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和他的《巴马修道院》

司汤达其人

一、作家简介

司汤达，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不到60年，而且在文学上起步很晚，直到30多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却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包括数部长篇，数十篇短篇以及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他以精准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闻名于世，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

二、早期生活

司汤达，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本名叫亨利・贝尔。他的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信仰宗教，思想保守，司汤达在家庭中受到束缚和压抑，从小就憎恶他父亲。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对司汤达从小就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司汤达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外祖父。司汤达的母亲具有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7岁的时候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位医生，思想特别解放，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度过的。1796年至1799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非常用心地跟着教师格罗学习数学。他对数学研究中的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及论证的严密性尤其喜爱。这种对于精确性和严密性的特别喜好，促成了他日后形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1799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所鼓舞，参加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1800年，他随拿破仑的军队来到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以及他们优秀的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司汤达。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1806年到1814年，司汤达跟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于欧洲大陆。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愈加认同共和派的观点，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当他以后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锋芒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王公贵族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愤然离开祖国，侨居于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报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视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驱逐出境。直到1834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得以再度回到意大利。

三、创作历程

司汤达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一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1823年到1825年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1827年发表《阿尔芒斯》，1828年到1829年写就《罗马漫步》，1829年发表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7年动笔，1830年在巴黎出版。1832年到1842年这10年，是司汤达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环境恶劣，经济拮据，疾病缠身――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以及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完成了10多篇短篇小说。

1842年3月司汤达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司汤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他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

《巴马修道院》其书

一、总体评价

在中国，司汤达的《红与黑》有口皆碑，《巴马修道院》却不那么著名。其实无论从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评价，还是从历史的评价来看，《巴马修道院》都丝毫不逊于《红与黑》。《巴马修道院》1839年出版，翌年，巴尔扎克发表长篇评论《贝尔先生研究》，盛赞《巴马修道院》“章章闪耀着精美之光”，是“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灵和认识才能欣赏的作品”。司汤达读到巴尔扎克的文章，立刻写信给巴尔扎克，对他的赞扬表示感激，同时坚定地表示：百年之后，现在很红的一些作家将被遗忘，而现在很落寞的《巴马修道院》将会受到公众的欢迎。事实上，自从法国19世纪哲学家、批评家泰纳肯定了司汤达的文学成就后，《巴马修道院》就一直受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高度评价。法国学者朗松编撰《法国文学史》，从司汤达作品中挑出的两部代表作就是《红与黑》与《巴马修道院》。该书还把创作时间晚于《红与黑》的《巴马修道院》放在前面论述，《巴马修道院》在编者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的研究专家巴尔戴施在《小说家司汤达》一书中也认为《巴马修道院》标志着司汤达“超越”了《红与黑》等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自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创作历程的终点”。美国哲学家亨利主编的《西方世界名著》，司汤达的作品仅入选三种，被选入的长篇小说就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

二、故事梗概

小说主人公法布里斯是一位英俊单纯的意大利青年，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耽于幻想，崇拜拿破仑，只身前去参加滑铁卢战役，饱受苦难折磨，最后灰溜溜地回到意大利。在一次争风吃醋的争斗中，杀死了情敌，被他的家族的对立派投入了监狱。在狱中，他爱上了监狱司令官的女儿克莱莉娅，两人通过秘密联络爱得死去活来。为了要同克莱莉娅朝夕相处，他在越狱成功后，不顾生命危险，又重新投入巴马城堡。法布里斯的姑妈是一位宫廷贵妇，她性格刚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热爱法布里斯，却始终以惊人的自制力抑制自己。她伙同情人千方百计救出了法布里斯，并让他当上了主教。克莱莉娅屈从父命违心嫁给一位富翁，又被痴情的法布里斯所感动，与他秘密来往数年后抑郁离世，法布里斯不久也随她而去。

三、几点释疑

第一，如何看待小说的“头重脚轻”？读过《巴马修道院》的读者都会觉得小说的最后两章写得过于粗疏，近乎故事梗概，所以全书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对此，一种说法是《巴马修道院》的出版商在出版此书时嫌作品篇幅太长，要求作者压缩。于是司汤达草草地用最后两章交代了一下故事情节。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汤达原本是一个非常感情化和感性化的人。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尔说过，司汤达笔下的人物都是那种“一切从感觉开始”的人，这些人物“一切从感觉开始。在接触事物之前，预先没有任何天赋观念、内心感觉和道德意识存在。司汤达的主人公面对世界，裸如赤子，不带任何成见，与上帝造物后头一天早上的人样子差不多”。司汤达的个性不但化入了他塑造的人物，而且化入了他的写作方法，从而形成了他高度感性化的写作特点。司汤达写作首先凭的是他的情感与感觉，而不是理解、判断等智性因素。他不习惯于对小说进行通盘的思考与全面的酝酿、架构之后再动笔，他要么索性不拟提纲，要么即使拟了提纲，也十分简单，他这样做显然是担心过分理智的思考会抵消他的感觉力和想象力。正是这种没有周密的计划，“完全听从一时的冲动”的写作策略决定了他有了感觉便动笔，而一旦“一时的冲动”消失，写作就会匆匆收笔，或戛然而止，甚至是令人遗憾的终止。所以，司汤达才会留下一些头重脚轻、虎头蛇尾的作品，甚至留下大量未完成的手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第二，《巴马修道院》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是否带有作者的影子？可以这样说，读司汤达的小说，差不多可以从每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作者的影子。事实上，司汤达经常将自我的情感、自我的经验和经历大量投射到作品中。非但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传》如此，其他叙事类作品也都包含了大量的亲身经验和感受。例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和《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都有一个专横、令人反感的父亲，这显然是司汤达少年时代与父亲紧张关系的再现；再如《巴马修道院》中法布里斯参加滑铁卢战役的情节，也可以从司汤达的履历中找到相对应的经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司汤达的研究者们早已做了大量翔实的考证。在司汤达的创作中，自我在作品中的投射，不仅仅是自我经历或经验的移植，更重要的乃是作者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的再现，是作者个人生存状态的再现。可见，司汤达在进入创作状态后，观照自我，体验自我，已经成为他非常重要的创作审美需要。

第三，司汤达何以将《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这位倾注了自己无限心血的主人公设计为意大利人而非法国人？这与司汤达对意大利的好感不无关系。年轻的亨利・贝尔就曾凭想象为母亲的家庭设计了意大利谱系，他热爱的母亲不可能属于格勒诺布尔，按他的回忆，母亲的家乡应该是风景秀丽、气候炎热的伦巴第。司汤达对意大利的向往，不仅是对贝尔家族的拒绝，更是对法国社会的拒绝。1814年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朝复辟，巴黎上流社会弥漫着矫揉造作、虚伪浮华的空气，对法国社会现状的不满越发拉大了司汤达与法国社会的距离，他在《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中宣布：“本书的作者在1814年后已不再是法国人。”他需要寻找一个适合自我存在方式的地方，一个能够使他获得“新面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意大利。他说：“我真后悔没有生在意大利。”司汤达逝世后，墓碑上按他生前多次表达的意愿铭刻上了“米兰人亨利・司汤达”，可见在他心中，真正的故乡是意大利米兰，而不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法国格勒诺布尔。所以他在小说中，要将那些寄寓了他无限情感与心血、带有自己影子的人物设计为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