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范文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成为我国在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这一分配原则，直接导致了社会分配的巨大差距。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平为代价，因此，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为公民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4、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权益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国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结果。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在矫正个人收入差距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呢?

论文关键词：个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分配制度个人所得税流转税矫正征税范围纳税人财产税税收政策取向

个人收入是居民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人总和。我国个人收人包括:工资和薪金收人;奖金和单位福利收入;兼职收人;资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税收只能对前四项收人进行调节,最后一项需通过其他法律、法规来加强管理。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转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三)新开征一些税种

开征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险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来源，是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为课征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收。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企业破产、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失业人口增加，除了开展必要的社会再就业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决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就必须建立起以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税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年轻给年老做准备，在职给失业做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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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欣根.邓小平理论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3]石坚.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田.税务研究2002(9).

[4]贺众.收入分配理论、现状及调节措施田.税务研究.2002(12).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4篇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摘要：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在建国以后的30年，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和平等观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并严重削弱了社会活力，但是，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前述思想和观念经过扬弃，逐渐转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以往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上农民低城市人一等的现象正在消失。如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当中。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5篇

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自由化、政治转型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一直是比较政治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区域。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后半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20世纪80、9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学术研究热潮。政治经济学者提出的这一命题，强调东亚各国／地区政府强烈的发展意愿，即通过“强政权”驾驭市场和控制社会来引导经济发展，从而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崛起作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④不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的政治转型不断挑战发展型国家理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研究者注意东亚“强政权”治理能力在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兴起后不断流失的现象。①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亚曾被当作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性地区，但对近年来东亚政治变迁整体趋势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比较少见。亨廷顿、李普塞特、戴蒙德等政治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威权政体合法统治权威下降，加上政治领导人的能动性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②按照亨廷顿提出的“两次轮替测试”，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通过定期选举实现了两次平稳的政党轮替，算是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③这意味着以往“威权—反威权”的对抗性的政治议题结构应该消解，新的议题类型应该形成。例如，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其内部政治经济的冲击、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分配政策等议题，正进入方兴未艾的选举政治竞争中。不过，尽管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但国际社会科学界对于新的政治议题尚缺少足够的实证研究。其次，过去的东亚政治变迁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相对忽视基于经济社会变迁的公共政策因素。④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认为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本省／外省、本土／外来、独立／统一等对立性的认同政治矛盾，塑造了台湾两大政党竞争的形态。⑤而在本土化思潮崛起的年代，甚至民主／威权这对矛盾也与上述社会分歧相联系，形成了所谓台湾本省籍人追求“自决”和“民主”，外省籍人乃是“统一”和“威权”之代表的二分论述。近年来，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民主／威权、统／独等二元对抗结构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具体的公共政策议题。韩国政治发展研究存在同样的问题：反威权、后殖民的明星政治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直是研究重点，而近10余年来韩国“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交替执政下的公共政策难题却很少进入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再者，过去10多年来比较流行的“民主巩固”理论从制度主义视角为政治变迁设定了一个相对静态的标准框架，较少考虑政治转型以后的新问题与新变化。①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民主政治十分活跃，影响到社会共识与公共政策的形成。因此，仅停留在民主程序的巩固上，很容易忽视治理绩效问题的重要性。最近，有关东亚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本国本地区民主内涵、政府绩效、选举信心等方面认识的系统性实证分析提示我们：首先，东亚地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信任度较高；其次，东亚正在形成以治理绩效为主的民主观；再者，选民越来越重视公共政策和本地民生，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威权vs．民主”口号。②这些状况为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的选举运动走向相对理性（但依然激烈）的公共政策竞争奠定了基础，而不至于出现欧美的政治极化或西亚北非的政治极端主义。③概言之，“发展型国家理论”难以捕捉当前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环境中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的新问题，“民主化”、“民主巩固”等命题主要从政治体制和选举程序讨论政治发展，对东亚当前政治变迁问题的解释也颇有局限。东亚多数中小规模的经济体，长期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在2009—2010年间连续几个季度处于经济衰退状况。因此，我们要考虑的不再是过去几十年间习以为常的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政治发展，而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下的政治变迁，而后者在选举运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古勒维奇运用“政治经济的政治社会学”分析路径，对19世纪末以来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如何影响欧美五国的社会联盟与政策选择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各种社会行为者的利益主张和政治联盟往往更加清晰和活跃，围绕着政策选择的政治斗争因而更为集中。①这启示了本文对经济衰退时期东亚地区选举政治的探究。本文从经济社会变迁和政党选举运动两个层面入手，重点分析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两场选举运动，探究近年来东亚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扩大与不平等问题如何影响选举政治模式的变化，以总结当前东亚地区比较独特的“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

二、东亚的经济社会状况与公共政策需求

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世纪50—90年代的持续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几年后消退，2001年以后东亚地区基本进入比较稳定的增长阶段。梳理2002—2012年东亚经济状况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态度，有助于理解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政策需求和选举政治演进动力。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冲击

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深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市场萎缩的冲击。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看，2008—2009年，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产业几乎崩盘，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形成了全地区性的经济衰退局面。如图1所示，2008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4季度，东亚8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处于V型深底。经过2010年上半年的短暂复苏，多数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在2010年第3季度以后再次迅速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2009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增长率骤降到－20．3％，出口产业处于极端困境。受惠于2010年对中国大陆、香港及越南出口的迅猛增长，201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总额快速复苏，但2012年又掉到－2．30％。②同时，东亚8个经济体的GDP增长率几乎与出口形势同步沉浮，2008年第3季度以后连续几个季度陷入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困境。这种恶劣的经济形势直到2010年第1季度才有所好转。然而，从2010年第3季度到整个2011年，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对脆弱的东亚出口和经济复苏形成了第二波沉重的冲击。东亚出口经济的大幅衰退直接引发各国／地区的就业问题。中国台湾地区2009年的失业率为5．85％，达到该地区近50年来最高值。①韩国2009年的失业率也达到10年来最高的3．6％。宏观经济状况的全面恶化则影响到各行业薪资的停滞。这两方面都涉及所得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各国、各地区国情、区情不同，调查方法和统计口径也常有出入，所得分配的内涵和范围不尽一致。在中国台湾地区，统计部门主要以包括政府移转收入在内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来测量所得分配与分化问题；在新加坡，官方使用的“工作所得”概念并未包括政府移转收入和缴税支出；在日本，所得分配统计数据自1999年起才纳入农民人口，自2002年起才纳入单人户口。因此，一般性的跨国所得分配比较或贫富差距比较意义不大。但是，就各国／地区内部变化趋势而言，随着全球化劳动分工、知识经济发展、家庭规模缩小等方面的变化，以家庭为单位测量所得分配，可以清楚看出各国／地区内部所得分配的长期趋势。在消费领域，除日本外，东亚地区其他7个经济体均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趋势。近年来，通讯与电子产品、住房与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休闲等消费类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成为东亚地区一般家庭支出上涨的主要构成。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得新兴产业资本家和高管阶层的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造成底层民众的生活压力有增无减，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

（二）东亚民众的政治信心与公共政策需求

在政治层面，近年来东亚多个国家或地区刚刚完成民主政治转型，民众比较信任新兴的选举政治运作，且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活动。2007—2008年“亚洲动态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多数东亚地区民众看来，新兴的民主政体大致符合允许竞争性、自由和公平选举等标准；除新加坡外，多数东亚公民认为政党或候选人在选举中能公平使用媒体；多数东亚公民认为该国或地区上一次的全国性／地区性选举大致是自由和公平的，参与选举投票的比例相当高（全体平均72．5％）。①东亚各国／地区民众对选举政治的高信任度和参与热情，使得主要政党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民生问题作出反应。2008年以来，东亚的选举政治笼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振兴产业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提升就业率成为热门的选举政见。其中，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平衡经济增长压力与公平分配需求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强调公平分配优先的政党一般被视为“偏左”政党，希望着力处理贫富差距和高失业率问题，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分配端的冲击。主张经济增长优先的政党则被视作“偏右”政党，希望通过促进产业振兴达到经济复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增长端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促进出口增长、保障民生、实现经济复苏等公共政策需求，在自由市场、出口导向、股市发达的东亚中小规模经济体中具有典型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波下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见图2）。这是一个内部政治与国际经济、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政党政治与公共政策多维互动的政治经济过程。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东亚产业经济大幅萎缩，使得各国和地区内部出现经济衰退、贫富差距扩大与通货膨胀压力；紧接着，各主要政党利用选举政治平台提出增长优先或分配优先的公共政策政见，试图应对金融危机对各个经济端口的冲击。当然，增长—分配—消费三者紧密相连，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采用“理想型”的政见，但会根据自身既有优势、选民基础和议题偏好，既采取偏重某一方面的政策取向，又迎合中间选民的政策需求。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外向型中等规模经济体，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都经历过强政权主导下的持续经济增长，也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得以重振经济，并在最近20年经历了政治转型，一向是比较政治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案例。因此，分析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如何影响2012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选举运动，有助于检验东亚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模式。

三、中国台湾地区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演变

（一）台湾的贫富差距状况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①的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衡量贫富差距的两个基础指标———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②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变动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40多年，由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民营中小企业的兴起，台湾贫富差距较小，社会分配比较公平。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10余年发生了变化。1990年，台湾的基尼系数和大岛指数分别为0．312和5．18。2004年至2011年，台湾的基尼系数逐步上升，到2010年达到0．345的阶段性高峰，此后两年都维持在0．34以上。同时，台湾的大岛指数在2008年以后迅速攀升，达到2009年的6．32高峰值，此后虽略有回落，但并未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这说明，过去10年台湾贫富差距出现高位徘徊，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台湾最富有阶层和最贫困阶层的所得分配差距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地拉大。（见图3）分析台湾地区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数据可知，①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家庭所得增长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越贫困者越明显，越到经济衰退时期越明显。将台湾地区全部家庭按所得高低五等分组后，对各组可支配所得的年增长率和同期台湾地区人均年均GDP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1）所得最低的两组（最低组和次低组，共占40％家户）平均所得均为负增长；（2）五组家庭呈现出平均所得越低，则所得减少越明显（最低组为—0．39），平均所得越高，所得增长越明显（最高组为0．85）；（3）10年来，所有组别的所得年增长率（总平均0．23％）低于人均GDP增长率（0．6％）。图4可以直观地看到按家庭所得划分的台湾各阶层的利益受损情况，下层（最低组和次低组）的所得增长一直落后于经济增长，上层（最高组）的所得增长在2008年以后超过经济增长。这显示了各阶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2010年台湾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导致民众的生活期望值呈现出戴维斯所说的“J曲线”，而2010—2011年台湾的短期经济复苏未能阻止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相对剥夺感”或“相对贫困”。因此，台湾执政当局引为政绩的经济复苏被舆论称为“无感复苏”。同时，分配端的薪资停滞和消费端的物价持续上涨，为在野党的选举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舆论氛围。总的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地区低所得水准家庭的所得增长率下滑最为明显，强化了社会中下阶层的相对贫困。因此，一方面，台湾地区各政党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分配公平优先的选择难题由此进入公共政策的辩论空间。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以往缺乏清晰、稳定的阶级认同，缺少阶级对抗的社会基础，但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和从业结构的变化显示，一个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①调查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40％—50％的台湾民众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这种阶层认同感在最近5年处在40％上下。②直到今天，台湾地区的自主劳工运动依然缺乏对抗性的阶级认同，通过“兄弟义气”进行基层劳工动员的流行方式，限制了台湾阶级运动的发展。③此外，由于受两岸经贸发展和出口布局的影响，台湾的产业经济从加工制造业到高科技研发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共同的发展利益，企业兴衰又与就业和家庭所得密切相连，因此，企业和就业没有形成严重的对立。于是，2012年1月上旬台湾地区选举前夕，台湾大中小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九二共识”，间接“挺马”，对选举结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台湾选举政治演变与公共政策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台湾地区政治转型中，“认同政治”以省籍—族群—统独争议的形式出现在多次重要选举中。这种现象在李登辉当政后期（1996—2000年）和当政时期（2000—2008年）表现得最为突出，掩盖了其他经济社会议题。蔡英文第一次担任主席期间（2008—2012年），恰逢台湾地区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内部贫富差距加剧之际，的选举主轴转向“中间偏左”的路线，发动民生政策议题以动员中下阶层选民。2009年5月，“新潮流系”台湾新社会智库发表社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中间偏左本来就是的立场。”①这充分说明，迫于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为赢得选票而不得不调整选举主轴。从2010年“五都选举”②到2012年“大选”，不得不直接面对促进经济复苏与缓解贫富分化的双重挑战，同样面临经济增长优先与分配公平优先的选择难题。1．基于民生问题的选举策略变化2010年底至2011年中，笔者多次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地访谈重要智囊人士和党内干部，他们多数认为应该扭转时代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亲近企业财团的重商倾向，紧扣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社会突出的民生问题，重新把握选举议题的主导权。③蔡英文的重要智囊陈明通教授认为：“现在的路线就是要回归社会中下阶层，老老实实做好左派政党，才有选票和前途。”④考察2010年底台湾“五都选举”，可以发现民生议题成为该党选举动员的主要内容。在“五都选举”中，执政当局虽然注意到贫富分化问题，但是政党高层与大企业的往来已经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经济政策上体现为照顾大企业的利益，相对忽视公平分配问题。⑤尽管内新生代也注意到中产阶层日益脆弱，弱势和边缘群体存在反抗心理，但很难立即在政策上有效照顾他们的利益。占全台湾人口60％的“五都”选民对两党竞选主轴的态度延续到了2012年“大选”。在2011—2012年的台湾选举运动中，一度重视宣传执政团队带领台湾经济走向复苏的政绩，而随着选战的推进，则愈来愈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各种社会民生问题。2011年11月之前，不断强调，执政团队在2010年创造出10．88％的经济成长率，为24年来新高，“让人民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⑥但是，的选战策略迫使竞选团队改变选举策略，将政绩宣传从经济复苏转向民生政策。2．公平分配问题与选举公共政策2011年8月，公布谋划已久的《十年政纲》。该政纲“总论”分析台湾发展的新形势：“经济发展偏差造成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已严重冲击社会的和谐发展，分配正义的挑战陆续浮现。”据此，《十年政纲》列出6项基本主张：就业导向的优质经济、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永续发展的安全环境、多元开创的教育文化、人民参与的民主深化以及多边稳定的和平战略。其中，前两项主张成为引领选举策略和未来施政重心的主轴。所谓“公平分配的互助社会”，是指面对台湾人口老龄化、少子女化、家庭解组、失业增加及工作贫穷扩大等社会新风险，当局必须建构“永续的社会安全网”，重视各项社会保险的公平性及永续性，同时应维护就业稳定、所得增长与劳工权益，力行税制合理化，以最大程度缩小台湾的贫富差距，营造高就业、高平等的和谐团结社会。在的压力下，整合选举政策主张，以应对公平分配问题。主要举措概括如下：其一，“政府挺银行、银行挺企业、企业挺劳工”的金融政策，由行政当局提出对银行存款的全额担保，并要求银行尽量不要对企业抽银根。其二，推动实施“二代全民健保”，采用双轨制征收保费，使有股利、利息等高额收入的民众多缴保费，而依靠工薪过日者的保费则略有缩减。其三，通过“奢侈税”立法及实施，遏止北部都市区的投机炒房行为。其四，推出“居住正义”的整体配套措施，运用公有地，减轻年轻人缴付巨额房贷利息压力。其五，《社会救助法》新制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直接让全台湾86万低收入人口和弱势族群受惠。2011年11月，团队在社会福利和农民生产生活问题上提出新议题，包括调涨“老农津贴”、“中低收入家庭儿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等。3．两岸关系议题纳入台湾公共政策议题两岸关系始终是影响台湾政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2012年台湾地区选举中，两岸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吸纳进公共政策辩论之中。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台湾地区所谓的政治主体性和经济安全，采取两岸关系议题的“政经分离”策略。这从其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首先是躲闪“九二共识”政治议题，积极主打所谓台湾民生议题；在无法回避ECFA的形势下，把两岸经贸议题与“九二共识”切割，纳入台湾民生议题之中。对此，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强调ECFA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主张ECFA能够促进就业和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有助于缓解贫富分化问题。①这样，在2012年选举中，两岸议题不再是单纯的认同问题，而是与台湾经济民生紧密相关的问题，再次突显了台湾选举政治中动员模式的变化。由此可见，在台湾选举政治中，统独认同议题逐渐降温，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经济民生公共政策辩论不断升温，尤其以2012年初的“总统”选举最为明显。蔡英文陷入两岸政策的泥淖难以自拔，无法在经济增长端妥善处理两岸经济合作与台湾产业振兴，导致在分配端和消费端上缓解贫富分化的政见失去可靠的经济基础，最终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总的来说，台湾选举政治反映出东亚“经济衰退—贫富分化—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化”的政治经济关联反应模式，并且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特殊性和台湾政党政治的族群认同背景，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四、韩国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演变

（一）韩国的贫富差距状况

作为出口导向的开放经济体，韩国经济社会同样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资料显示，2005年韩国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是3902万韩元，2011年增加到5098万韩元，6年内增幅达31％，同期的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则从3050万韩元下降到3015万韩元。①这不仅反映了韩国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且说明韩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加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的基尼系数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相差并不大，但直接反映各阶层收入差异的大岛指数却连年达到7．0以上，并从2008年的7．39剧增到2011年的7．86，达到10年来的新高，反映出贫富阶层的差距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加速扩大。（参见图5）如图6所示，全部韩国家庭按可支配所得的高低进行五等分组，比较各组家庭所得年增长率（柱状图）与韩国人均GDP（折线图），可以看出：2008—2009年，最低收入的家庭和次低家庭所得增长率为负值，且2008—2011年间这两组的所得增长率都明显低于中间所得组、次等所得组和最高所得组。这说明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低所得家庭总是最先遭殃，且受损最为严重。

（二）韩国选举政治演变与公共政策竞争

在韩国政治转型中，政党政治呈现出的明星化、地域化、财阀干预和普涵式等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民生问题凸显背景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自1988年以后10年的韩国民主化时期，韩国政党政治形成了以下主要特征：（1）明星政治，即由少数几个政治明星组织、控制不稳定的政党，进行选举动员；（2）地域政治，即大国家党、自由党等“保守阵营”主要以岭南地区（庆尚南、北道）和忠清地区为大本营，主要以湖南地区（全罗南、北道）为选举票源地；（3）财阀政治，即韩国财阀通过政治献金、利益干预、决策影响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党运作；①（4）普涵式政党（catch－all　party），指韩国的政党缺少意识形态背景和鲜明阶级属性，每个政党必须满足其追随者以及所属地缘社会的需求。②这4个特征相互作用，直接决定了20多年来韩国的政治生态：名义上是多党制，实际上已经形成两大政治阵营———以大国家党为首的“保守阵营”和以为首并包括市民统合党、民主劳动党、开放等左翼政党的“进步阵营”。2011—2012年，民主统合党在大选期间采取中间偏左路线的选举策略，其中不乏民主劳动党打开的政治空间。2．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次地方选举的公共政策效应李明博执政期间实施了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强化了对民众意见表达渠道的管制，引发进步阵营的强烈批评。①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出口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引发中小企业倒闭和失业高潮。于是，进步阵营的政党在2010年6月“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期间将公平分配问题操作成核心议题。表1比较了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两次地方选举，可以看出：2010年以为首的进步阵营在地方各个层级选举中的获胜席次都大幅超过2006年，大国家党则全面退守。这和2010年11月台湾地区“五都”市长选举十分相似。原本作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先锋的在野党，利用2008年以后恶化的经济民生问题大打“社会公平”牌，推出以民生议题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辩论，从而巩固其在地方县市的执政地位，扩大其社会基础。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6篇

1.1变量选取与数据对于贫富差距，本文选取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并将其作为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众多，包括我国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差异、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因素，其中很多并不能衡量并量化，所以本文的研究也仅限于选取少数重要且明显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本模型中选取的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除了加工贸易这一本文研究因素外，还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基尼系数是介于0到1的小数值，而加工贸易额和国民生产总值又是一个上万上亿的大数，直接用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变动太小对于经济意义的解释不明显。因此，本文用加工贸易总额的对数衡量加工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代表。实证数据范围是2000～2009年十年间。由于GINI的官方数据缺失，笔者选取了胡志军2012年《基于分组数据的基尼系数估计与社会福利：1985～2009年》中计算的基尼系数，加工贸易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GDP、CPI和失业率数据来源于各年《国家统计年鉴》。

1.2模型设定及参数估计显然，回归系数为相应解释变量对贫富差距影响的边际值。本模型选用Eviews7.0作为操作分析工具。由于大多数经济变量都存在明显的趋势特征，因此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扩展的Dich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发现5个变量均不是平稳的，而它们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且非平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次，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接着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由表1得到可决系数=0.974782，修正的可决系数=0.95460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很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48.31>临界值=5.96，表明拒绝的原假设，即解释变量整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P值小于0.05，说明拒绝、的原假设；反之，对应的P值大于0.05，说明不能拒绝、的原假设。t检验结果说明失业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对基尼系数有显著的影响，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基尼系数上升0.279099，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推动了贫富差距加大，这和“倒U型理论”存在一致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化差距必然存在且加大。失业率每增加1%，基尼系数上升0.038364，失业率的主体来源于青年，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由于失业会变得更遭，越来越穷，而富人在用现有的资金赚取更多的财富。于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进一步显露。本文的实证表明了失业率和经济的增长都将加大贫富差距。而加工贸易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我们稍微放大显著性水平时，例如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消费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就会变得显著，且居民消费水平每增加一单位，基尼系数就下降0.004102。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PT对应p值0.1049仍旧大于10%，加工贸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但我们可以注意到LnPT对应的参数为-0.094724，说明LnPT对GINI的影响是负的，即加工贸易并不会加大贫富差距。

2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2009年加工贸易对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不会加剧我国贫富差距，但对其进行的计量检验发现它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加工贸易作用于贫富差距的方向和大小并不明晰，还不能依此做出判定。针对我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加工贸易的关系仍旧有待实证检验。有学者认为是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贫富差距，但是我国正在大力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针对这两个方面本文有以下建议。(1)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是我国的重点任务之一，而提高贸易结构意味着我们需要大量搞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用得最多的方式就是加工贸易。因此，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条件，不能因为加工贸易可能存在的拉大行业或地区的收入差距等负面影响而否定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仍应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2)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学者们关于此的研究有很多，众多研究表明我国贫富差距并不是主要由贸易造成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无疑是贫富差距的根基，我们可以针对我国现有税收、优惠等制度，缓解改革带来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完善市场机制，减小贫富差距。(3)根据倒U型理论，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异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所以不必夸大但也不能忽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坚持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转型的发展步伐中也要密切关注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并针对性地缓解或解决问题。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本文从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出发，进而对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30 年来, 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

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1.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发展经济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先富起来的人也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国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2.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在我国，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3.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4.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竞争。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5.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通过权力寻租，投机和非法、违法经营，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基尼系数上升31%左右。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1.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只能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应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4.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很不公平。我们要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反垄断法》来有效地约束垄断经营行为,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严格监督,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

5.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铲除腐败,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依法严惩侵吞国家财产及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一切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2]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J]. 党政干部文摘,2007(6)

[3]林彬:由基尼系数引发对中国现今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7(17)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 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 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 。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 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 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 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 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 京华时报， 2008-08-29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贫富差距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 收入差距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实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如何能在实行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为了合理研究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存在的研究贫富差距的应用比较多的计量经济方法主要有三种：直接计算法、等分法、收入墒等。国内教材对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通常比较复杂、难懂，目前提供基尼系数简便算法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由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张建华教授在其名为《一种简便易用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中阐述并推倒的基尼系数的简便运算，着眼点在于用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对应不同的收入人群进行的计算。另外一篇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胡祖光在《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介绍的简便算法 。两种方法的基本原理相近，只是胡祖光的方法更简便，能够在数据不完全的情况下对基尼系数进行简便运算，在短时间内得出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正适合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洛伦兹提出了洛伦茨曲线，洛伦茨曲线能粗略的表示贫富差距，意大利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基尼系数将其量化，能定量的计算贫富差距情况。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多是从基尼的定义中推倒出的计算洛伦兹曲线的方法，目前存在的研究方法的相当多。包括等分法、收入“熵”法、积分法等方法。比较基础的方法是，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衡量法，是根据基尼系数的取值在0至1之间取值，来判断贫富差距情况。如果基尼系数为0，说明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基尼系数等于1，则说明收入分配绝对的不平等，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则说明分配越不公平，即显示贫富差距越大。简便算法中通过五分法的简化算法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及分配进行分析计算，得出测度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此种计算方法相对更简便，能够在短时间内计算出基尼系数，有利于宏观比较，同时用其计算方法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差也比较小。由于篇幅及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不赘述推导方法，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原文。本文将对2002年～2007年的基尼系数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我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确实在上升，贫富差距有逐渐加大。

三、我国城镇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分析

简便算法推导的基本原理是将洛伦兹与坐标轴组成的图形分成N份，然后根据基尼系数的解法，将基尼系数与曲边三角形建立关系，然后求解曲边三角形面积。在求解面积的过程中，采用N个曲边三角形加和的方法，其经济意义就是将社会上收入不同的人群都包括进此公式中进行计算。按照等差级数的求法，推导出最佳计算方法，再按照五分法的计算思路，求出最终的计算基尼系数的近似数学公式：

g=P5-P1

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全国收入的百分比与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占全国人口百分比的差值即为基尼系数。由于我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是城乡分别计算的，并且公布的数据方式有所差别，所以在利用此公式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时，其基本前提是以最穷的20%的人口在农村，最富的20%的人群在城市，当然此种前提假设有其存在的条件，此处不详加评论。然后按照基尼系数的简易公式：

g=P5-P1

其意义是:基尼系数近似地等于五分法中收入最高的那组人的收入百分比与收入最低的那组人的收入百分比之差。用近似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g=P5-P1计算所得的数值g比用精确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数值G大(B-2m)P5。此项中B与2m相比大不了多少,再被分母5除一下就更小,故此项可以忽略不计。上文介绍的即为胡祖光在《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中介绍的计算基尼系数的最佳简便计算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www.stats.省略/tjsj/ndsj/）的数据并应用简便算法分别算出2002年至2006年的基尼系数如图表所列。

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中国近五年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即贫富差距持续上升。但是我们可以从目前国内的政策中看出，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城乡差距较明显，但国家政策正在使差距扩大速度放缓。笔者个人认为城乡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是引起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是以缩小这种差距为主要方向，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差距将逐渐缩小。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基尼系数不断增大的同时, 经济仍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贫困人口不断降低, 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 人民生活状况普遍改善。

参考文献：

[1]胡祖光:基尼系数理论最佳值及其简易计算公式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邢立宁 陈英武:贫富差距分析和实证研究.Well-off Society Strategies and Systems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System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