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小姐

【摘要】章的防备也影响了她与媒体的交流，比起更能展示信息与观点的时政或商业类杂志，章更倾向选择那些以时装片而不是访谈为主的女性杂志，在化妆间隙去回答那些无聊、安全、毫无挑战性的...

“你之前演的都是别人，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音乐真人秀，我们可以让你完完整整地做你自己。”

4月8日傍晚，章子怡小姐穿着一身黑色裙装坐在《中国最强音》的导师席上，在这场名为“上海站大众演唱会”的录制中，她要和其他3位导师一起挑选最终可以进入长沙训练营的学员。

在中国，章子怡的国际声望远超其他演员，在一个民族主义浓烈的国家，比起其他名人，一言一行都受到了更严苛的审视。《中国最强音》的节目监制是《超级女声》与《快乐男声》的创始人夏青，在劝说章子怡加入“最强音”的过程中，夏起了决定性作用。夏曾邀请章与湖南卫视的领导去当地的一个日本餐厅就餐，章的团队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担心在日本餐厅吃饭很容易被人指摘并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国际章”在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只能吃中餐的国际明星。

夏青说，在跟章子怡和她的团队接触的过程中发现，生活中大大咧咧的章子怡事无巨细都被她那个有如惊弓之鸟的经纪团队保护着，以至于日常生活也有太多“不可以”需要接受。

“但她苦了自己”

章的防备也影响了她与媒体的交流，比起更能展示信息与观点的时政或商业类杂志，章更倾向选择那些以时装片而不是访谈为主的女性杂志，在化妆间隙去回答那些无聊、安全、毫无挑战性的问题。“这些回答明显是反复斟酌过的，我们常常把采访这类女明星自嘲为瞻仰明星光辉，没有太多人会期待真正在采访中获得什么令人惊喜的事情。”一位时尚杂志的撰稿人说。2012年，章子怡一共上过8次时尚类杂志的封面，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类媒体采访则只有2010年“诈捐门”之后接受的《China Daily》专访。专访还不是由新闻记者操作，而是由影评人周黎明完成。

章上一部公映的电影是《一代宗师》，这部电影拍了3年，在演员们凝望、打斗与悲伤时，王家卫会在片场一直播放《美国往事》里的原声音乐，让他们在这种背景音乐里表演。用章子怡的话说，宫二是一个对待自己很残忍的角色，在人生的重要阶段，她为父亲放弃自己的情感，为传承技艺不去拥有家庭和子女，“这注定了她的一生也许能追求到她想要的东西，但她苦了自己”。章子怡对饰演的角色做如此剖析。有评论说，章子怡与宫二很“像”，至少是“搭”。

没有人不希望成为她自己，哪怕是章这样的国际巨星。在章子怡少年的时候便强烈流露出了这种愿望。

章从小一直学习的是民间舞而非表演，在“最强音”的北京站录制中，一位朝鲜族选手演唱了他们的民歌《阿里郎》，章听完诚恳地说，这首歌曾经给她带来过非常痛苦的回忆，在少年时代，她需要不断地听着它训练自己的身体，到现在，她仍能回忆起当时的疼痛。“不过你唱得不错。”章子怡笑着告诉这位选手。

因为长得很瘦，在老师建议下，章在8岁时开始在宣武区少年宫学习舞蹈，11岁时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在中国，除了杨丽萍等极少数艺术家外，舞者很少能独立登上舞台，大部分时候只能作为歌星后面的伴舞者存在。这曾经给章子怡带来极大的失落。

自小学习舞蹈的章子怡为各种人伴过舞。2010年，章子怡在电影《最爱》里出演了蔡国庆的妻子，在北京台一档叫做《歌声传奇》的访谈节目里，为展示蔡的精湛演出，主持人播放了蔡对妻子施加暴力的片段，因为她感染艾滋病离家出走，与一个同患此病的男人同居。事实上，章子怡第一次见到蔡国庆是在1989年春晚，蔡在那一年演唱了《北京的桥》，11岁的章子怡是他的众多伴舞演员之一。

看完电影片段之后，蔡回忆起再次见到他时，章子怡如何奋力地提醒自己他们在21年前合作时的情形。

“她为我伴舞这件事我真记不住了。”蔡国庆遗憾地说。在蔡国庆的表述中，章子怡继续提醒他：“还有一个事你记得住吗？章子怡问，演出结束之后，大家做电视台租的大巴从郊外录影棚回到城里，那时候车里没座了，我就坐在你大腿上了，你怎么能忘了呢，那个时候我谁都不敢坐，我就觉得你可爱。”蔡国庆在录制现场得意地说。在娱乐圈，章有一张在派对上坐到成龙大腿上的照片曾被舆论指责，蔡的话引起全场一片心照不宣的笑声，成了当晚节目一个高潮。

17岁那一年，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学习了6年舞蹈的章子怡放弃了全部训练，考入中戏的表演专业。

当谈到为什么要放弃时，章子怡在一次采访中说：“就是不甘心，太可笑了，我学了6年的专业，只能给别人伴舞，我宁可放弃不做。”

“我们可以让你完完整整地做你自己”

“章子怡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北京女孩，她在私下里有什么说什么，完全口无遮拦，”夏青对《人物》记者回忆，“但每次当她说完了之后，她的经纪人都会严肃地告诉她，你的这句话会被谁谁谁当作什么什么，他会怎么怎么说你。”章每次都会以吐舌头、伸脖子等一系列小动作回应她的经纪人：好吧，下次我注意。

湖南卫视的外宣工作人员徐冰对章子怡的家庭环境有一种朴素的好感。徐有一位媒体朋友很早以前是当时北京《京华时报》的文娱部主任，这位主任给章子怡做了一个采访，章问那报道出来后能否寄一份样报到她家，并把家的地址给了这位主任。当时章子怡还在横店拍戏，主任就按子怡给的地址，给子怡的家赠阅了一年的《京华时报》。当他们再次相见时，这位主任问到两位老人对自己报纸的看法。“这个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报纸原来是送给他们的，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是邮递员写错了名字，便又很安分守己地把装着报纸的信封归还到传达室里。”徐冰说，“你能看出来章子怡的成长环境非常本色与朴实，她的父母不肯收下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如同中国的所有故事一样，章子怡的成长环境已经与她今天的成就千差万别，章在今天所面对的世界超过了她的出身、父母的经验和想象力。

早在8年前的《艺妓回忆录》里，章子怡的英语便早已达到了好莱坞的苛刻要求。当《中国最强音》进行到后期，导演组会为评委邀请一个专业的音乐团队培训学员，“我们在一开始为章选了一个百老汇的制作人，章英语讲得非常好，我们希望在她与这个制作人的沟通中，告诉观众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夏青说，但章子怡否定了这种想法。“人家会说这是在故意装，在耍大牌。”章子怡告诉夏青。

在与章子怡接触时，夏青发现了章的率真性格与一个国际女明星理应接受的严格控制具有强烈的冲突。当看到这种分裂时，夏青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章子怡。夏青非常乐于肯定自己价值并愿向公众展示这种价值去影响更多人，在2003年，夏青一手策划、监制了《超级男声》，同时，她还要做面对所有选手的评委。

当SYCO公司全球发行总监George在长沙问起夏青当评委的感受时，夏告诉他，我的心态与立场就像你们的Simon Fuller一样，这是我的节目，我策划制作了它，我知道这个节目要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和几位评委沟通，以及如何向观众解释它。Simon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因为策划并推出了《美国偶像》而被称作“选秀教父”，除此之外，Simon还是《The X Factor》的创始人与制作人，也是这两个节目中最受欢迎的评委之一。

夏以这种自信影响了自尊心同样很强的章子怡。同时与夏青一起邀约章子怡的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告诉章子怡，“你之前演的都是别人，但这次不同，这是一个真人秀，我们可以让你完完整整地做你自己。”这句话显然打动了章子怡。

令夏对于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的是，在接受了导师工作之后，章子怡首先希望的是能够尽快地与其他3个男导师见面。在这个过程中，章子怡表现出了令人开心的配合，章子怡告诉夏青，其他3个导师都是自己不同时期的音乐偶像。先见的是郑钧，会面地点仍旧定在了一家僻静的中餐厅。由于郑钧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在吃饭时，他拒绝了盘子里的贝类，章子怡很认真地跟郑钧说：“你是真的不吃吗？很好吃的，你要是真不吃我就帮你吃了啊。”章子怡主动地把他的那一份也吃掉了。

“章子怡一个人吃了两份，问她不怕长胖吗？她回我，我是肉食动物。她就是这样一个很率真的人，”夏青开心地说，“如果她在节目中能把这种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她就绝对胜了。”

夏在生活中是一个善良而周到的长辈，“我做的都是一些特妈妈的事，比如管谈恋爱啊，管买房子啊，所以他们都叫我夏妈。”夏青说。夏青与章子怡有一个共同的80后小朋友，令夏感到贴心的是，当章从小朋友那里得知夏青这个称呼后，非常懂事地对她说，夏老师，那我以后也叫你夏妈了。你也得对我负责啊。

国际化磨合草根精神

章子怡与《The X Factor》全世界的导师都明显不同，章不是一个音乐人，而是一个拥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明星。Fremantle一开始并不认同湖南卫视的做法，但湖南卫视却从一个更专业更具品牌化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选择，他们告诉对方，章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明星，她的加入将为“最强音”这档歌唱真人秀注入更多的未知戏剧元素，提升节目的可看性和影响力。对于一个渴望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大规模扩张市场的海外版权模式公司而言，这是种诱惑。

章渴望在真人秀节目中成为她自己，但表达自己并制造出让观众喜爱的戏剧效果是一种陌生的挑战。

为鼓励章子怡，夏与章分享了自己当评委时的经验，“我告诉她其他人的评论都不重要，我的做法就是不看，完全不看。你看了肯定心里多少会有不舒服，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章听完告诉夏青：“夏妈你放心，我既然选择了做这个事情我就会很认真、很坚定地做下去，我不会半途退缩。他们越是骂对我来说可能越是一种挑战，我就越会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越认真地做好这个事情。”夏青在采访中回忆。

然而，相当程度上这是一个考察导师如何解释自己选择的节目，导师的一言一行都将被受众严苛监视。在前三期节目的录制中，章明显低估了舆论压力，高估了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

在深圳“大众演唱会”录制时，章因坚持否定了一位观众非常认可的选手遭到一片嘘声，因此，在两周后录制上海“大众演唱会”的下半场时，因为担心类似冲突再次发生，在每次做出决定时，章都是最迟缓的一个，她习惯性动作是举起手，接着犹豫地看着其他导师或者背过身向观众求救，在一片“yes”声中，章在那场录制中几乎没有说过任何一个“NO”，这也让章成为毫无个性可言的“YES小姐”。为了弥补专业判断力的不足，也为了展示善解人意的形象，章子怡在大多数时候选择做一个讨好所有人的好人。这个“好人”，很难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她自己。

章子怡希望通过这档节目，从被“国际巨星”这4个字带来的民族情绪与舆论绑架中解脱出来。而在节目录制中，湖南卫视却首先发现，自己最擅长的娱乐精神与这位巨星诸多的“国际化”要求颇多抵触。

一个例子是，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章的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微博上搜索着到场的观众对章表现的评价，以及对节目录制的一些负面言论，当遇到他们认为的不适言论时，他们会立即与工作人员沟通，希望能尽量找到这些带认证的账号而进行删除。这甚至包括在上海“大众演唱会”时一位在现场了一条章与撒贝宁微博的记者。

在深圳一处港口外景地筹备拍摄宣传片时，章子怡的经纪人发现靠近港口有一大片山，旋即要求第二天拍摄时要进行封山，理由是会有很多狗仔在山上偷拍，这让工作人员束手无策。

对于一个善于保护形象又与音乐无关的国际明星而言，参加音乐类节目本身也许就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在采访中，多名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章是需要进行导师培训最多的一位，但更尴尬的一方也许是湖南卫视。在中国，湖南卫视以混不吝的草根精神与娱乐精神著称，这种风格与章子怡团队对“国际章”高端的形象定位产生了剧烈偏差，这导致了章子怡在“最强音”磨合过程中的某种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