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甘肃如何进行商事制度创新

内容摘要：随着区域创新研究的兴起，我国许多地区和城市都在着手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以企求通过创新求得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和快速发展。影响甘肃商事制度创新的因素有：市场规模；技术水平；对新制度潜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政府对商事活动的影响程度。商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需要彻底地转变；市场运行不规范、交易秩序混乱的局面亟待扭转；市场需要合理的规则和有效的管理。

关键词：商事 区域创新 制度创新

甘肃历史悠久，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贸易，使甘肃这块大地上，“使者想望予道”。甘肃的民族贸易历史上也曾很发达。在洮州“其俗重农善贾，回汉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其土著以回民为多，无人不商，亦无家不农”（洮州志）。但是甘肃生态环境严酷，生产和生活基本条件差；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贸易的传统在后来并未发扬光大。西部大开发，给西北地区和甘肃的商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而甘肃商业要想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进行商事制度创新，由此激发商事活力，提高商业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

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能力是构筑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国家层次上的创新必须依靠区域层次上的创新来支撑。目前,随着区域创新研究的兴起，现在我国许多地区和城市都在着手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其目的是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以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区域创新体系可以从地区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要求出发，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新活动，使后进区域最大限度地吸收率先者的经验教训，通过技术引进，节省研究与开发的时间和资金投入，从而在短时间内缩短技术差距，有效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例如，我国的西部地区目前就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势，以创新带动发展，逐步缩短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创新是商主体发展的最终动力，也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源泉，只有不断进行创新方能保持领先性、难以模仿和持续优势。回顾甘肃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甘肃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继而逐渐开放一些竞争性领域供其进入，最后又对这些经济形式采取了积极鼓励和支持的发展政策，这种制度的变迁和创新极大地加强了努力与报酬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大量的劳动者也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寻找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长久以来被极度抑制的劳动热情得到空前的激发和调动。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逐渐完善和市场规则的趋于健全和合理，商事活动中的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加深，各种类型商事组织的比较优势得以凸现，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各种交易费用的下降和商业产出效率的提高。

商事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

商事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制度对商主体实现财富最大化动机的阻滞和障碍。也即获取潜在利润是商事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然而有潜在利润并不等于制度创新就一定会出现。正如诺思所说：“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显然,商事制度创新最终取决于潜在成本的对比。而影响潜在收益与成本的因素自然也就是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大致可归结为：

市场规模。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同样，商事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也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以集中交易下的有形市场为例。集中交易这种商事制度能够给商人带来的收益体现在节约搜集交易对手和交易的时间和费用以及交易的安全保障费用，成本则表现在商人向市场组织者交纳一定的税费。尽管有形市场的各项开支随交易量的增长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分摊到单位交易量上的成本却呈递减趋势。无疑，集中交易的形成需要以足够的市场规模为前提。目前，甘肃商事交易领域大量有形市场有场无市、形同虚设的症结在于市场规模达不到最低下限。

技术水平。技术创新首先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现有市场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资本循环的要求，进而使远方市场的出现最终成为必然。这种趋势对原有的商事制度和商事交易方式构成直接的冲击。英国的产业革命“几乎一夜之间使美国成为原料的主要供应地，而且也是接纳机器制造的新纺织品的主要市场。这种新贸易的来临，是造成商主体专业化和商事活动非个人化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另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在相应降低着新制度的各项成本，推动制度创新的进程。

对新制度潜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商事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在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使分工的益处不会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被抵消，这就为市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利益驱动力。制度创新中的成本和收益，有些是可计量的，有些是不可计量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隐蔽的，远不象商事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那样可以进入财务报表分析。因此，决定制度创新是否可行，主要依据商主体对建立新制度的收益和成本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变化会导致商主体对建立新制度的收益和成本评价的全面修正。如过高的组织费用使一些制度创新无法推行，而若其他商主体愿意承担这些费用，则制度创新的成本就可以显著地减少，从而使实施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由此推广，如果在实践中加大宣传的力度，使每个人都充分了解新制度的有益之处，必然会减少改革的阻力，进而推动改革措施的顺利展开。

政府对商事活动的影响程度。如果这种影响的作用力稳固上升，则政府商事管理制度创新的难度就可以相应降低。这是因为：政府对商事活动的影响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强制推行新的制度。一旦一个由政府制定的某项商事管理制度为人们所接受，那么推广这项制度的政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因某项制度而组建的政府机构经常可以相对更便宜地应用于另外一项制度上。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政府对商品和商事活动的干预的逐渐加强，在各项商事管理制度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商事制度的制定和推广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和越来越经济。

制约商业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及针对性探讨

根据经济学要素投入理论具体而言，某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生产要素的投入，主要依靠市场的开放性和统一性。商事制度创新，目的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市场体系的开放性和统一性。甘肃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决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事制度环境无法在一夜之间形成。在充分估计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商事制度创新成绩与贡献的同时，更不能忽视仍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应当说，一些关键的制度性问题已成为制约甘肃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政府职能需要彻底地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上是商主体和市场取代政府的资源配置地位的过程。随着商主体和市场力量的增强，政府也应当相应弱化其原有资源配置功能，这种变化在商事领域表现为，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商事活动的直接介入逐渐减少，而将重点转向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和实施间接宏观调控上来。然而，目前甘肃的商事交易仍然受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困扰，一些农产品、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的跨地区、跨行业自然流动屡遭割裂，商主体异地经营失败者多、成功者少。从甘肃的地理位置上看，甘肃处在西北经济区中心地带，有着自己的优势。在西北经济区的东端有陕西省以及大型商贸城市西安与其他经济区相连，在西端有新疆维吉尔族自治区以及大型民族贸易城市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接，加之欧亚大陆桥的开通，东西贸易的发展，周边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甘肃经济的发展，也十分有利于甘肃贸易的发展。甘肃要以兰州商贸中心为主布局商业产业，以地区中小城市为基础布局商业产业；落后地区要以交通运输枢纽为中心布局商业。要加快商主体的发展和延伸，提高甘肃商主体的整体竞争力。争取多种形式与国内外商业合作，以对方的强势补自己的弱势，主动向中东部和国外出击，把甘肃的资源优势、特色产品打出去，打开甘肃的名牌产品进入中东部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道。

市场运行不规范、交易秩序混乱的局面急待扭转。近年来，甘肃商业内部竞争特别激烈，且在竞争形式上表现层次低。虽然甘肃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政策遏止恶意竞争的发展，但收效甚微，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数量众多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挂靠公司假借国有、集体和三资经济形式之名，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短期行为严重，导致市场无序和不公平竞争；对市场客体进入市场限制不严，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且有蔓延扩散之势；契约关系和信用关系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商事违约现象较为普遍。

甘肃交易秩序混乱的原因主要来自这么几个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迟滞，行政权力渗入商事行为，直接导致商事交易关系的错综复杂和交易秩序的混乱失调。我国现行商法尚需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不仅需要从法律上对各种商事行为给予准确的定性和归类，更应当对执法监管主体的身份、地位、权力、责任以及处罚条款等实施细则做出详尽的规定和解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各种不规范和违法交易行为的主体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制裁而更加猖獗，这无疑对其他守法商主体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诱导作用。国外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认识到商事的重要性，并加大国家宏观的调控能力，在政策、税收等各方面促进商业的发展。甘肃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程度大，商事被分割在各个职能部门，造成缺乏统一规划、统一调控、统一协调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商业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进程。因此，甘肃应当尽快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协调、规划21世纪甘肃商业的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商事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商事经营规则，使商事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保证商事交易沿着法制化轨道健康发展。

市场建设需要合理的规则和有效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各类有形市场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较强的自发性、主观性和盲目性。甘肃省内商业产业布局的区域性差异,东、中、西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及其结合存在着极大差异，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区际利益冲突与贸易磨擦不断加剧，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使区域经济出现恶性循环。从根本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事投资的行为主体无疑应当是具有独立利益并能负相应财产责任的商主体，但这决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放手不管。在有形市场发展上，政府与商主体的关系是：政府对商业的中长期发展做统一规划，确定商业基础投资的总量规模和具体分类结构，并使之通过法律形式成为制度；商主体在政府设计的框架内，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争夺投资项目的归属权和运营权。只有商事投资的有关制度得到相应调整和更新，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市场建设和同业基础性投资中现存的盲目性。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商业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产业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意义重大，甘肃应从各个方面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为我国商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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