进行。学徒通过第二次毕业考试，由行业协会颁发得到各州承认的合格工人证书。这种模式体现了公平原则，保证了学徒培训质量，使职业资格证书更具有权威性。由此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独立第三方专门收集和传播企业和学徒交易行为信息，则进一步促进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健康运行。

（三）劳资双方协商机制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侵权行为必定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再加上交易涉及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因此依靠第三方（法庭）来维持契约关系，不仅成本巨大，而且可能根本无法证实[14]。第三方（法庭）裁决需要有违反契约的证据，这是第三方规则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局限性。在许多交易中，要找到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有违反契约的情形极其困难，契约本身也不可能预先写明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及处理办法，这就需要互补性的治理机制作为补充。在德国，企业工人享有广泛的企业参与管理权，企业工人代表参与企业管理委员会。如德国2000人以下的企业，工人代表须占管理委员会的2/3以上；2000人以上的企业，工人代表须占半数以上[15]。另外，德国行业工会与雇主协会集体谈判覆盖面广泛，因此，德国工人罢工活动非常少，工人薪酬弹性比较大，企业经营遭遇困难时不像英美企业那样采取大规模减员的方式来压缩运营成本。这样企业与工人形成了纵向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促进企业不断对工人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保障了作为专用性人力资本――工人的合法权利。由此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劳资双方协商机制有效解决了不完全契约问题，降低了企业和学徒互利互惠合作的交易成本，有力促进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一个命题：正式法律系统与交易者惠顾关系、第三方收集传播信息和劳资双方协商机制三种私人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促进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三种私人治理机制中，交易者惠顾关系是基础，第三方收集传播信息和劳资双方协商机制是保障和补充。

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近些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典型的经济大国，我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全球化战略亟须转型升级，走自主创新型发展道路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16]。20世纪70、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类似挑战与风险，发挥企业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作用、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成功转型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因其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功能和效率备受各国瞩目，其实质是建立了职业教育制度与其外部制度环境耦合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调动了企业举办或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保证了企业和受训者互利互惠长期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实施了市场化趋向改革，基本形成了“先培训、后就业”和“先招生、后招工”的基本格局，外部劳动力市场成为企业招聘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渠道，职业院校成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实施主体。职业能力培养的特质决定了职业院校需要和企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对于我国而言，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积极发掘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典型案例，研究总结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效开展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具体对策建议有以下五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企业和学徒建立惠顾关系的可能性，进一步强调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赋予有资格的行业企业作为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地位，给予其与国有公办职业院校同等的办学待遇。二是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统筹协调作用，积极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集团，加大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力度，修改完善相关税收和捐赠政策法规，鼓励行业企业举办或参与与其经营主业密切相关的职业院校，探索总结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效开展的内在规律。三是进一步发挥第三方收集传播信息作用，整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加快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构建职业资格证书课程体系，建立健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技能人才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转移部分政府职能，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和工会的劳资协商主体作用，完善劳资双方协商机制，创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发挥员工在企业管理和创新中的主人翁作用。五是积极营造“劳动光荣、技术宝贵”的社会氛围，引导青年学生立志成为技术技能人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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