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新解密档案中的戴笠

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蒋氏忠仆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的人。”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座，“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后来偏居台湾的念起戴笠时，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但戴笠对的忠心却始终如一。著有《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的美国学者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曾有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皇向西撤退时，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在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中披露的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他还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忠义救国军”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据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邨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邮，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防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死后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人，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皇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美国海军少将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后，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

(摘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