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

古代影印技术还未发明时，对钱袋传下来的法书、名画，想要留一个副本，最早只有用透明的蜡纸罩在原件上，映着窗户外的阳光，仔细钩摹。这种办法，叫做“向榻”。向，指映着阳光，榻，指照样描摹。“向”（繁体字为“嚮”）曾被人误写为“响”（繁体字为“響”），“榻”，后来通用“拓”。又因碑帖多是刻在石头上的字，对碑帖的捶拓本多用“拓”，蜡纸钩摹的向榻本，则多用“榻”。这是后世的习惯用法，容易混淆，先作一些说明。

今天可见的唐代向榻法书，首先应推《万岁通天帖》（王羲之一家的名人字迹），是武则天时精密的摹榻本。笔有枯干破峰处，原件纸边有破损处，都一一用极细的笔道画出，足见摹榻人的忠实存真。其次是《快雪时晴帖》等。日本所传《丧乱帖》、《孔侍中帖》等也属唐代向榻本的精品。

向榻虽然精美，但费力太大，出品不可能多。人们看到碑刻拓本，也很能表现书法的原型，刻法精致的碑，也有足和向榻相媲美的。如今日所见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温泉铭》，有些字，几乎像用白粉在黑纸上写的字。古代人大概由这些刻拓手法受到启发，即用枣木板片做底版，把钩摹的古代法书贴在板上，加以摹刻，刻成之后，用薄纸捶拓。这样一次便可以拓出若干张纸。后来因枣木易裂，改用石板为底版。据宋代官书《宋会要》记载，北宋人曾受到南唐刻的一段帖石，但今天这段石上的字，已无所流传了。

今日所见把古代自魏晋至隋唐的“法书”摹刻成一整套的“法帖”，（性质类似近代编印的《书道全集》之类），始于宋太宗淳化年间所刻的十卷《秘阁法帖》，因为刻于淳化元年，所以普通称它为《淳化阁帖》（或简称《阁帖》）。北宋时《阁贴》中的古代名家字迹，社会上已经不易见到，所以《阁帖》最初拓本一出来，便有许多地方加以翻刻。山西绛州翻刻本号称《绛帖》，福建泉州翻刻本号称《泉帖》等等，无论各翻刻本或精或粗，总都不是最原始的拓本。原本《阁帖》在元代已不易见到全套。书法大家赵孟頫记载他所得到的《阁帖》十本，已是几次拼凑而成的。到了明代，行草书非常流行，《阁帖》中绝大部分是古代名家的书札，行草字体为主要内容，所以习行草的书家没有不临习《阁帖》的。明中叶翻刻《阁帖》的，有最著名的四家，是袁褧、潘允亮、顾从义和甘肃藩王府（俗称肃府）的翻刻本，其中以肃府本摹刻的最得宋榻本的原貌，但其中第九卷已经是用《泉帖》补配的（册尾缺三行可证）。可见以明代藩王所藏，据说是明初分封时皇帝所赐，尚且不能没有补配，这时宋代原刻原拓本的稀有已可知了。

传到今天，可信为宋代内府原刻原拓的《阁帖》，只有三册留存于世，这三册是第六、七、八卷，都是王羲之书。明末清初藏于孙承泽家，每卷前有王铎题签。并没提到共存几本，即便是十本，其余那七卷是同样原刻原拓，或是其它刻本补配，都已无从考查。但这三册中即有北宋佚名人跋一页和南宋宰相王淮跋一页，都说明它是北宋原刻原拓。即从以上几项条件来看，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已足充分说明了。

这三卷在民间初年，曾归李瑞清（清道人）藏，有他的跋尾。上海有正书局曾影印行世，后来就流出国外，毫无踪迹。此外现在还流传着藏在博物馆中或私人手里的，从一些字迹精彩程度和特有的痕迹如银锭纹、转折笔、断裂缝等等考证，够得上宋刻宋拓的也还有二三本，但流传有绪，题跋证据确凿的，终归要推这三册占在最先的地位。以上所举的其它宋拓二三本中，虽不如这三本中即具有两个宋人题跋，但在其余的证据条件，一一充足的，要推第四卷一本。这本现在也藏于安思远先生处，这次一同展出，真使我们不能不深深佩服安先生鉴赏古拓本石墨的可贵的眼力！

其它各时各地的翻刻本，原来并没有伪装原本的意图，由于鉴赏者盲目夸耀，或牟利者的有心作伪，都会造成以后来翻刻本冒充宋本。这也并不影响真本的价值，伪本愈多，愈显出真宋本的可贵。

以摹刻的技术论，任何宋拓《阁帖》，都比不过真本《大观帖》，但人类学家，发现一部分原始人的头骨，那么珍视，并不在后世某些名人的画像之下，因为稀有甚至更加贵重。正如我们看到虽今天科学技术长足进展，瓷器以及其它更高级的日用器皿那样发达，而对上古的彩陶不但不加鄙弃，反而更加重视，岂非同样道理！敬请我们的文物鉴定家、爱好者、研究专家，对这三本彩陶般的魏晋至唐书法的原始留影回到祖国展览而庆幸吧！

（白云女士荐稿）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此文原载于《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