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世纪80年代晚清士人对中西格致异同的认识

摘 要：19世纪80年代格致书院和《万国公报》先后分别组织了两场有关中西格致异同的讨论。此次讨论是晚清学界最早对自明末以来甚为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进行反省，转而客观地探讨中西格致异同的一次重要尝试和转折点。两次讨论对中西格致研究的对象、西方格致学发展源流及最新科学理论、中西格致存在差异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反映出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

关键词：格致书院 《万国公报》 中西格致异同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b）-0208-02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大规模传入中国。“中西格致异同”便成为晚清学术的重要论题。上海格致书院和《万国公报》作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西学传播重阵，很自然便成为当时学界发起“中西格致异同”讨论的前沿阵地。晚清最早有关“中西格致异同”的讨论，发端于上海格致书院。1887年春和1889年春，许星台、李鸿章曾先后两次就“中西格致之学异同”论题，考校上海格致书院的学生，以期展开广泛讨论。其中属李鸿章发起的那次讨论影响最大，考生蒋同寅、王佐才、朱澄叙、钟天纬等人获得超等奖励，答卷予以刊出。受格致书院的影响，1889年传教士韦廉臣在《万国公报》上也以“中西格致异同”为题，向全国发起征文讨论，从1889―1893年间，共征得寓济逸人、吉绍衣、朱戴仁、胡汉林、钟清源等人的五篇讨论文章予以刊出。下面对格致书院和《万国公报》上对中西格致异同的讨论相关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1889年，格致书院和《万国公报》先后虽然都组织了有关“中西格致异同”的同类讨论，但是两次讨论的侧重点及认识深度存在较大的差别。格致书院所组织的讨论者，大部分皆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对西学比较熟悉，故其对西学的讨论比较系统，并不乏新见解。而《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们对西学的见解则参差不齐，并且有些讨论者未摆脱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将西方宗教和科学混为一谈。格致书院的讨论者，主要从格致学研究对象、西方格致学源流及方法等方面，展开对中西格致学异同的比较探讨。而《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则泛泛而论，并无系统之比较，但对中西格致存在差异的原因有所探讨，为其讨论之特色。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格致书院的讨论者们对中西格致学研究的对象有其独到而明晰的区分，认为中国格致重“义理”，而西方格致重“物理”。如钟天纬指出“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无余蕴；自形而下者，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分也。”中国“义理”格致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伦道德，而西方格致主要侧重于“物理”，故二者存在明@区别，在“物理”格致上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对于此点，王佐才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儒家所谓的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韵，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唯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

其次格致书院的讨论者们非但对西方近代分科化、体系化的科学门类十分熟悉，而且能够深入理论层面，去探究西方格致学理论体系的源流，并对西方新科学理论进行介绍和体认。王佐才、钟天纬两人对西方格致学的源流认识十分清晰，并对培根、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最新科学理论予以介绍，这既反映出晚清士人在西学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即此时士人对西方科学认识不再局限于器物层面而逐步深入至思想和制度层面；这也反映出格致书院在当时国内接触和传播西方新科学论理上站着在了时代的前列。

朱澄叙对西方近代培根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极为推崇，认为其“创为新论谓穷理必溯天地大原”，“必心力与机器互用，方可得其实据”，而“更试验其所行之事，而强识之，辨虚诬而归真实”。 朱澄叙对培根的演绎和归纳法也十分了解，指出其“爰是设立二法：曰心机料理（演绎法）；曰天地阐义（归纳法）。一以辅助格致之学；一以研究万物之理。”此外，朱澄叙也清楚地认识到培根“归纳――演绎――经验主义”方法论原则，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有莫大的助益，他指出培根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屡试屡验，如风象、天气、养生术、星学、医学等皆是由此前说，阐其学始精”。

王佐才、钟天纬、朱澄叙三人通过梳理西方格致学发展的源流，来把握西方格致学发展特点及传统，并与中国格致学进行比较，认识到西方格致学自古以来就有其思想传统，且有其系统的方法和理论，至近代培根经验主义认识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等新理论层出不穷，使西方格致学发展迅速，由此也意识到西方格致学在思想传统和方法理论上大异于中国，并对西方格致学讲求实证的精神大为推崇，这无疑反映出晚清士人对西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能够深入理论层面，触及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

与格致书院讨论者对西方格致学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相比，《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对“中西格致异同”的讨论则略显单薄，且夹杂基督教神学的因素在其中，但其对中西格致学存在差异的原因的探讨，还是颇有见地。与格致书院讨论者们一样，《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也一致认为中西格致存在较大差别，且在“物理”格致上，西方远胜于中国。基于此考虑，《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开始反思中西格致存在较大差别的原因。讨论者主要是从教育、国家对格致学重视程度差异等方面来探讨中西格致学存在差异的原因。

寓济逸人、吉绍衣、钟清源等人一致认为西方格致学发达的原因在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专门的教育，其学又受到国家的重视。并通过对比西方，钟清源等人又反思了中国教育弊端，并觉得中国自古以来就对格致学不重视，仅以“八股选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格致学在中国的发展。讨论者们通过探究中西格致学存在的差异原因，觉察到中国教育体系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八股选人”制度，压制了中国格致学的发展，此番见解极具前瞻性，可视为反思科举制弊端的时代先声。

《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们虽然对于中西格致存在差异的原因反思比较深刻，但是由于此次讨论是由传教士所组织，因此有些讨论者在处理西方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时，受传教士的误导，将西方格致学和基督教神学混为一谈。如胡汉林认为“泰西格致学于耶稣”；钟清源则认为“西人论格致则本于《圣经》，《圣经》所载，纯是真理”，“且《圣经》所载，虽不用格致言，即深悉格致之理”。而格致书院的讨论者们，则对西学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摆脱了基督教神学影响，能清晰地区别科学和宗教，如钟天纬在梳理西方格致学源流，讲到达尔文进化论时，就指出“其说与耶稣之理相反，故西国儒士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起今则佩服者多，而格致学从此大为改变”。朱澄叙则指出有些古希腊学者将格致学“杂以鬼神之道”，“鄙细皆不足道”。

虽然格致书院和《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们，对于中西格致学差别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且对西学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存在较大差别，但是二者都认识到西方格致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学讲究“实证”和“实用”精神，故而一致对此精神推崇备至，这也反映出晚清学风的新变化。

格致书院和《万国公报》上举办的两次有关“中西格致异同”的讨论，反映出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对中西格致学的差异的认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格致不同成为讨论者们的共识和立足点，大部分讨论者放弃“西学中源”的论调，转而对中西“格致”进行客观比较。（2）格致书院的讨论者们不但明确地认识到中西格致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义理格致”和“物理格致”的差别，而且通过梳理西方格致学源流，进而从理论层面对近代西方科学的精神实质和方法有所认识，并对西方新科学理论予以介绍和讨论，成为晚清讨论及传播西方新科学理论的前沿阵地；《万国公报》上的讨论们则基于中西“格致”存在诸多差异的认识，开始探讨差异存在的原因，进而对中国传统教育和科举制进行反省，认为“八股选人”限制了中国格致学的发展，此即为晚清反省中国科举制弊端的时代先声。（3）与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所组织的有关中西格致异同讨论相比，格致书院所组织的讨论对西方科学认识更为客观深刻，并摆脱西方神学的影响，反映出此时晚清士人对西学的认识逐渐摆脱传教士的影响，开始掌握了对西学学习的主动权，并获得一定的独立判断能力。（4）无论是《万国公报》上的讨论者还是格致书院的讨论者，通过比较中西格致学的差异，都认识到西方格致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学讲究“实证”和“实用”精神，并对西方讲究“实证”的研究精神大为推崇，这反映出晚清学风的新变化。此次讨论反映出的晚清士人的西学观，可谓是由“西学中源”说连接到严复启蒙理论乃至新文化运动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 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109.

[2] 钟天纬.格致说[M].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11卷.清光绪24年宝文书局石印本.

[3] 王佐才.中西格致源流[M].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11卷.清光绪24年宝文书局石印本.

[4] 尚智丛.1886―1984年间近代科W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J].清史研究，2001：72-82.

[5] 参阅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59-68.

[6] 朱戴仁.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M].万国公报，1890：11451.

[7] 胡汉林.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M].27册.万国公报，1893：13947.

[8] 钟清源.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M].27册.万国公报，1893：13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