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亚文化下的青少年偏差行为研究

[摘要]流浪亚文化是处在流浪生活中的儿童自然而然接受的一种非社会性甚至性的亚文化，它将儿童从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剥离出去。身处流浪亚文化的儿童，缺少学校和家长的指引，易习得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偏差行为。本研究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并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流浪亚文化对于流浪儿童偏差行为形成的作用。

[关键词]流浪儿童；亚文化；偏差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3 5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视角

在我国流浪儿童一般是指年龄在18周岁以下，离开家庭或监护人，流落于社会超过24小时，造成基本生存条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中的少年儿童。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过早地脱离了家庭，进入社会，失去了普通儿童一般能得到的物质资源和家庭与社会支持，面临个人生活困难，迫不得已自己养活自己。这些儿童缺乏实际文化教育以及知识技能的掌握，尚未形成健全的自我概念，同时失去了来自学校、家长在行为、道德以及价值观上的正确引导，因此极易在试图维持个人生活时脱离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自然而然地接受和融入一种非社会性甚至性的亚文化。

流浪亚文化对流浪儿童具有约束力、渗透力和牵引力，并且产生出与之相符的信奉对象、思想倾向、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流浪亚文化对流浪儿童的负面作用是结构性的，表现在将儿童从主流社会文化体系中剥离出来并给予不正当的价值观，减少和丧失儿童对他人情感、角色和需求的自觉理解能力，使儿童生活物质获取与消费方式形成不当和过度的掠夺型和边缘型，将其心理意识形成封闭型、隔断型和排他型。在流浪亚文化中，流浪儿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解体。

当儿童被动或主动地离开家庭，走向街头时，他会对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其他儿童产生深深的共鸣和认同感，即使同伴存在不良违法行为，也会比一般人产生更多的宽容，甚至久而久之产生趋同，在行为、心理上都融入到流浪儿童这一群体当中，因此，易在与其他成员的频繁互动中逐渐习得与社会规范不符的偏差行为，比如打架斗殴、偷窃诈骗、强乞蛮讨等等。

本研究通过质性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想要探求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类型和行为频率，并且通过一个真实的个案，透析流浪亚文化如何作用于流浪儿童的偏差行为。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方式

流浪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进行流浪儿童的研究无法像一般研究那样大规模随机取样。由于寻找真正处于流浪状态的儿童在操作性上具有极大的难度，所以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上海北京两地救助站中被收留的流浪儿童。

本研究结合了半结构性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第一部分质性访谈包括20名受访流浪儿童，年龄分布在13岁到18岁，其中男性15名，女性5名。访谈内容主要针对的是流浪儿童的流浪经历、行为方式、情绪态度等。

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1份，年龄分布在10岁到18岁，其中男性35名，女性6名。问卷以流浪儿童的流浪生活状态和偏差行为为主。

三、流浪儿童的偏差行为分析

(一)什么是偏差行为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的界定，依据行为的危害性，将之划分为三类：

(1)犯罪行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

(2)违法行为；

(3)不良行为。

就流浪儿童这一边缘群体而言，他们的行为大多偏离了社会规范所认可的“正常”，然而由于身为儿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也极少蓄意犯下严重罪行，因此他们的偏差行为较多的属于第三类。

(二)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

研究在提炼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对辱骂他人、打架、偷窃、等13种不符合正常儿童行为规范的偏差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要求流浪儿童回忆在最近的两个月里发生这些行为的次数。

调查发现这些流浪儿童在最近的两个月中无一例外地至少出现过1种偏差行为，多则达到10种。其中，出现概率(1次或1次以上)最高的是辱骂他人(95.1％)，其次是与他人打架(80.5％)和参与群架(63.4％)。这些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且一般是未经深思熟虑冲动而为之，可见很多流浪儿童缺乏忍耐力，急躁易被激怒，共感能力较差，很难站在他人，即被攻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做事不计后果。

我们发现，一旦吸烟这一行为习得，其发生频率就会非常高，说明其易上瘾性。流浪儿童大都缺少合法的经济来源，乞讨、捡破烂所得只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一旦染上烟瘾，易催生其他一些偏差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如偷窃等。酗酒、等一旦成瘾，也会促使他们另找途径来获取金钱。

流浪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常常会得到他人的同情，一些儿童却利用陌生人的这种善意来谋取钱财，36.6％的被调查儿童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曾经编造悲惨流浪经历博取他人同情。不管是不是出于生计迫于无奈，这些孩子利用大众的同情心，走出了行骗的第一步。

近30％的流浪儿童曾经携带管制刀具。经访谈发现，携带武器的一般是形成团伙的流浪儿童，他们结成帮派，或在成人指使下参与暴力事件或者盗窃。

一些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如吸毒和恐吓、勒索等仅出现在少部分流浪儿童身上。

考虑到流浪儿童防御心较重，在回答问卷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掩饰、避重就轻的特点，他们实际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可能比统计结果所显示的还要高。

四、流浪亚文化对偏差行为的催生作用――一个真实案例的解读

(一)真实案例：用拳头养活自己

小亮三天前刚由派出所送到流浪儿童救助站。问及为何进派出所，这个还显得一脸稚嫩的孩子平静地吐出两个字：砍人。为什么砍人?收到的仍然是干干脆脆的两个字：惹我。

小亮因在学校打人而被开除，之后未经得父母同意孤身一人来到上海金山找打工的爸爸。父亲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是既然来了也懒得撵他走，偶尔给他些零用钱，其它的基本就不管也管不着了。后来小亮结识了一些同样来自四川的孩子，大多跟他一样离家在外，独自闯荡。但是这些孩子并不像人们对于流浪儿童的一般认识那样衣衫褴褛、乞讨街头。他们有自己的团伙自己的住处，因为他们挣钱的方式也很特别――替人打架。小亮和他们认识以后很快搬离了父亲的住处，因为他身手不错，很快被“老大”所器重。据小亮说，在四川帮中，他基本上类似于二把手，和他平起平坐的有三人，其余都是小弟。

“打一次架一千多……我天天住的是金茂宾馆，一天三百，饭什么的都有……我抽的是中华，还有雪茄，就是三十块钱一盒那种，里面五根。”小亮说几个月来他一共打了80次。高得让人惊异的频率。

说起打架――或者砍人的经历，小亮平静的语气中会掺杂些许得意。“有一次我去买烟，一个男人看见我，他让我把钱掏出来，我说什么钱，他把刀拿出来说他妈的把钱拿出来，我也把刀拿出来我说你想干嘛，他马上砍了我一刀，我就砍他一刀。”小亮被砍的这刀伤缝合了还

没拆线，但是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打架怕什么，大不了挨几刀。”

现在，对于小亮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被强制收留在救助站，远离了大宾馆、雪茄和一切他为之兴奋的事情。小亮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出去。“我想跑，谁都拦不住我。假如我想跑出去，有人拦，我就拿凳子砸。打不赢直接抢他手机，甩出去，他就找他手机去了。”尽管常常握着美国军刀伤人，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的话语中还是透露着可笑的幼稚与无知，“上海的警察算什么，等我出去，马上到金山，把安徽帮、河南帮还有四川I青龙帮全部加起来，总能和警察相比吧。”

面对这个脸庞清秀、向我们展露过纯真笑容的孩子，我不禁假想：如果他的爸爸没有不管他，如果他没有融入那伙儿孩子当中，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二)案例的解读

1，从主流文化脱离

小亮原本和其他孩子一样，有正常的学校生活，还算完整的三口之家。一次意外的事件让他的角色突然之间转变了。也许打架被开除一事向我们揭示了他原本所具有的暴力倾向，也许这当中掺杂着学校、家庭或其它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学校的放弃和父母的放任对于小亮之后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涉世未深，经验不足，甚至还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他还未形成自己健全的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他需要在家长和教师的引导下认识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他需要在学校这一环境中接受主流文化的渲染。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期，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独自流落在外无疑于把自己与主流文化相隔离。

抛却一些被拐卖、被抛弃的孩子不讲，为什么一些家庭健全的孩子也会选择流浪这条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一些孩子的流浪其本质在于“逃离”，逃离一个让他不堪忍受的环境：无法应对或者不想应对的学业、暴力或者冷淡的父母。其中一个孩子的话尤其让人寒心：“与父母比起来，饥饿和寒冷算得了什么!”因此，在我们探寻一些亚文化形成的根源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要反思，主流社会中是否存在一些因素迫使人们选择主动逃离?

在小亮的例子中，父母的放任不管无疑促成了他转向与他志同道合的流浪儿童群体。有个心理学家将儿童的心理需要分为四种：爱与安全的需要、寻求新体验的需要、表扬与认可的需要、责任感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儿童就有可能发展出情绪和行为问题。当一个孩子无法在学校、家庭等主流文化环境中满足这些需要――尤其是爱和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满足，他就会转向其他地方寻求替代满足。对于离家出走的孩子来说，那些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类似想法的孩子，无疑成了获取这些满足的主要来源。

从脱离主流文化到进入―个边缘群体，这中间的角色转变具有个体原因和外部原因，有个体主动趋近的力量，也有外部环境的无形中产生的推力――学校、家长的放弃和漠然无异于起到了推动作用。

2，对流浪亚文化的认同与融合

当一个孩子在异乡碰到流浪在外的同龄人时，易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相似的经历、相似的学校家庭关系或者共同的志趣或信念让他们走到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群体，虽然他们并没有在物理距离上走到，但是“流浪儿童”这一身份的归属，让他们觉得与自己的同类在心理上相互接近。

小亮与当地流浪儿童群体的接触和融入就是物理距离和心理共鸣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原本只算得上是在学校滋事的违纪少年，但是与这一群已经形成独特生活方式的孩子走到一起后，他被他们所影响，接受了他们的生活物质获取方式――用拳头和刀具替人“解决烦恼”以此获得金钱。当然，首先他对此产生了价值上的认同，认同这些独立于成人的孩子养活自己甚至满足自己欲望的方式，

小亮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很多流浪儿童在遇到与自己原有的信念相冲突的价值观之后，都会几经挣扎，他们认为偷东西、骗人是不好的，不愿意跟那些早已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许久的流浪儿童同流合污，他们觉得自己走到这一步是迫于无奈，不愿再继续步入深渊。但是未能及时得到救助的孩子会渐渐发现，如果不跟着大部队的步伐，孤立的他难以生存于街头。当发现别人以他们所不认同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生活时，就会对原本坚守的信念产生怀疑，继而动摇，逐渐地，他们会合理化那些原本认定不对、不好的行为，为它们找出理由，比如说，“偷东西是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既然这个社会没有善待我，我为什么要为他人考虑”、“生存最重要，为了生存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用这些合理化的观念来平衡自己的认知失调。于是，他们让自己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认同了流浪群体的生存方式，并且融入到流浪儿童的群体中。而为了确保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他们会尽量在行为上与群体的大多数保持一致，如果其他人都抽烟，那么自己也会跟着抽；如果其他人商量好去偷自行车，那么即使心中仍有所顾忌，迫于同伴压力，他也会加入。

这种“保持原则―矛盾―合理化―认同―融入”的行为改变模式，是很多流浪儿童在接触流浪亚文化并趋同于该亚文化的价值体系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什么很多原本并无倾向甚至老实守法的孩子，走上街头以后却染上许多恶习和偏差行为的原因。

3，流浪亚文化对流浪儿童的牵引力

当人们正为把一个不幸迷途的孩子解救出来而感到欣慰时，小亮却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自由的剥夺，而救助站就是将他与自己的正常生活相隔离的深牢大狱，动辄就要招集兄弟们杀过来帮自己“越狱”。即使远离原来的同伴，流浪亚文化仍然以强大的牵引力将小亮拉向自己。

对于真正融入流浪群体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在这个群体当中获得了在原本的生活圈中也许得不到的需要满足，比如来自生活资料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有时候通过违法行为获取)、同伴的社会支持、自我价值的肯定(比如被学校开除的小亮却在流浪儿童群体中得到重用和很高的身份)，尤其是一些个体内在需要的满足，使得流浪儿童心甘情愿地滞留在这个群体中。同时，相同的经历和信念也让这些孩子在流浪亚文化群体中寻找到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以弥补他们在遭受城市主流文化的排斥和隔离后带来的心理上的失落和孤独感。

另一方面，当失去了社会规范的约束力，“超我”对“本我”的监控减弱，也没有成人的监护和管教，很多流浪儿童会放纵自己的欲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骂人就骂，想打人就打，想抽烟就抽，没烟抽就偷。他们的心理忍耐度和控制能力开始降低，就像小亮说的“有时候我也觉得这样不对，但是别人一惹我我就控制不住要打他”。偏差行为和其他行为一样，一旦形成，多次重复后很容易变成习惯。

基于以上的原因，当流动儿童一旦融入了流浪亚文化，就难以自拔，而一旦他们习得了被这一亚文化所认可的偏差行为后很难快速矫正。

如果此时实施强制救助，直接将他们从流浪亚文化中拽出来，放进纯粹的主流文化中生活，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救助站的孩子即使有吃有喝、有救助人员的关心，仍然一心想往外逃，或者将他遣送回家乡后仍要三番五次再次踏上流浪之路的原因。

五、让孩子停下流浪的脚步

流浪亚文化会给偏差行为滋养的土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流浪儿童都是“犯罪的后备军”，也并不意味着那些已经习得偏差行为的孩子已经被划出了社会大家庭之外，他们走到这一步有自身的因素，社会大环境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着“儿童优先”的原则，我们应该持着一种包容的态度去尽量了解流浪儿童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在流浪生活中的一些行为表现，不能一味地排斥他们，给他们贴上负性的标签。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要在给予他们物质救济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上的关怀，用爱、尊重和认同让他们重新回归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