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发展状况

[摘 要]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和收缩三个阶段，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的领导存在着不同情况。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概述，以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农民协会的状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关键词] 大革命 农民协会 发展状况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农民协会大发展的时期。1921年到1927年，农民协会从建立、发展到形成燎原之势，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协会的萌芽阶段，时间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前；第二个阶段是农民协会的发展阶段，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到北伐战争前夕；第三个阶段为农民协会的高潮和收缩阶段，从北伐战争开始到大革命失败。

一、萌芽阶段：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领导的农民协会（1921年－1923年底）

（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由于处于幼年，虽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实践经验相当缺乏，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党集中全力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尚无足够的认识，只认机器工人为无产阶级，“而把农民当作小资产阶级，认他们为不能革命的”{1}，因而不可能将农民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虽然提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比较简单笼统，只提到没收土地，但是没有提出没收谁的土地，也没有分析当时农民的情况。到1922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里才笼统地提到：“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农民”，“制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2}。到同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时，随着对中国国情的逐步认识，忽视农民问题的状况才有所改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3}。12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里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转折点是1923年发生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单纯依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寻找自己可靠的同盟军，从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民主革命，因此，“拥护农民的利益是我们一刻都不能忽视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④。大会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专门就农民问题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强调，工人阶级“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到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⑤。在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中提出了党关于农民利益的目前要求：“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改良水利”⑥。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还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⑦由此可见，从“二大”到“三大”，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把农民问题提到了应有的位置上。

（二）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发展状况

在这一时期，与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程度相适应，党对农民协会的认识也刚刚起步，因此农民协会的实践活动尚处于零星建立和发展的状态，建立农民协会仅仅是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在部分地区的活动。这时有影响的农民协会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地区：

一是1921年秋浙江萧山的衙前农民协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组织”⑧。衙前农民协会由中国共产党人沈玄庐发起，于1927年9月27日成立，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归农民的要求，规定了农民协会的宗旨、性质和机构，为农民指明了自身解放的道路。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了减租斗争并提出了“二五减租”的要求，农民协会还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在衙前农民协会的影响下，萧山、绍兴地区有80多个村组织了农民协会。但农民协会的活动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惧和敌视，旋即被反动军警镇压下去。

二是1922年夏发生在广东海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它是由“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组织发起的，先后成立了六人农会、赤山约农会，并于1923年元旦成立了海丰总农会，由彭湃任总会长。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海丰总农会有比较完整的纲领、组织机构和比较明确的斗争目标，并且有自己的旗帜和印章。海丰总农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了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农民认清了农民协会是为自身利益奋斗的组织，纷纷要求入会。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县的农民加入者逐日增多，于是，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到两个月，农会组织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等地，惠州农民联合会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担任省农会的执行委员长，各县均设县农会。彭湃领导的广东省农会，纲领完备，组织健全，会务发达，是真正为农民谋利益的组织。但是由于反动军阀陈炯明的镇压，1923年“七五农潮”后广东的农会暂时处于低落时期，但是这一阶段的农民运动为以后农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是在领导下由中共湘区委指导发动的湖南衡山岳北的农民协会。由刘东轩、谢怀德发动，并于1923年10月15日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自己的组织--岳北农工会。岳北农工会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了反抗租谷外运、反抗恶霸等斗争，但是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后来也被地主阶级所镇压。

1921-1923年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发展的萌芽阶段。虽然这时的农民协会数量少，规模小，发展也不平衡，并且最终都被地主阶级镇压，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不仅进行了减租抗租的经济斗争，而且还进行了反抗地主劣绅和军阀的政治斗争，反抗封建礼教的文化斗争，从各方面沉重打击了压迫农民的封建势力。通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的各种斗争，逐渐使农民认识到农民协会是代表农民阶级自己利益的，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从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提高了农民协会在农民当中的威望，扩大了农民协会的影响，为以后农民协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发展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1924－1926年9月)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农民协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为当时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共两党共同制定了新的农运策略，为农运同时也为农民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

《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及政纲》明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因此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必须“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⑨。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认识到，“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⑩，并且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对农民运动加以指导。1926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央委员及各省、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着重讨论了农民问题，并提出了二十二条农民政纲，其中指出：“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及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而且“农民协会有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11}。这些政策大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下制定的，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对于调动农民参加农会的积极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国共两党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为农民协会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了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相继成立了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等专门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人，因此农民运动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大”闭幕的次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罗绮园、林祖涵等参加农民部工作，由林祖涵为部长，彭湃为秘书。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帮助下，中央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组织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中央农民部工作。1926年2月5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堂、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9人组成，林祖涵任主席。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10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各省（区）委中设立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选派干部下乡领导农民运动，并于1926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阮啸仙、彭湃等7人组成，任书记。3月，各省党部普遍设立了农民部，加强了对地方农民运动的领导。随后，北伐战争促进了所到之处农民运动的发展，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根据的提议，中央农民部成立了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这样，国共两党都自上而下设立了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这就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第三，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为农民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1924年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为了保证农民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由中央农民部拟定、孙中山亲自审定的《农民协会章程》于1924年6月24日颁布执行。《章程》共15章83条，确定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级农民协会的组织办法和职能。这个纲领成为全国各地农民组织起来的法律依据，为农民协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四，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和人才，为农民协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急需大批农运的干部和人才。1924年6月3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共产党人彭湃的提议，决定设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期“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的实际的农民运动之工作”。农民运动讲习所共设立了七届，前六届设立在广州，第七届设立在武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先后举办过六届，共培养学员772名。前五届全称为“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改称为“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810名学员，比前七届学员的总和还要多。这些学员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是由开办的，但是领导人、教员以及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下，地方性的农讲所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农讲所的学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为农民协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的领导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三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和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议决案肯定了“三大”决议所指出的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最有力的动力，党必须重视农民运动，要从三方面在农民中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其中一方面就是“在佃农及自耕农之间宣传反对苛租，提出组织佃农协会及雇工协会的主张”；议决案还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组织在进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党中央要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做总的政治宣传的时候，特别预备对农民的通告，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口号”；而地方党的机关要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无论哪种农民运动起事的时候，立刻应当响应，特别为这种问题发传单，派人到当地去指导”{12}。11月19日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重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更加清楚的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13}在宣传和组织农民时，中国共产党“须于之外，同时独立的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14}，要独立地领导农民运动。在随后的《告农民书》中，中共中央提出要实行“耕地农有”，并提出“以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包办的农会”，“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设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15}等。随后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章程，对会员资格、会费、各级农会组织、干部选举办法、会议等进行了规定。

三、高潮阶段：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1926年7月－1927年7月）

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就对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运动的开展做过多次的指导。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制定了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会议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非常紧急的时期”，其根本出路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会议认为，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必须“加紧在农民之中的工作”{16}。为此，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北、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援并参加北伐战争。在《三特区工作问题》里指出，为组织农民，可以不必用同盟会去号召，“可用农民协会的旗帜，比较明确与切实，现在应该结束同盟会的工作，转到农协的工作”{17}。1926年9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民运动的趋势是农民已经自动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地主豪绅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农民将会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进行，“就要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18}。中央通告第79号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革命势力向北发展，也就是加紧在农民中工作。”{19}经过国共两党的积极准备，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的向前推进，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湖南、湖北、江西还分别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省级的农民协会，县、区、乡的农民协会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全国农民协会的发展达到了高潮阶段。据统计，湖南省在北伐军进入前，有农民协会会员20多万人，而北伐军仅入湘半年，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就骤增至2000万人。湖北省北伐战争之前仅有农民协会会员7万多人，而到1927年6月，会员人数达到了280多万人。到1927年3月底，农民协会的组织已经遍及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等18个省区，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高潮，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势力。

农村革命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恨和敌视，不法地主、土豪劣绅、、混进北伐中的反动军官迅速集拢在一起，向农民协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咒骂农民运动是“坯子运动”，污蔑农村革命“防碍革命，影响北伐”。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纠集起来，残害农民领袖和农运积极分子，捣毁农会，进行武装叛乱。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趋激烈，使统一战线内资产阶级日益动摇和分化，资产阶级右翼站在地主豪绅的立场上对农民协会和农民运动大加指责，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叫嚷农民斗争“过火”，“糟得很”。再加上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发展，促使农民提出了对土地的要求，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以为代表的一派坚决支持农民的要求，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派则对农民运动加以指责，企图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由于陈独秀等人用压制农民革命来维护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抛开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从而使农民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工农联盟受到了损害，极大的削弱了革命力量，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农运骨干遭到屠杀，农协组织受到摧残，农民运动转入困难时期。1927年7月15日，的叛变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的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将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注 释：

①《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②③④⑥⑦{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129、118、119、199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⑧王全营、曾广兴、黄明鉴：《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⑨⑩{11}{13}{1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2、44、18、21、页。

{15}{18}《第一次、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6页。

{16}{17}{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