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忠魂 第8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和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战线组织――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隐蔽身份，收集有关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情报，再将这些军事情报发给当时苏联的伯力，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情报部门，让他们及时分析和掌握日军的动态。从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指派我党党员陆续参加并领导国际反帝情报工作，张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张慧忠同志在10年的地下反日情报工作中，最后负责牡丹江情报站的组建和搜集“东边道”的日军情报工作。他以最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为苏联输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日军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奔赴牡丹江

张慧忠本名张维福，化名张慧忠、张文善，1910年4月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城北烟台村荣官屯（现灯塔县铧子乡荣官村）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是李兆麟（东北抗日将领）的同乡、同学。张慧忠在煤矿当过童工，1925年由其表兄李笛晨（又名李延春、香冷，中共地下党员）带到沈阳大东兵工厂学车工，1927年经李笛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中共满洲省委介绍加入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织。1935年5月，张慧忠被派到苏联辛姆克军事学校学习无线电制作和收发，1937年4月派到哈尔滨，和“老张”（即庄克仁）一起进行地下反日情报活动。

牡丹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牡丹江――佳木斯、牡丹江――图们、哈尔滨――绥芬河三条铁路线的交汇点，滨绥线横穿牡丹江与苏联边境城市乌苏里斯克，交通便利。当时，德意日轴心国相互勾结，法西斯侵略气焰十分嚣张，日本关东军挑起了进犯苏联的“张鼓峰事件”和进攻苏蒙军的“诺门罕事件”，致使远东局势极为紧张。牡丹江离苏联边境不远，成为日军盘踞东北、威胁苏联的军事要地。苏联高度重视牡丹江地区日军活动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及时摸清日本在东北扩军备战情况，共产国际指示立即开展“东边道”的日军情报工作，并要求在牡丹江设立地下电台。张慧忠承担起建立牡丹江反日电台、搜集东满地区情报的工作。

1939年初，张慧忠和他的妻子龙桂洁根据上级指示来到牡丹江，开始收集日军情报。1940年以后，张慧忠负责全面工作――做译电和无线电收发，另一名国际情报人员敬子和（原名敬恩瑞）负责情报的传递。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张慧忠又发展了4名情报员。他们以职业做掩护，监视敌情，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张慧忠看到同院住的人和邻居多数靠养马车搞运输为业，而且部分生意来源于日军的运输需要，尤其是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程或运输军事物资常常需要当地人出车。于是，张慧忠买了一匹小马和胶皮带马车，雇了一个车老板，起早贪黑不辞辛苦搞起了运输。张慧忠按照情报工作的需要，有时跟车运送物资，往来机场、铁路货场和日军军事工事之间，所到之处，密切观察日军的设施和动向，搜集情报。有时以揽生意、修理车和买车带为名在外搜集情报，并把获得的情报及时发送到境外。他们一共有两部电台，轮流放在张慧忠、敬子和以及住在东四条路的郭登云（龙桂洁记起的关系人）家里，分别在四个工作点工作，每月做四次收发，一周一次，每次几十分钟到1小时不等，每次换一个地点，迷惑了敌人对发往境外电波的追踪，使敌人十分头痛，反日情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日本1989年出版的《日本宪兵队正史》一书中承认：牡丹江地区是“苏联谍报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秘密电波在传递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日寇为了与德军东西配合，牡丹江这个军事要地进入了临战状态。市区街口设置了高射炮，早晚，灯火管制，检查行人，这给传递和收报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危险。而苏联方面又十分迫切地需要来自牡丹江的重要情报，要求打破以前的时间节奏，随时收报发报。这样，张慧忠负责的牡丹江地下情报工作变得十分繁重和危险。“情报是党的眼睛”，为了保证随时收报发报，张慧忠夫妇二人已经顾不上个人安危了，张慧忠决定他自己重点搜集日军情报，电台的收发报由龙桂洁一个人来完成。

张慧忠搜集到了日军多方面的情报。日军为配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积极备战。航空、铁路、公路的军事运输十分繁忙，日寇的军火车每两个小时一列，海浪飞机场起降频繁，日军的家属及其他非军事人员向南满撤退。还布置市民挖防空洞，储水储粮，随时在街上派人派车。有一次，张慧忠家的马车被派往飞机场军事营区送劈柴，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牡丹江海浪飞机场是日军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飞机场的情报，对了解日军的军事准备和战争动向至关重要。马车到了营区之后，在卸货的时候，张慧忠乘机拔下了车带的气门针，赶车人以为车带扎坏了漏气，只好卸下轮胎到机场外去修理，张慧忠在机场等候。当机场的哨兵催张慧忠离开军事时，他以此为理由已在机场逗留了一个多小时，默记下日本飞机的起落架次。更为重要的是张慧忠领导的情报组还以各种方式搜集到了日军地面军事设施、空军演习、第三军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

情报量增多了，向境外发报的次数急剧上升，在一个发报点工作的次数增多了，转移电台的次数也频繁了。由于日寇管制升级，转移电台十分困难。有一次转移电台，张慧忠装了一马车煤炭作掩护，走了一段路之后，马车被日军拦住检查，张慧忠着实捏了一把汗，日军用探针仔细地搜查了马料袋、车板底下、煤炭里面，又对赶车人和张慧忠搜身检查，最后没发现可疑之处才放行，张慧忠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原来电台藏在了马粪兜的夹层之中。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张慧忠、龙桂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他们不分昼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把秘密电波发往境外。日寇对牡丹江秘密电台十分恐慌和恼怒。

电台不幸被破

牡丹江地下电台不仅成为牡丹江宪兵队的心腹之患，也引起了关东宪兵特设宪兵队――86部队的高度关注。早在1939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全面提高反谍报技能，清除“苏联谍报活动”，在新京(即长春)组建了关东宪兵特设宪兵队，通称86部队。其成员由各宪兵队选拔的优秀宪兵组成，教育期限为三年，其经费占关东宪兵队全部预算的一半，可见重视程度。86部队技师松井研制出了自动探索器，能自动记录较强的电波，但不能识别电波的敌我；伍长古尾正雄研究制造了三部独特的携带式的探索器，经过实战演习，确认有效。为了检验实战效果，86部队首次出击，选择了苏联谍报活动最活跃的牡丹江地区。由雨宫初二郎准尉带领6名成员组成的“雨宫探察班”，于1941年5月7日由新京出发赴牡丹江，用这种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当地宪兵队的指挥下开始探察牡丹江地下电台。

在“雨宫班”的配合下，牡丹江宪兵队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在金铃街日本陆军宿舍，安装了定向无线电信机，在电波经常出现的张慧忠、朱之盈、敬子和三家附近安置了三部携带式的探索器，经过一个多月的探察，最终侦破出三个地方发报的符号和周波完全一样。《日本宪兵队正史》一书中对探察过程进行了如下叙述：“经过一个月时间的判明，判断出每星期五下午二时是发出电码的时间，约等了一个月以后发现再次发报的电波声音，同前次发报的符号和周波完全一样。在探察班的细致工作下，终于在昭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逮捕了苏联谍报人员张文善（当年三十七岁）以下七名。张文善是在牡丹江等地搜集军事情报、空军演习情况、以及第三军部署等情况，向苏联谍报机关进行报告的。”

在张慧忠被捕前的1941年7月15日晚，张慧忠、龙桂洁从午夜开始，一直收发报到凌晨四点，已经收到密密麻麻的四页密码，苏联方面还在呼叫，天已快亮，不能再工作了。四点多钟，张慧忠夫妇收好电台天线，准备送到外面马棚上的草堆里去，但天已大亮，几家邻居开始喂马，电台送不出去了，暂时埋在外屋盛高粱的大木箱里。这时龙桂洁听到外面有动静，掀起窗帘一角，发现院子里站满了日本兵。张慧忠、龙桂洁等6名同志被捕。敬子和当时逃脱，后也不幸被捕。这是86部队破获的第一个地下电台，日寇认为成绩显著，称之为“牡丹江事件”。日本投降后，参与破获牡丹江地下组织的日本宪兵队探察班的部分成员，将这个材料献给了美方。

坚贞不屈 惨死“731部队”刀下

张慧忠、龙桂洁等同志被捕后，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审问，在这个过程中，张慧忠，龙桂洁等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在押往宪兵队的路上，龙桂洁心里默念 “不能说和组织有关系的人”， “准备经过一切痛苦，毒打、灌凉水、火烙……我一定不说同志，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生命，那些同志比我对革命工作更有用、更重要”。抱着这样的决心，龙桂洁忍受着敌人的毒打，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对电台的事一无所知。敌人派两个年轻的中国人跟龙桂洁到家里去找密码本，龙桂洁从这两个年轻人口中，得到了张慧忠在日本宪兵队的表现情况。年轻人说“你掌柜的（指张慧忠）是好样的，中国人都象我俩这样（当汉奸）就算完了”。又说“你掌柜的工人出身真不简单，能做那么复杂的工作”。又问龙桂洁六根筷子是什么意思，龙桂洁说不懂，他在手上划个“共”字。龙桂洁被释放回家后，识破了敌人的各种引诱，保持了革命气节。她多次探望张慧忠，希望见上一面，均遭拒绝，在不明张慧忠下落的情况下，放弃了见面的希望。龙桂洁带着张慧忠和上级组织约定的非常时期使用的电话号码，去完成最后的任务――向上级汇报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关于张慧忠牺牲地点，有多方面的材料证实死在了“731部队”。1949年春，哈尔滨市公安局通过苏联领事馆查询，莫斯科来电证实了张慧忠牺牲的事实。据情报组成员敬兰芝回忆，1950年后，庄克仁来信说，朱之盈、孙朝山、吴殿东被日军“731部队”杀害。张文善（即张慧忠）是“牡丹江事件”的主犯，死在“731部队”的可能性大。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行陈列馆馆长韩晓写的《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一书，揭示了“牡丹江事件”中被捕者被“731部队”残害的事实。

龙桂洁在1943年7月再次见到上级同志（即庄克仁，但当时不知道姓名）时，得知沈阳的组织也被破坏（即沈阳的白塔堡事件）。庄克仁要求龙桂洁以后再汇报东满和南满这两个组织的破坏情况和死难的同志，并向龙桂洁交待：东满负责同志是张慧忠，41号，国际化名“阿列克斯”；南满组织的负责人，17号，姓孙（后来龙桂洁得知就是庄克仁同志，他的国际化名是新孙，当时他即说成姓孙）。1949年，龙桂洁去中共哈尔滨市委找原来的组织关系时，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秘书转告，苏联方面认定他们二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他们的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解放后张慧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事迹与杨靖宇、赵一曼等革命烈士的事迹一起，被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龙桂洁一直为党工作，在1989年因病去世。

张慧忠烈士已牺牲60多年，龙桂洁女士也已病逝17年，但他们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夫妇二人的斗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