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述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述评

[摘要]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对其主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并对如何加强该问题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77-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以下简称“早期传播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一归纳梳理和简要评述，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总体研究概况

（一）大量史料文献得以编辑出版

首先，一批早期报刊得以影印出版和发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刊。早期报刊的影印出版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共8册，其中前6册与“早期传播史”密切相关，主要涉及《新青年》、《共产党》、《向导》、《人民周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新青年》（中国书店，2011）的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空白，同时为研究“早期传播史”提供了便利。其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文献等得以编辑出版。主要有《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等。这些选集、全集、文集为“早期传播史”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一批早期传播者的年谱、传记等编辑出版。影响比较大的年谱有李良明、钟德涛编著的《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永春编著的《蔡和森年谱》（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朱文通主编的《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由李继锋等著的《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对于拓展党史人物及“早期传播史”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综合文献和专题史料的编辑出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辑录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其中，收入中共创立时期的重要文献72篇、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200余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11辑）、《中共创建史大事记》、《中共创建史辞典》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10―2004，12）》等，对深化“早期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十分活跃

新世纪以来，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大量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得以开展。首先，围绕着早期传播者纪念的学术研讨交流频繁。这些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还有国际性的。既有围绕着、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大人物”开展的学术研讨，也有为杨匏安、袁振英等“小人物”举行的学术活动。如2006年举行的“纪念杨匏安烈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对“早期传播史”上享有“北李南杨”美誉的杨匏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0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单位举办了“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有的学术研讨会更是直接以“早期传播史”为研讨主题，如2010年举行的“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以“李达与中共创建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主题的。其次，围绕着相关事件纪念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比较活跃。如200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178――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全国各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全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纪念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年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以及全国各地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等。上述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大都结集出版。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传播史”的研究。

（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

十多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早期传播史”研究著作。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对初期传播史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彭继红著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郭刚著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民出版社，2010）、王刚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黄进华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1900―19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著作也直接把“早期传播史”作为研究对象。马连儒著的《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刘宋斌和姚金果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著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从中共创建史的角度对“早期传播史”进行了透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在充分吸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对“早期传播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颇多新意。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对“早期传播史”也着墨颇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是国外第一部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其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着力最大。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媒介、渠道、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一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大多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是其他知识精英（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无政府主义者）。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早期传播的主力军。田子渝认为，这一群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第二，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自我否定；第三，几乎都是传媒中人。围绕着“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这一问题，学者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张世飞等学者认为，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全燕黎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奠基者，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完成者，更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开创者。针对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田子渝认为，这个说法有悖于历史真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不是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历史，而是典型的用后来的概念诠释历史、“先入后主”研究范式，应予匡正。比较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阎颖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间先后的不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理解的程度以及对自己世界观改造程度的不同。赵春荣、张英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既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有鲜明共性特征。此外，杨匏安、袁振英等长期被遗忘的“小人物”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大大拓展了“早期传播史”研究的广度。

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刚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想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补正“三民主义”，以预防未来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病。田子渝等也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有三：一是从思想体系上讲，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从中吸收某些思想改造三民主义；二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三是与苏俄对的支援有密切关系。就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李田贵、赵学琳认为，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宣传，对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田子渝等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五四时期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不应因意识形态而否定或忽视。但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的传播有本质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宣传的力度则因人而异，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一个人的思想而言也不是一以贯之，而呈现出阶段性。

学术界认为，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王刚对此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由于中西文化的语境不同，在最初的介绍和报道中，主要采取了“音译”、“附会”、“改译”三个办法来处理外来词，可能会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和曲解，但这在当时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被人们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王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背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立场、政治动机以及梁启超本人所处的境遇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梁启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因。欧阳跃峰就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详细论述。嘲姚锡长具体分析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江亢虎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江亢虎在民国初年有组织的、以出版刊物的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作用。王刚则对无政府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进而说服中国人要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南。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

李军林详细考察了大众传媒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初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学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共建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利用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周爱武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五四时期期刊专号进行了研究，认为，五四期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或“马克思纪念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五一纪念号”宣传劳工神圣，唤起了工人的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中共早期报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不仅对报刊个体与早期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更重要的是开始对中共早期报刊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就报刊个体而言，学者主要对《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先驱》、《中国青年》、《劳动界》等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特点等进行了考察。就中共早期报刊整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刘志靖认为，中共早期报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与较量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徐信华重点考察了中共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认为，中共早期报刊始终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强调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调查和总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者们还对五四时期的某些报刊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徐方平对《今日》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评价，指出，要客观公正地来评价《今日》杂志，在承认它存在一些不足的同时，仍应肯定它是一份由热忱于宣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的、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进步刊物。杨宏雨、肖妮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星期评论》的评价，认为，应该用“进步”而不是“革命”作为尺度来评价五四时期的刊物。《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关注上。岳远尊对《东方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东方杂志》主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话语平台。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三条，即日本、法国和苏俄。但近年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又提出，美国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主要依据有三：首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自于美国出版物；其次，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最后，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田子渝也认同美国是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指出：河上肇称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多半来自美国。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渠道的存在。

日本是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王刚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是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中国也想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三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四是日本朝野人士为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诸多便利。石川祯浩专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下了一番苦功，特别是附录《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极具历史价值，基本理清了五四时期日本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翻译成中文情况。学者们对苏俄渠道给予了重点关注。梅荣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认为，俄国在之后成为中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中国留俄人员发回的报道；第二，俄国在华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三，由欧俄回国的华工带回来的关于俄国的介绍；第四，由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派往中国的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田子渝等对苏俄渠道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苏俄渠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学者们普遍认为，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吴汉全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留学生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十月革命前，留学生是以学生身份在吸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并通过日本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这些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量，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陈独秀、、李达等为代表的核心层。刘晶芳认为，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留日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途径由一条变为多条，除日本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和俄国渠道，而西欧渠道主要是由赴欧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担任媒介。汶生瑞认为，留日、留法群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同时特别注重在实际的运动中和社会组织中发挥表率作用。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学者们对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主要是：第一，传播者成分比较复杂，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较大的偶然性、随意性；第二，传播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主观性；第三，传播者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第四，传播者深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深的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张德旺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突出特点：一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三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

李军林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从传播学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一是传播者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很大，传播目的也大相径庭；二是传播内容各有侧重，传播信息有对有错；三是传播渠道单一，广度有限；四是传播对象各有定位，针对性强；五是总体传播效果显著，奠定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理论基石。张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有三种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倾向；一是由“以俄为师”心理定式导致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由“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对立论”引发的否定一切、简单对立的思维倾向；三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把“需要的理论”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王刚在考察了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后，得出：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比较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力作。齐卫平对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到后形成传播热潮，经历了早期译介和广泛传播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以十月革命和以后为起点的。广泛传播阶段是对早期译介阶段的超越。刘晶芳也对五四前后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与五四之前相比，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特点有三：一是传播的途径拓宽了；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了；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孙大为在比较中俄马克思主义传播异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提炼为：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二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成为中心内容；三是传播速度较快但理论成果不足。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个中心――北京、上海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广度进一步加大。

东北地区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黄进华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对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过程进行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大庸撰文考察了清末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王静、郑淑梅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早期传播史。武振凯对马克思主义在辽宁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分析，提出：大连、沈阳、建平是辽宁地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郭渊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

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长江中下游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二是先进人物是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宣传马克思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傅绍昌就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介作了全面梳理，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传介出现了新的势头，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东方杂志》等报刊积极进行宣传介绍，甚至还成立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刘金如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民学会在其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自修大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孙念超从王尽美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早期传播。

何扬鸣从早期报刊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认为，浙江早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早，数量比较多，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刘桂芳从图书馆这一独特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进行了审视，指出：“马氏通讯图书馆”和“天津工人图书馆”是中共早期在天津播撒革命火种，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阵地。邓寿民对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进行甄别，认为王右木是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凌燕萍考证了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乡贤。梁严冰对马克思主义在陕北早期传播历史作了尝试性复原。张俊国对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探讨。

（六）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与以往侧重于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史料性介绍不同，新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水平不断提高。

邱作健对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共产党宣言》1920年在中国的出版，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冲突激荡，东西方思潮文汇融合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王东风、李宁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出发，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部分段落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该译作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之间的交互影响。郭燕来从《共产党宣言》早期在各个国家传播历程的视角出发，对《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特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一是话语转换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辩证统一；二是传播内容时代化、通俗化与简单化、歪曲化的同时并存；三是传播主体成分多样、传播组织由非常规性到常规性的发展；四是在平面媒介中力求传播手段的多样性；五是传播对象针对性、层次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蒲国良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传播史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首先，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翻译和解读至今存在一些并非无关宏旨的歧义。其次，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应该给予更加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再次，对《共产党宣言》译本出版之外的其他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范围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最后，《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史中的一些史实仍需要进一步梳理。

（七）三次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三次论争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被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重新审视这场论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定性并不准确。侯且岸指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沈成飞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学界的认识也有了较大进展。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胡绳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见解。他认为，张、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

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往的研究定势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障碍。田子渝等认为，对无政府主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认识，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潮在晚清传人中国的，是我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一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桥梁。张琳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参照和对比的中介作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看不到这点，就不能深入地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就不能很好地揭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深层原因。

三、几点思考

新世纪以来，“早期传播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加以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交流

“早期传播史”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的有关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应该一方面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有影响的国外研究著述加以翻译、介绍和评论；另一方面，将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加强“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国际学术交流。这对于深化该问题的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国内史学和理论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已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很不够。

（二）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总的来看，国内关于“早期传播史”的研究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的现象，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学科的框架内。因此，应拓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视域，综合运用新闻学、传播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加强对“早期传播史”的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使“早期传播史”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三）进一步深化“早期传播史”相关问题的研究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对“早期传播史”中的“小人物”或“二线人物”的研究，对有关人物在“早期传播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对早期传媒的研究，对某些报刊在“早期传播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对早期传媒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进行详细考察，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再次，要进一步深化比较研究，考察不同主体、不同媒介、不同地区、不同渠道、不同阶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异同，努力探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