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com

2019-08-17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千禧年让我头疼,在这千年一遇的时间里我有一堆事要做:大学毕业、工作、立志看很多地方、读书和写作、开始新生活。最后一条最重要,我常常想象我是冷兵器时代的将士,将提刀纵马一个人闯进陌生的生活里。一直宏大地挂在嘴上的抽象的“生活”,即将由名词转变为形容词和动词,父母、故乡和学校都靠不住了,没有理由继续赖在一些人的怀里,我得替自己独当一面。这一年我二十二岁。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全世界为此提前一两年开始激动不已。我没感觉,我不相信2000年的第一天和1999年的最后一天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不想在秒针经过零点时听见那震撼世界的咔嚓一声――我的手表从来不准,守得再专心到头来还是个错误。我有一堆事要做,并为此焦虑,所以全世界越隆重我就越烦。他们如此真诚地拥抱新世纪让我觉得很傻,时间总要流逝,太阳落下去就是为了升起来,跟你们扯得上么?有朋友还真就提前跑到某名山大川,哆哆嗦嗦过了一个寒冷的仪式之夜,在凌晨看见千禧年的第一个太阳顶破了地平线。看照片时,我指着他紫不溜秋的脸说,擦掉你的清水鼻涕。他露出圣徒般的微笑,为了新世纪,流再多也值。

“新世纪”是我最艰难的常识之一。究竟该从哪年开始,十年了我也没得到确切答案。一说2000年,一说2001年,两派会一直争下去,现在到网上搜,依然各说各的。看来千禧年对很多人,的确莫名其妙地无比重要。千禧当天我在学校后门口买了一份《扬子晚报》,特刊,一百多版,拿到手就卖废纸也赚钱,据说这一天的广告收入高达多少多少万。厚成那样,让我不得不另眼相看,打算当成千禧年的唯一纪念物传之后世。半年后毕业,行李实在太多,和那些精挑细选的书相比,我还是决定把它给扔了。

如果姑且服从“千禧派”的结论,那我新世纪的第一个细节就是报纸,我的新世纪从一份《扬子晚报》开始。那时候有电脑的学生极少,新闻主要从报纸中来,女生宿舍我不太清楚,反正男生楼里几乎每个宿舍都买报纸,以《扬子晚报》和《服务导报》为多。第二天满楼道都是旧报纸。我们一致认为宿舍楼里最有钱的是传达室的大爷,他楼上楼下地跑,每天都可以捡到半人高的废报纸。在宿舍楼里,千禧年的记忆一片灰暗,我能看见自己走在找不到阳光的潮湿走道里,两边挂满了长久不能阴干的衣服,散发着绝望的怪味,脚底下的报纸油墨漫漶。梅雨到来之前,南京也会漫长地阴天。我住一楼,除了去图书馆和自修室写小说,绝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看书,每天看见潮湿和废纸沿楼梯往上蔓延。

本来我想看很多地方,明孝陵、燕子矶、江心洲,再去南京周围几个城市转转,我想时间足够,因为我不需要花时间去找工作。我从一个大学来到现在这所大学插班读书,照规定毕业后要回到原学校教书,定好了的。我打算在同学们忙着找工作的时候去游山玩水。事实是,哪里也没去成,总有琐碎的事情耽误了行程。我总会无端地为很多事情焦虑,也许仅仅因为不久生活就要开始新纪元。这些年都如此,内心里顽固地生发茂盛的出走欲望,但成行者甚少。在南京,南京的很多该去的地方没去;现在北京,北京很多该去的地方也没去。我梦想漫游世界,当个背包族或者驴友,一不小心就给朋友寄一张远方的明信片,但最想去的几个省份一直没去,最想看的几个国家也一直没看。理由和借口总是有很多,我受着出走和停滞的双重煎熬。一遍遍地写有关“在路上”的小说,大约也是为舒解内心里的煎熬所致。

在毕业前,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的“世纪儿”和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他们的忧郁和犹豫,他们的懈怠和志大才疏,他们的彷徨和恐惧,他们的疏于践行,这些全都是我所痛恨的毛病。在世纪之初,我也是个有病的人,生活局限在校园,眼睛盯着纸和字,即便出门,也多是去逛书店和鼓楼邮政大厅,那里卖很多最新的文学杂志。那时候我想,如果我也要去东奔西跑地找工作,也许人会活泛些,年轻人应该有年轻人的样子。我喜欢安静,但不喜欢暮气沉沉。

所幸的是,我还是安静地读了一些书。这在教书时帮了我不少忙。回到原来的大学,我教写作和美学。对陈旧的写作理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想必学生们更没感觉,我照我的设想做了一个写作课的提纲,以小说为主,从语言、故事、结构等小说的基本面入手,结合作家作品进行分析,间以单个作家整体作品的考察梳理,比如马尔克斯,我会把读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列出来,放在一起比较研究。我不要他们接受那些老生常谈的理论,而是让他们从具体而微处看见一部小说是如何生成的。

教授写作给我了巨大的乐趣,梳理、总结,得到新的体悟。我发现自己竟然读了不少书,这是灰暗和暮气沉沉的大学时代为数不多的鲜亮遗产。教授大三、大四学生的美学时,有些学生比我年龄还大,课间他们会拍着我肩膀叫“徐老师”,出了教室门就变成“小徐老师”或者“徐则臣”;在食堂里遇到了,我会自觉地请他们吃饭。有一个学期我讲西方美学史,半年时间只讲了三个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三位大师我还算比较了解,但其中的弯弯绕绕讲起来颇费力气,我感到了勉为其难。这课不能再教下去了,捉襟见肘事小,误人子弟事大,还继续念书,工作一年后我决定考研。

在我愿望里,其实是希望能在一个小城市生活,读书、写作、工作,过懒散的日子,时光的速度到自行车为止,如果能回到骑驴过长安的年代,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我又受不了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出走的欲望继续折磨我。那么好吧,最痛快的出走莫过于连根拔起,我去别样的地方生活。我总以为我在教书的学校里不高兴,消息闭塞,没有人聊文学――文学在那里,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事业。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小说写到哪儿了,写得怎么样。我常觉得自己是在世界之外写作。

新世纪的那些伟大的消息总是和我们没关系,的确也没关系。我不看电视不读报纸,只看着自己和周围的人和小城一块成长。我们过着缓慢的生活,从经济发展到学术研究到我的写作到我兼任的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工作,以及从最初每月四百五十块钱渐渐涨起来的工资。对,我还兼任系团总支书记。前团总支书记出去进修了,系领导让我兼着,每周至少要开两次会,先听学校和系里的领导布置工作,再把工作向学生布置下去。我不擅长开会,在会场总觉得生命漫长得令人生厌,所以给学生会布置工作时,一二三短平快,说完散伙。在兼团总支书记的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缺少一心二用的能力,所有跟文学、教书无关的事,都让我手足无措。一个人的兴奋点只会越来越少,而世界越来越大,我必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些必须放弃,有些必须抛弃,走为上计。所以我考了北大的研究生。

现在回头想两年的教书生活,早不是当年的激愤,回忆里充满运河边温暖的落日阳光。现在我经常回到那座城市,去战斗过的地方见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喝酒聊天,借辆自行车一个人沿运河瞎逛。我还是喜欢自行车的速度。那时候不知道,这座城市已经部分地培养了我的文学趣味,决定了我小说里的重要故事和场景,已经给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在水路之间,在现代的边缘。我一度坚信它在世界之外,其实在世界之中,乃至世界的正中。那两年是充满“事情”的时光,塞得满满当当,因为在我的回忆和重游中,细节越来越丰盛,让我觉得,我实实在在地“生活”过。毕业时对新生活的焦虑已经不在,硬着头皮进入了你会发现不过如此,剩下来的就是顺其自然,当然,焦虑又会来自另外一些问题。

2001年,如果把这一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那么我可以说,我进入了“新世纪.com”时代,这一年我终于有了一台电脑。“386”,十四寸显示屏,主机里的零件来自很多台更破旧的电脑,内存小得装不下一个像样的游戏。花了一千多块钱,三个月的工资,卖主是学校设备处的一个电脑维修人员。他把我带到报废品仓库里,指着一堆垃圾问我喜欢哪一个显示器、哪一个主机箱,几天以后他把我钦点过的东西拼在一起,说,看,跟原配的一样。几年以后,我在北大听到一个真实的段子,有学生想买二手自行车,在三角地贴出求购信息,很快有人找上门,带他去教室和宿舍前后的车棚里看,问他喜欢哪一款;第二天,他指认的那一款就到了他面前,不仅是那一款,完全就是那一辆。我把这个段子用进了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设备处的同志为了表示他的慷慨,多送了我一个鼠标。后来有朋友鼠标坏了,我把多余的那个送给他,被大大嘲笑了一通,如此低级的鼠标也好意思送人。当时我对电脑知之甚少,除了开机、关机、打字和基本的文档处理,啥也不懂。不过我总算有了电脑,成了一个靠敲键盘来写作的人。

感谢“386”,它让我更清醒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写作者,直到现在。此刻我在迅捷高效的笔记本上写作,若这电脑通灵,在我叙述它的前辈近亲时,是否也会为这其间浩荡的近十年的光阴发出感叹?“386”之前,我在大白纸上写,信笺纸我用反面,坚决不用线条和方格纸,那让我觉得不自由。但投稿还是要工整地誊抄上稿纸,我是一个老实的文学青年,辛辛苦苦誊好一叠稿纸寄到编辑部,自由来稿,接下来等待石沉大海的命运。我总以为人家不用的原因只有一个,看不上,于是继续埋头看书和磨炼,不知道还有自由来稿可能根本就不看这回事。我以为就像写作者要写一样,编辑有什么理由不看稿子呢?

好在从1997年开始正儿八经写小说和投稿后,我已经习惯了无声无息的消失,也习惯了检点和讨伐自己,凡事先问自己为什么,总不会错。这是美德,多年后尝到了甜头,因为自我怀疑我戒除了浮躁,扎出了看得过去的文学马步。对艺术而言,基本功不仅仅是起点,很可能也预见了终点。

北京风沙很大,传说中的沙尘暴我头一次去就赶上了,大街上到处可见头蒙纱巾匆忙赶路的人,我怀疑自己置身于阿拉伯的人群中。考北大之前我没来过北京,坐大巴进北京时天已经黑了,一路华灯,漫长的环线高速,我在想北京到底在哪儿啊。从未谋面的朋友到车站接我,我住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的宿舍里。第二天风起,尘沙漫天,世界像开天前一样混沌,我这个江苏人哪见过这样的白昼,很快就糊涂了。朋友送我到北大,有事先回去了,回北航我一个人走,车坐反了,越走越远。那些头戴纱巾走路的人哪,我的嘴唇发干,牙齿间尘沙在响。

被赋予的象征和仪式之意义消磨掉后,时间还是时间,分分秒秒坚持的是自己的节奏。从2002年之后,“新世纪”的响亮口号渐渐平息下去,我们重新生活在万古长存的时间里,至少进北大读书以后,我再没有被“新世纪”之类的宏大叙述所激动。二十一世纪和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一样,时光浩淼,除了高科技日新月异地空前,除了因为先进的武器可以让一个人、一群人死得更有效率,除了因为环境污染等等原因造成的癌症品种如此繁多,人类的所有情感和事物我相信和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没有区别,和正值这一年的西汉平帝元始元年没有区别。新世纪对我来说基本上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唯一一次形象化是2005年我的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但是沙漏一样的缓慢时光对个体有意义,对个体来说,稍微重大的改变都堪称惊天动地。北大三年,从2002年到2005年,足以改变一个人。

在此之前我的重要时段有两个。一是童年,我赤脚走路,在野地里狂奔,放牛、下水、推磨、插秧割麦子到收获完毕的田地里捡剩下的粮食,这个漫长而又快乐的自然启蒙,让我在被钢筋水泥封闭的城市里依然时时想起天空、大地和弯腰驼背的人,让我只有不断地虚构一条条回故乡之路身心才能稍事安妥,让我的字句有一个不竭的绿色和丰沛的水的源头。另一个时段是高中的后半部分。高二时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一直到进了大学才好转。这是把一个少年送入孤独、忧郁和幻想之境的最有效的病症,死不了人,但会把你整疯。我怕吵,极度敏感,找不到说话的人,尽管我努力融入同学们的快乐里,甚至也的确融合得很好,我依然有很多话、很多想法只能对自己说。你没法跟一个不明白神经衰弱是怎么一回事的少年说清楚,为什么你会整夜整夜浮在睡眠的表层,一根针落地也能把你惊醒;你也没办法让他们相信,你睡觉的时候会感觉到还有一个你站在床边看自己;他们不理解坐在安静的教室中你的耳朵里为什么能响起很多种诡异的音乐。一个人永远不能明白附着在另一个人的神经上的问题。我不能整天自言自语,只能在纸上写,一本又一本地记日记。在我的教育中,文学化的书面表达从来都是被忽略的,因为一种病我无意中把它捡了起来。在书面化的自言自语里,我把自己写开了,无心插柳地窥见文学的门径。而在此之前,我的伟大理想是成为一名大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把死人说活,让稻草变成金条。

那么北大,它给予我的,是对文学和这个世界的更高一级别的认识。哪怕三年里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窝在宿舍里的一把廉价的电脑椅上,眼睛盯着书本和电脑,也可能仅仅是走神发呆,但当出了门,积蓄百年的人文传统会以各种琐碎细微的方式进入精神深处。你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施展想象、虚构、思辨和表达,背景里逐渐就会出现一个博大的整体观和幽远的文学史的轮廓。也许这就是一所好的大学所能给你的既现实又抽象的营养。而整体观和文学史观对我的写作和艺术鉴赏,竖起了清醒的路标和巨大的自信。还有我的老师,他的言传身教让我逐渐有能力将文学一一落实到艺术的最基本的层面上,而最基本的总是最重要的。

2005年毕业至今,我依然十分留恋北大的生活,不是因为我有多勤奋好学,而是我更喜欢校园里的纯粹和清静。我算不上好学生,对高深的学问提不起兴趣,考试和论文也不太上心,读书也任由自己偏僻的爱好,心思全放在编故事上。和社会上的喧嚣和复杂比,我更愿意待在清静的地方写小说。校门之外的事情常常让我疲于应付,生存、工作、交际,电话的铃声、日程表和备忘录,一天被切割成无数的一小块又一小块,而一天又一天永无止境。而我希望一天二十四小时全是我自己的,可以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一直讨厌日程表和备忘录。

研究生的宿舍在校外,我们每天要坐车或者骑自行车十里路到北大。这十里路上我学到的东西也许并不比在北大里学到的少,它让我知道一个写作者该怎样使用自己的眼睛。这一路可能经过的地方:万柳中路南口、万柳中路、巴沟村、万柳新新家园、稻香园桥、六郎庄、海淀妇幼保健医院、海淀南路、苏州街、地震局、海淀图书城、海淀桥、硅谷电脑城、海淀体育馆、芙蓉里、蔚秀园,与蔚秀园东门相对的是北大西门。现在一闭眼我就能看见这条明晃晃的路线从北京地图里升起来,我走了三年。三年不算长,但在这三年里这条路两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棵树栽下了,一片林子长起来;一栋楼建起来了,一个个小区住满了人;一个陌生人走过去,一群群陌生人涌过来;可能永在的突然消失,想象之外的骤然降临……如果不是一直在走,你可能会怀疑走错了路。2002年刚到万柳,宿舍周围全是低矮的小房子和废墟,大卡车穿过旁边的土路,尘土飞扬;毕业时,北京西北的这块角落成了新贵们争逐的要地,海淀区政府在这里落了户,公安局也安了家,高尚社区一个接一个,最先进的服务业也及时地跟进来,房价像吃了激素见风就长。谁要跟你说他在万柳买了房,你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个富人,不是一般的有钱。

――我想说的不是财富的聚集和流散,我想说的是,在这条路上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如何疯狂地变化,我看到了被改变的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众多的人,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走路姿势和面部表情,我对他们和对书本一样抱有顽固的兴趣。我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接下来要到哪里去;我想知道他们和这个城市的复杂、暧昧的关系。然后有了关于“北京”的小说。从2003年的《啊,北京》开始,《西夏》、《我们在北京相遇》一直到后来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和现在的《逆时针》、《居延》。

事实上,这条路也是从北大进入社会的缓冲,没有这个缓冲,毕业后我可能会比现在还不知所措。当然,接触世界还有网络。到北大以后我才学会上网,打开电脑,整个世界在同一时间“扑面而来”,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我进入了名副其实的“.com”时代。这时代既立体又平面。

毕业后我从原来教书的大学辞了职,做了文学编辑,每周三次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杂志社上班。四年里搬了三次家,忍受越来越高的房租,只是希望能有一个独立的书房,希望它大一点,能让我所有的书都有地方站起来。坐拥书城的感觉极好。现在我的房子依然很小,但至少有两间,我把最大的一间用作书房,六个书橱壁立三面墙,我知道每本书放在哪个地方,伸手就拿到,我终于过上了遥想多年的歪在沙发上随便翻书的日子。即使不看书,围着书橱转几圈也很惬意,花花绿绿的一排又一排,我觉得自己是个有学问的老地主,站在自家田头上张望,感到生活在这一刻非常美好。

关于北京生活感受,以及所谓的“京漂”问题,在很多文章里我已经被迫说过很多次。因为它的当下,因为它是我正在生活的生活,因为它还有更漫长的未来,所以,我觉得此前我说得已经太多了。感觉和想法终会过时、失效,硬邦邦的是生活中的一件件事,一个个拐弯的点。

和任何一个生活和工作在北京的人一样,我绕着家和单位两个点像蜘蛛一样不停连线。如果不出差,不外出,生活规律得可怕,乏善可陈。无非是到单位看稿子编杂志,在家写文章过日子;遇上假期,食物充足,我可以待在家里一周不出门。不是不愿意出门,而是不愿意出了门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到处跑。如果不把这个城市作为观察的对象,北京的繁华对我毫无意义。我喜欢后半夜的北京,中关村大街上偶尔跑过几辆车,你会觉得尘土终于在此刻缓缓落定,张牙舞爪了一天的这个名叫北京的庞大固埃总算消停了。2008年春节没回老家,大年初一上午出门,中关村大街空空荡荡,简直令人心旷神怡,城市彻底地还原为建筑和马路、钢筋水泥和混凝土。那空寂的盛况大概只有“非典”时期和前现代的北京可比。

在北京待久了憋得慌,只要有机会我尽量出远门。大多是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这些公事公办式的出门与我理想中的出走实难相称,也聊胜于无了。换个空气呼吸一下,心里也跟着宽敞。若是好的旅程,也大可以增广见识、愉悦精神。这几年去得比较多的地方是上海,先是在上海作协和上海社科院合办的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上念书,断断续续连着去了两年,然后是2009年4月,转到上海作协做了专业作家。

到上海对我不算是小事,在北京我“漂着”,不只精神上没着落――当然在哪里我精神都没着没落,包括故乡。回到老家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身份上也“漂着”,我揣着一个暂住证生活在北京。辞职以后,我的户籍档案留在江苏,在人才中心的档案架上安静地躺了四年,转到了上海。上海,这个在念作家班前对我还是个传说中的城市,出现在我新的身份证上。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成了个写北京的上海作家。写北京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城市,在一篇文章中我说,如果碰巧待在东京、纽约、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我也会写那些地方。我当然也希望写一写上海,事实上我对上海一直充满了探究的兴趣――我不喜欢喧嚣的大城市生活,但对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满怀文学意义上的好奇。我想看一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在双骑绝尘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与人的关系;我想说清楚在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城市中看见的和理解的,我想写出我一个人的“双城记”。每一次踩到上海的土地上,我都在想,我在一点点接近一个文学中的城市。

出远门总让我兴奋。2008年10月应韩国外国语大学之邀去首尔,2009年4月应美国克瑞顿大学之邀赴该校做驻校作家,一个人背上行囊,操着半吊子英语,兴致勃勃上了路。两次远行别样的景致的确看了不少,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机会从习焉不察的环境里抽身而出,用另外一种距离和眼光观看自我、中国和文学。在美国的时间长一些,我像个密探潜伏在日常生活的最底部,高速运转大脑和五官,我需要细节,作为直接经验的生活细节和可供反刍与辨析的思想细节。对自我的反思与对世界和文学的认识说到底是三位一体的,我既要拿自己当外人,又不能拿自己当外人。你要充分敞开,然后接纳、过滤、生发和抽象。在这种长途中,我觉得世界和内心都是开阔的,神思邈远安宁,拿得起也放得下,放得去也收得回,很让我迷恋。

近事模糊远事真,因而远事繁复近事简明,灯下之黑必要假以更久的时日才可以述说清楚。要而言之,也许我可以说,2005年以来的生活其实只有简单的两部分:归来和离开。归来工作、读书和写作,日常生活;然后出大大小小的远门,长亭之外,古道旁边,让那些累积多年的出走欲望一步步得以伸张。

――归去又来。不惟五年,这十年何尝不如此。

徐则臣,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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