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社会化视野下家庭暴力规制体系的构建

【摘要】

家庭暴力是一种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其属于私人生活范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存在困难，而社会力量却能发挥自身特点，在家庭暴力的解决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本文通过对家庭暴力的理论分析，探讨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正当性，对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家庭暴力的预防制止惩戒三位一体规制进行了设想和展望。

【关键词】

家庭暴力；社会力量；公权力；反家庭暴力法

一、家庭暴力理论分析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在新法未颁布前，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为《婚姻法解释（一）》中的规定，家庭暴力的形成要求造成一定伤害后果才可成立。而此次公布的《反家暴法》则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取消了有关伤害后果的规定，防患于未然，在实践中更加有利于公权力机关及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性质的认定，更容易采取具体执法措施，从而给予受害者更为全面的保护和更加及时的帮助。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具有以下特点：1、隐蔽性：发生于家庭内部，他人干预困难，证据难以保留；2、反复性：经公权力机关介入后极有可能二次伤害、继续伤害，难以根治。3、危害性：严重危害受害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这些特点导致了家庭暴力与一般违法犯罪行为相比，更加难以遏制，危害性更大，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家庭暴力的原因

一方面，从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分析，中国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和亲亲尊尊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应该顺从丈夫，夫妻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通常是男性或者家长，对于受害者存在一种“控制”的欲望，如果其妻反抗这种统治，则丧失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自尊，甚至形成一种“殴妻文化”。另一方面，从社会导向角度，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传统观念中家庭暴力属于“家丑”，大多数受害者更倾向于保持沉默，邻里也不愿参与解决。其次，作为私权领域，公权力机关在接到报案时也常常受到自身观念、法律制度的执法阻力。最后，社会普遍对于家庭暴力存在极大的宽容，仍有部分民众没有意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公众对于家庭暴力普遍重视程度不高。

二、公权力对家庭暴力干预的正当性

（一）公权力对私人事务的干预正当性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每个人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人们在对自身利益的权衡之下，丧失了自己的部分自由却获得了国家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权利。在个人的权利受到不法侵犯时，国家有义务、有责任干预和保障每一位公民的权益。

家庭本质上是私人领域，当事人不希望公权力干预，公权力也不宜过度干预。但是对于家庭暴力问题，婚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的利益受到侵害，私人领域相当于一种“准公共领域”。国家为了保护弱者的利益，确保基本公民权利不受他人非法侵害，应当合法、适度介入其中并发挥作用，承担应负的责任。公权力在私人领域中应当以权利的保障者和补充者的角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采取必要、适度的干预手段。国家干预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应当依法进行，不能过度干预。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并行。《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是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依据，彰显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公权力的干预只有与社会相结合，形成国家、社会、个人的合力，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家庭暴力。

（二）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正当性与局限性

公安机关是在遭受不法侵害时最为普及和便捷的救助机关，同时对施暴者有较强的震慑力。公安机关被赋予了特殊行政执法权：法律赋予了警察打击犯罪服务社会救济家庭暴力的职责，工作全天候性、救助范围多层次性、无偿性与效益性使得公众对于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值。

然而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完全推行存在重重阻碍。首先，家庭暴力存在反复性，警察的执法行为无法采取持续性的干预措施。其次，警务资源配给有限，家庭暴力相对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处理难度较大，大部分警务资源都分配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再次，警察干预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因此，如将家庭暴力全权交由公安机关处置无益于解决问题。

三、社会力量干预家庭暴力的正当性

（一）强制报告制度

第十四条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等社会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而对照现行婚姻法在对家庭暴力进行规制的规定，旧法完全注重“受害人提出请求”，社会力量的介入完全依仗受害人的请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公权力的干预，有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草案给予社会力量更大自，有利于在更大程度上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在家庭暴力问题的某些方面，社会力量干预具有公安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

（二）社会力量干预家庭暴力的优势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反复性、危害性的特点，公安机关由于自身存在局限性，无法进行持续性干预，社会作为一种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的第三领域和缓冲地带，相对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更加柔和，具有灵活性、可适应性，在家庭暴力问题的规制方面存在极大优势。

首先，有助于有针对性地解决纠纷。居委会、村委会深入家庭内部，往往对当事人之间家庭暴力的原因有着更为清晰的了解，相关工作人员也有较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更强的解决经验。其次，有助于持续预防家庭暴力。社会力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相当于对施暴者进行一种持续的民意监控，更能从根本上遏制家庭暴力行为。最后，社会力量更为柔和，有助于从维护家庭和谐关系。家庭暴力涉及家庭伦理问题，单方面的警察介入极有可能带来二次伤害。而社会力量的介入往往采取教育和感化的方式，有利于维护家庭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家庭暴力规制初步设想

（一）预防为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活动，法律规定了包括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甚至用人单位等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的职责。家庭暴力是一种特殊情境下的犯罪，由于其突出的情感和家庭因素，应当将宣传预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施暴者的惩罚。让更多人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使更多受害者勇于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让社会承担起反家暴的责任。

（二）法律责任具体化

法律责任的清晰界定是具体执行并最终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草案中虽然规定了惩罚措施，但是并未规定具体的处分规定，更注重的是宣誓和教育社会公众，缺乏可实施性。第三十五条规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处分”的内容并不明确，法律的执行存在困难。为使法律最终得以落实，避免成为流于形式的“软法”，应当对其进行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

（三）多机构合作

1.社会力量应当成为反家庭暴力的主导力量。法律规定了救助管理机构、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用人单位、社会调解组织的法律责任。社会力量应当承担起预防宣传、教育感化和救助帮扶的处理责任，做好跟踪监督工作。将反家庭暴力落实到最为基层的社会组织，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甚至每个公民个人。同时，在出现家庭暴力严重情况时，必须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2.公权力机关的职责。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就医、鉴定伤情。公安机关应当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及时制止并依法惩处严重不良行为，及时劝阻并教育调解轻微不良行为。并针对家庭暴力的特点，根据自身条件，成立专门组织机构，进行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工作。明确责任分工，权责分明，成为受害者的有力屏障。另外，法律借鉴国际经验所提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也可以成为家庭暴力的有力防御武器。

3.作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公民，在观念上应当认识到家庭暴力的危害，克服恐惧心理，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普通民众也应当承担起自身的责任。草案虽然只规定了部分工作人员的报案责任，但是实践中可以将报告的主体资格进行扩大，让每个公民在发现家庭暴力情况时向相关社会组织进行报告。

在家庭暴力领域，外力的介入虽然有其必要性，却也是无奈之举，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最重要的构建法律、观念和制度合力织就的保障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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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宗杰.家庭暴力警察干预制度研究》，[D]，201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第三条

[6]多重救济，对“家暴”说不，广州日报，2015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