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者想象的家园

移民史上的洪洞大槐树现象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一首广泛流传在华北民间、妇孺皆知的歌谣。历经几百年的传承、积淀和凝结，洪洞被数千万人喻为“家”、称作“祖”、看作“根”，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故乡。

关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生动而丰富，相关碑刻、族谱等资料大量散见于华北各地。这样一段妇孺皆知的歌谣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丰富深厚的历史情境和文化内涵?人们一直力图破解这一问题。在历史学“求真”的本质追求下，有关大槐树移民的许多片段得以渐渐浮现，但与此同时，一些相伴而来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

在今天看来，洪洞大槐树移民绝不仅仅是发生在明初的一次或几次大移民事件，其中裹挟、粘连着不同历史时期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境和集体记忆，其意义已不只是一个中国移民史重大事件所能囊括的。

传说中的历史记忆

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金元到明初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山西移民的事情毋庸置疑。“洪武、永乐年间共计移民18次”的说法是多数学者普遍认同的结论，“中原荒芜河东盛”是明初移民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洪洞作为明初山西移民迁出地之一，是一个真实的“祖先迁出地”，是一些华北移民后代“真实的故乡”。但这个“真实的故乡”究竟涉及多少移民，波及多大范围，则值得细细推敲。

据现代学者根据华北民间的谱牒、碑刻等资料的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于11个省(市)227个县，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而洪洞一县在明初可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因此人们推测“无论洪洞人如何忠厚，当时断不能只迁此一县人民”，它应该只是明初迁民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山西移民”甚至整个华北移民活动何以缩小为“洪洞移民”?要揭示这个难解之谜，或许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转变视角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专家提出的“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颇具启发性，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就不仅应该包括探讨明初发生在山西的那样一个重大的移民事件，而且应该包括自明以后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选择下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历史记忆。

在洪洞作为“真实的故乡”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地方的人、在何时、为何要说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对此问题的探究，学者赵世瑜认为：“这个看似虚构的传说使我隐约感觉到族群关系与大槐树传说的关系。在南宋时期，中国北方被女真人占领，金被元所灭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迂回东北黑山白水之间，大多数人留在了华北，定居下来；在元朝时期，蒙古人又进人中原，北方经历一次比较长时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到明朝开始重塑汉族正统时，人们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族源，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到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塑造一个祖先的来历，甚至一个祖先来历的象征。”就这样，洪洞大槐树被赋予汉族正统性的标签，也成为一个特定族群形成中的共同符号。

梦里故乡：洪洞大槐树的象征意义

循着这些颇有见地的视角，我们或许能够从洪洞大槐树现象中解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这句广泛流行的民谚是说，北方汉人的祖根系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方客家人的祖根系于福建宁化石壁村。洪洞大槐树之所以成为北方汉人心中想象的家园，不仅与华北当时的社会情境有关，也与洪洞本地的地方传统和民国年间洪洞士绅的“再创造”有关。“传统的发明”虽是近年来的一个时髦语，但在历史上却是周而复始地发生着。

1915年，曾任山东县令的洪洞人景大启联合当地士绅贺柏寿等倡修大槐树迁民遗址和编撰《古大槐树志》。他们“创建碑亭，建立巨坊，新构茶室”，初步形成了迁民遗址的雏形。遗址的修建不仅将民间传播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变成了有迹可寻的遗迹，而志书的记载又成为日后研究者的重要史料依据。

一种传统的发明或再发明，都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所致，也是当时怀有不同目的的各类人群博弈的结果。民国年间洪洞大槐树移民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与当时的“民族―国家”思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931年时任知县的柳蓉在为增修的志书撰写序言时说：“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扬国争光，晋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声而记遗爱。”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反满思潮和“民族―国家”思潮是洪洞大槐树旧话重提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此，民族凝聚力也成为洪洞大槐树移民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其实，从洪洞地方历史的脉络中看，民国年间大槐树移民的“再发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里一直有做“地方史”的传统，这些又都与洪洞所处的山西南部这一特定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山西南部以及从广义上说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中华民族发源的“直根”之称。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等远古圣王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该区域从上古至近代历史与这些古老象征资源的再创造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洪洞士绅一直在力图接续这一传统，从明初朱元璋礼法之治背景下对皋陶、师旷的塑造，到晚明华夷之辩及道统论思潮下对皋陶的再塑造，最后到晚清民国“民族―国家”建构下对大槐树的利用，洪洞形象一步步地凸显出来。由于地方始终在国家主流话语下对“文化传统”进行灵活的阐释和塑造，因此洪洞形象逐渐超越地域本身；也正是因为士绅在地方上不断制造国家认可的主流话语，洪洞的影响才在传播中逐渐递增，最终成为数千万人认定的“故乡”这样一个特定的象征。

因此，与其说洪洞大槐树是一个具体的祖先发源地，不如说它更是一个抽象的“故乡”的象征性符号，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象征地之一。它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晚清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大槐树移民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合群卫国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