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道德焦虑”一味归咎于媒体报道

从社会常态看，虽然媒体针对负面事件的报道多少会影响受众的情绪和判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更加警惕，但生活秩序、社会秩序并没有受到颠覆性影响。媒体关于负面事件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公众的“道德焦虑”，对此不能无限夸大。

如果说媒体对负面事件的报道引起了一些“道德焦虑”，这种“焦虑”也远没有严重到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而不过是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必要的代价”。更要强调的是，媒体报道负面事件是在履行职责本分。

中国和西方国家虽然国情不同，新闻报道的原则和理念也有所不同，中国媒体不能照搬西方媒体信奉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教条，但是也不能把“报喜不报忧”奉为不可动摇的圭臬。媒体要遵循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正确对待“报喜”与“报忧”的辩证关系，做到实事求是，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当媒体“报忧”逐渐成为正常的报道形式，受众也就能逐渐以平常心看待“报忧”新闻，久而久之，社会上因负面新闻产生的“道德焦虑”就能逐渐缓解。而不至于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一则“瘦肉精”的新闻，就产生“市场上的猪肉全都有瘦肉精”的恐慌。

与媒体履行责任相对应的，是媒体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应当依法受到保护。如果某家媒体或某些媒体未能履行媒体责任，在报道社会商业诚信缺失、社会公德失范问题时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甚至参与不正当商业竞争，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就是了，但不能以此为理由，限制或剥夺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媒体自律和对媒体的他律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在当下的中国，尤须依法强化对媒体权利的保障。前不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表示，要鼓励新闻媒体记者选择打击制假售假典型案例进行暗访，必要时可安排公安人员进行保护，以确保记者更深入地调查和跟踪报道，挖得更清楚，搞得更准确。动用警力对媒体打假进行保护，具体措施是否合适可以探讨，但这种注重保护媒体权利的观念和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摘自《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