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范文

贫富差距论文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05(C)-0175-01

和谐社会视域下，体现的是均衡的利益，倡导的结构合理、包容共生、运筹得当、规范有序的社会。和谐社会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坚持的口号，其中也一直在强调贫富差距“先富带后富，共进致富路”的内涵。和谐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是必须还是偶然，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发展途中的弯路，本文即将展开讨论。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其视域下利益谐的要求概述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概述。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最直接的表述为社会系统内各种因素、各种部分组成处在一个协调融洽的状态。新时期的和谐社会已经有别于传统社会中原生态、自发性的和谐秩序，被赋予了其时代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公平正义、民主政治、安定有序、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二）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利益和谐要求概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来讲具有利益的和谐性，和谐社会同利益和谐在本质的程度上是统一的。利益和谐属于根本意义上和谐的范畴，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利益的寻求是根本动因，而经济利益又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反应的是物质财富的占有及支配情况，进而决定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益的和谐，从根本上对利益主体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统筹，让不同阶层的群众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及时化解利益矛盾，从而使得贫富差距得以实现有效控制。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分析

（一）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2005年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05年4月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开展“收入差距问题公众评价”追踪电话抽样调查时发现，55%的人认为近两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随着“两会”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再次被提起。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居民收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收入的提高远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并且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大了。中国贫富差距现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近些年来，农民人均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是却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之间拉大；第二，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受到资源分布、发展速度及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的不一致的影响，导致了个地方之间的较大贫富差距；第三，行业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垄断行业同一般行业之间效益的不同进而导致其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第四，阶层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富裕阶层，造成了富人、穷人两个阶层间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逐渐突出。（二）中国贫富差距形成原因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背离了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致富资源缺乏合理性。资源在初次的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不公平的竞争，导致了当前我国收入分化的明显特征；第二，致富途径缺乏正当性。当前，我国致富途径多样，有正当的和不正当的，不正当的致富途径，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性，进而造成收益的不均衡；第三，援贫缺乏执行力。在援贫的过程中缺乏管理和执行力，导致贫困群体难以得到有效的援助，进而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三）中国贫富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分析。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国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显得有些不合事宜，给人民群众带来消极心态影响的同时，让人们开始怀疑和谐社会的真正内涵。但是，重新审视之下，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利于人们财富创造积极性的激发；利于高端人才的引入；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利于产品的不断创新；利于国家财富不断的增长；利于社会就业的进一步扩大。（四）以和谐社会内涵为基准，改革现有体制，改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现有体制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根源，如果在体制上不加以解决，新的问题仍会不断滋生。现有的体制缺乏对和谐社会内涵的正确认识，对其公平的本质要求没有足够的重视，进而导致经济、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现象不断发生，贫富群体已然形成。认证履行和谐社会的初衷，在现有体制中贯彻和谐社会的理论，从而缓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

总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审视，可以看出，贫富差距是利弊共存的，但是其不断加剧的形势与和谐社会理念相背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的实现。逐步完善现有体制，把解决现有贫富差距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从而缓解当前的贫富差距矛盾。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继元.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2).

[2]吴春元.和谐社会视域下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探析[J].前言.2007(3).

贫富差距论文篇2

关键词 社会分层理论 贫富差距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它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对社会分层经典理论，探讨贫富分化在分层方面的特点。

1 对社会分层的两种重要理论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分层标准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三个标准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划分。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的理论分析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而韦伯的理论并非一般的讨论宏观的社会分层结构，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利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利分配的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威望。韦伯所讲的权利分配实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财产占有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仍是市场状况。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经济资源在不同人民中的不平等分布，权利分配还是取决于等级。可见这两种观点的是截然不同的，而由此发展下去的社会分层理论，阶级理论更多的是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分层，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倾向于用个人特征上的不同来解释社会分层。理解这两种观点有利于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

2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无容质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在测量贫富差距问题上有几个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前为0.160，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而现今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0以上，超出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五等分法来看，中国20%的最富有家庭占全部个人收入的50%以上，20%最贫穷家庭占5%以下，而美国20%最富有家庭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从恩格尔系数来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15%，是极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则在53%以上，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中国的贫困阶层的比例较大。按这三种社会分层的指标来划分，中国的总体社会分层结果都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太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化的国家，城乡差异较大，所以如果分别看城市、农村则结果会略有不同。中国农村虽然有一个高收入阶层，但仍是一种低层次较大的结构，近70%的农民家庭处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样一种收入分层结构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太容易形成两极分化。而我们目前所研究的两极分化现象则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层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一部分人开始成为高收入层，约63%的家庭处于下层和中下层水平，中产阶级规模虽略有扩大但比例依然很小，这种高低明显的分层结构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3 从社会分层角度认识贫富分化

3.1 阶级理论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贫富差距问题客观存在。从现实上看，现阶段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中产权关系逐渐明晰的公有制环境下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前那种由于权力差异形成的单一化分层结构被注重多种社会资源差异的多元化分层结构所取代。再者，市场经济强调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竞争中出现了收入上的分化和贫富上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力量取代了行政力量成为左右各阶层利益的主导因素后，各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决定我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普遍贫穷，要么使一部分人先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实现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只能一部分人先富。随着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调解贫富差距，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富裕起来，贫富差距就会回落。马克思分层理论在阶级分层的同时也强调阶层的划分，承认各阶层存在着差异，即承认各阶层由于分工不同存在贫富差距现象。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3.2 三个标准理论支持收入因素在贫富分化中的重要作用

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中主要有三个标准：经济、权利和声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分层标准依然适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分层中经济因素愈发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下使得个人财产占有较为平均，基于代际转移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很小。90年代以后，财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逐渐凸显。从1988年至1995年，在城市，由财产性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3%上升到7.5%。在农村，由农户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等非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上升到6.9%。个人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同职业者的收入方面的差距已经开始在社会分层方面显示出多重的后果，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机会用金钱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如条件优越的学校去接受教育，有更多机会用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张扬其生活的富足程度和生活价值观等等，这些都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种贫富分化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它将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社会分层，两者处于循环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次，职业、声望在分层中起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干部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异缩小；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成员在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其社会活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声望资源分配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成员在各个社会领域活动中具有的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

4 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虽然贫富差距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素，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则不然。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存在着不合理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配套的法制并不健全，仍有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现象，导致虽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这种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会进一步强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并导致两极分化，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所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越来越引起人民的重视。当然，改革提出的先富观点并没有错，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和如何富起来。中国现在进入富裕阶层的有许多是社会边缘群体，文化素质不高，这不能说是合理分层的结果。因此要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逐步转变脑体“倒挂”现象，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扶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鼓励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顺利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措施来杜绝通过非法手段或钻法律的空子而实现的致富；通过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保证贫困群体的生存，稳定社会秩序。尽量缓解贫富分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景跃军，张景荣.社会分层研究与中国社会分层现状[J].人口学刊，1999(5)

2 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J].江苏社会科学，2001(3)

3 刘祖云.社会分层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J].江汉论坛，2002(9)

4 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1)

贫富差距论文篇3

这不是一个数学错误，而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一个事实：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超级富翁的总资产在2013年达到了1.7万亿美元，与全球收入最低的35亿人的资产总数差不多――人类正在见证其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以少胜多”战役。

这样的“战役”不值得浓墨重彩地描述，正相反，它所代表的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除了85=35亿的“奇葩公式”外，按照收入排名划分的全球最富有的7000多万人的总资产为110万亿美元，是占世界人口总数70%的较低收入者资产总数的15倍；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朗克・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从1988至2012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上涨了60%，而最贫穷的5%人数收入没有任何变化。

“在21世纪，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的总收入比不上极少数社会精英的财富，这是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 Oxfam执行董事温妮・拜恩义玛（Winnie Bayanyima）表示。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普通民众、政客、经济学家、慈善家、宗教人员等多方人士的关注。教皇方济各在2013年11月份就表示贫富差是“排他主义和不平等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暴君”。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前，方济各在给论坛组办方的一封信中写道：“财富应当是服务人类，而不是统治他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问题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2500名企业家、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参与讨论了这一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在各自的发言中都提到了“贫富差距”；IMF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更是直言“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敌”。

头号经济风险

说“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是世界公敌毫不夸张，根据Oxfam的统计，全球有70%的人所在国家在过去30年里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Oxfam重点统计的26个国家里，有24个国家中占总人口1%的顶级富豪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有所上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数据则表明22个发达国家中有17个在过去20年里遭遇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

“2008-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数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8%上升到19%，新加坡的比例为13%，日本也有10%……”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说。

“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很显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从中获得相应的改善。”米拉诺维奇说。拉加德则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应当注意了，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不是一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希望看到的现象。”

拉加德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Oxfam的报告认为贫富差会导致社会动乱的出现。“这种经济资源的大规模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对于现在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威胁。人们正在被经济和政治力量越隔越远，这不可避免地加重社会矛盾、增加社会崩溃的风险。”报告说。

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巴西和泰国的社会动乱以及美国快餐店员工罢工等事件可以说是最好的佐证。根据盖洛普公司（Gallup）的一次调查，在美国有2/3的人对国家的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尽管现在的文明和体制也许能够避免仇富情绪升级为暴力事件，但过高的贫富差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止社会不稳定。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于贫富差的一大关注点在于它对经济的直接影响。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原本是消费主力的中产阶级数量减少，而富人们则更愿意将自己的资产存起来或者进行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的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减慢，造成更多的人失业或收入减少，进一步加剧资产两极分化。

其次，至少在发达国家，贫富差的加剧会导致贷款数量大幅增加。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借贷来维持自己的开销（尽管他们的消费水平已经停滞不前），债务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而根据经济学家的观察，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前也曾出现过贫富差的大幅增加。

因此，对于正在走出危机的世界经济来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是一个好消息。今年达沃斯论坛对700名专家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扩大是未来10年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与会的澳大利亚贸易公会经济学家比尔・罗森博格（Bill Rosenberg）所说，“现在全世界应当思考如何才能将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平均地分给更多的人”。

谁是罪魁祸首

既然贫富差距已经被视为头号威胁，那么尽快解决它成为当务之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要战胜贫富差，就必须了解它的由来。目前公认造成贫富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繁荣。首先全球化将一些国家的制造业等原本收入就不是很高的岗位转移到了薪资水平更低的新兴市场，让很多人面临薪水不涨甚至失业的窘境，而金融市场的繁荣让很多该领域的人士跻身成为顶级富豪。

“现在全球的顶级富豪大多是银行家、律师、对冲基金管理人、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艺体明星和上市公司高管。”美国媒体报道说，“以美国为例，2012年房地产和金融界人士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中的比例比1979年提高了一倍。”全球工会联合组织Uni Global Union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恶化。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的工作、薪资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很多国家减少了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降低了对私营行业工人的保护、削减社会福利。”詹宁斯说，“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选择向市场投入大笔资金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创造了很多低收入而且不稳定的工作，却让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疯涨。”再次以美国为例，2013年该国的股票市场达到了历年最高值，但是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有股票，因此，美国成为经合组织报告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尴尬解释了全球化以及金融危机对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扩大在各个国家的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以国际上最直观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由意大利经济学家Corrado Gini所创）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12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大陆为0.474，香港为0.533，欧盟国家的基尼系数最低值为瑞典的0.25，最高值为英国的0.34。

由此可见，欧盟尽管也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它的贫富差并没有美国的那么大。这首先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更好的准备（也有人说欧盟只是小范围团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比美国低）。经合组织在2011-2012年所做的一项有关各个国家成年人技能评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如今“全球化、以科技为基础”的环境中，瑞典、德国、丹麦在“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在19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而美国只排在第17位――瑞典等国实行的高等教育免费等措施保证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让本国人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的高税率，瑞典、丹麦等国的税率一直以高而著称，让这些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国民收入，并且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实际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都对收入最高的人征收超过80%的税，但是随着自由经济主义的盛行以及吸引人才的考虑，各个国家的税率开始降低，而全球资本的自由流通让大富豪们可以满世界地寻找避税天堂――缺乏必要的政府调剂手段，高收入者的资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庇护和增长。

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罗戈夫（Ken Rogoff）认为政府有必要恢复这些手段，来保证全球财富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到人们手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很显然，各国政府在这场征讨贫富差距的战役中被推到了前线。彭博社在1月中旬所做的一次调查显示有68%的投资家、贸易商和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在减少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它们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法国政府祭出75%的超高税率、墨西哥开始改革石油领域、德国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一直都在为提高美国的最低工资而努力。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措施还远远不够。至少对美国来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仅仅是杯水车薪。肯・罗戈夫（Ken Rogoff）建议美国政府要采取“更加富有侵略性的税收措施来保证国家的社会流动率”。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

“提高最低工资率并不能创造工作，也不能遏制高收入者资产积累。”哈伯德说，“奥巴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税收改革。这是建立一个‘包容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步骤，而这样的经济体系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关键。”

尽管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贫富差距扩大并且希望政府采取行动，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消除贫富差距也同样如此。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在于人们的观念。参加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认为“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贫困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值”；加拿大百万富翁凯文・欧利瑞（Kevin O’Leary）认为“85=35亿”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能够激励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向成为这85人中的一员而努力。

同样，政府对于贫富差距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有90%的人认为政府应当出手缩减贫富差距，而只有45%的共和党人同意这一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想要提高富人税却迟迟不能得到国会通过的原因。

“在我看来，（贫富差距扩大）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最重要或是第二重要的事情。”共和党议员、美国企业研究会学者迈克尔・斯特兰（Michael Strain）说，他的观点能够代表大多数反对政府采取措施对抗贫富差的共和党人；也能够代表德国、英国等由保守党派执政的国家――在他们看来，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个人努力有关，政府无权干涉“多劳多得”的自然法则。

即使是那些赞成政府出手的人也不希望“罗马在一天之内就能建成”。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有46%的人希望政府能够以渐进的措施来缩小贫富差，只有22%的人希望来一场“彻底的改革风暴”；在美国，只有13%的人希望政府采取激进的措施。

在哈伯德看来，奥巴马一直都在争取的（以及很多国家民众想要的）提高富人税收的措施就属于“激进型”的，它无法帮助低收入者积累财富；而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的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虽然能够帮助低收入者积累财富并且创造新的工作，但是无法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资产的分配。“因此，美国的税改需要全方位的考虑，我们需要一个既不会损害个人奋斗至上主义，又不破坏美国梦的方案。”哈伯德说。

这种难度系数很大的要求也反映了减少贫富差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有人认为让各国政府承担这一责任是不公平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富豪和微软、宝洁等大企业也应当参与其中。

贫富差距论文篇4

关键词:邓小平;富民理论;贫富差距;控制

1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2.47:1,2007年扩大为3.32∶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3.15∶1,2007年扩大为4.44:1;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2.17∶1,2007年,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之比已扩大为4.88∶1,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 四是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趋势,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而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不仅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了中国过去的历史高点。

1.2 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

1.2.1 地区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的差异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部沿海地区濒临太平洋,水路交通方便,有利于招商引资,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而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则不利于利用外资。此外,地区自然资源条件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直接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极大不平衡。这是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

1.2.2 经济体制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以及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这必然使不同社会成员产生收入差距。此外,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使得经济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1.2.3 城乡二元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如: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反而在之后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加重了城乡二元结构,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而没有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除此,金融政策也偏斜于城市,使农民贷款困难,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增收空间。

1.2.4 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因素

其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使的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1.2.5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面还比较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2.6 公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因素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东西部之间与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了它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 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富民理论

2.1 富民的意义

2.1.1 富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创造性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强调过:“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是其富民理论的首要根据。

2.1.2 富民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邓小平说:“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们富裕起来。

2.2 富民的目标

邓小平认为,富民就是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2.2.1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裕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从中可以看出,共同富裕即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2.2 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正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经的阶段。

2.3 富民的途径

2.3.1 发展生产力是根本

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从中也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达到富民强国,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2.3.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

2.3.3 由先富到共富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邓小平认为全国人民不可能同步达到共同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所鼓励的“部分先富”是以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知识致富为前提的,这是富民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鼓励“部分先富”的同时,也主张“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提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

以上就是邓小平富民理论的丰富内涵,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科学涵义,才能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并以其为思想指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贫富差距。

3 以邓小平富民理论为指导,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贫富差距

3.1 发展经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

依据邓小平的富民思想,要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减轻贫困和公平分配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坚定不移地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2 政府要实行正确的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消除城乡壁垒。其次,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再者,优化财政税收政策,公共财政支出更多的向农村倾斜。为了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要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征管,确保该项收入能最终补偿给失地农民。最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建立一个完善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3.3 完善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要防止两极分化,只能在存在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要加强分配的立法和执法,依法切实保护合法收入;二要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三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并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

3.4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我国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互助、社会保险事业。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和城市的扶贫力度。

3.5 发展教育、普及教育,使教育机会均等

继续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特别要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也要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总之,我们必须全面深刻认识邓小平富民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它为思想指导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07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贫富差距论文篇5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说，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大量的收入在富裕阶层沉淀，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较大，影响低收入人士的积极性，降低了大多数人的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较为均等的国家演变为收入差距相当突出的国家；而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现实，应该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以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56，比一般认为的“非常不平等”的系数0.4还高。

2.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字显示，中国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引起了此间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呼吁，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不仅对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刺激内需有关键性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9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500元，增幅仅为2.5％，而且主要是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所至。受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播种面积锐减的影响，2014年夏粮和早稻减产145万公斤，预计秋粮也将减产。虽然棉花、油料、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将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但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有限。

3.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透析：

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城镇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72∶1扩大到1994年的2.6∶1。

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之间的贫富分化。若按国家统计局分类法，将经济单位分为国有、集体、其他三类，并以集体单位收入为1，则国有、集体、其他经济单位收入之比，1985年为1.25∶1∶1.49，1991年为1.33∶1∶1.86，1996年为1.46∶1∶1.92。

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富分化。同一经济类型中不同行业有较大的差别：1995年国有单位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比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人均收入高4027元，比倒数第二位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高3166元；其他经济单位内最高的金融保险业比最低的机关高10099元，比倒数第二位的采掘业高7775元；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更大；国有航空业比其他单位的机关高10146元，比其他单位的采掘业商7512元。

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贫富分化。1996年国有单位经营人员收入15519元、集体16248元、其他51129元，而其相应的职工收入为6280、4302、8261元，两者相差分别为2.5倍、3.8倍、6.2倍。

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贫富分化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不同从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相比，收入差距为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收入差距2～5倍。其次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贫富分化：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8.5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1.71∶1.26∶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6，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为1396.3元、中部地区为816.3元、西部地区为682.3元，东、中、西部之比为2.05∶1.20∶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1578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其中江苏省锡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4290元，而贵州省毕节地区486元，云南省思茅地区为426元，其间差距超过10倍。

雇主与雇工之间的贫富分化。雇开规模在10～30人，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据调查，私有企业主拥有生产资料的增值速度惊人，全国11个省26个村有企业的增值速度为年55.6％。全国颇具有声望的49家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私有企业，在投资经营的5年多里，资产总额增长19.4倍，平均每年增值76.4％。这一极高的增值速度是1949年前民族资本所难以比拟的。上述贫富分化现象，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业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不合理性方面而言，主要是贫富分化中存在着致富手段、致富领域、致富程度的不合理性，由此导致社会分配秩序的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却没有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正比。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所拉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个人差距拉大。据测算，中国目前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令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

二是城乡差距拉大。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趋势，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使改革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

三是行业差距拉大。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若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四是地区差距拉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5.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

6.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

7.据统计，到2014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378亿元。仅2014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全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全，累计金额196900万元，涉及全国677个城市和1638个县。

三、申论要求

得分评卷人1.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

得分评卷人2.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的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0分）

得分评卷人3.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既可全面论证，也可就某一方面重点论证。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50分）(方格略)

四、参考答案

1.答案提示

该材料反映了目前我国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稳定增长，但是同时，国内高低收入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贫富分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调整、控制贫富差距，保持社会安定，已势在必行。

2.答案提示

（1）积极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2）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如加大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3）调整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4）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5）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6）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3.参考例文

有感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据2月2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估计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看了这项调查结果，笔者有许多感慨，“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是其中之一。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可以说，农民们的双手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大载体。从近代来看，新中国的建立和每一个进步，农民们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党搞革命依靠的最大同盟军是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打天下的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其后勤保障主要是由农民提供的。农民是中国具有勇敢和牺牲精神的最大群体。

解放后，中国工业微乎其微，在一无外资、二无积累的情况下，由农民们提供的税收和农产品为优先在城市发展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农民是中国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大群体。

改革开放后，安徽农民首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改革实现第一个重大突破，为后来的城市改革和全局性改革提供了信心和样板。农民是具有很高智慧和创造精神的群体。

当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需要大批廉价工人的时候，农村中最优秀的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他们从事着最差的工种，拿着最低的工资，在最艰苦的条件中吃住，还要忍受种种歧视，但他们义无反顾。没有他们，中国的城市就不会一圈圈地扩大，中国的产品就不会在国际上拥有“价廉物美”的声誉。农民是中国最能吃苦耐劳的群件。

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局限，他们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其收入和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世界之最。他们虽然对此有意见，有呼声，但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农民仍然坚信政府总有一天会改变这种现状，因此仍然采取着任劳任怨、默默忍受的态度。只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想一想这些，就不能不认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心地最好的农民，他们拥有的这么多高尚品质，是中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正在享受着由城市带来的种种好处的人，都应该对他们肃然起敬。

贫富差距论文篇6

对贫穷的态度

对富裕和贫穷的看法，美国人先后有很大变化。在17、18世纪，由于物质普遍匮乏，贫困被视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穷人会受到同情、得到帮助，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穷困并不一定意味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或标志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失败。但到了19世纪，对贫穷问题，社会上开始流传一种从道德上审视的看法，把穷人视为懒汉、酒鬼、窝囊废、不节俭或不检点的人，贫穷是个人生活的失败，而富裕者似乎部是因为他们自己聪明、能干、勤俭、有教育，财富是成功的标志。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社会改革家们的引导，美国人开始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贫穷问题。社会有识之士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贫穷的原因，在极大多数情况下，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工人穷苦，是由于不稳定的就业率，而不是由于工人的懒惰。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亨特在《贫穷》（1904）一书中写道：“世间就是如此安排：人只有在有工作可做时，才能生活下去，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陷入赤贫、饥饿境地。”

当时社会改革家们说，贫穷只是冰山的顶尖，出现穷人的真正原因是国家的经济还不够发达，没有足够的食品、衣服、住所、医保和教育；国穷民也穷，国富民才富，只有国家经济繁荣，才会有中产阶级和小康人家。后来工业革命来临，经济突飞猛进，贫富悬殊问题果然有很大改变。

向贫穷开战

美国社会改革家们历来都意识到，要克服贫富差距，首要的就是要改善穷人的生活，所以在19、20世纪，美国的社会改革大多着眼于帮助贫民，减轻穷人的生活负担。各地都纷纷开办济贫院、贫民所、施食处，给穷人提供食品、衣裳和住所。如著名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1889年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会所”（Hull House）到1911年已盖了13座楼，为穷苦人、尤其是从欧洲来的新移民提供临时住所，给他们教授英文、政治常识和生产技术，协助他们谋职安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络绎不绝而来的新移民往往一穷二白，尤其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至1921年，类似赫尔会所这样的慈善济贫机构在全国有500多个。

改善穷人生活、减少贫富差距最有成效者，应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新政”（the New Deal）。罗斯福最关心“经济金字塔最底层被遗忘的人，不愿看到“我们的公民中有任何一部分人陷入饥饿或极度贫困”，所以决心由联邦政府真正负起襄助穷苦阶层的责任，通过制定和实施新法来保障人民的福利、社会的安全。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新法，使失业者和老年人得到社会保险金，残障者、病弱者、孤苦的母亲和孩子得到补助金。罗斯福的“新政”使全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广大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庞大的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美国终于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岁月，也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以至很多美国人觉得贫穷已经成了“昔日往事”。

大萧条结束后，美国全国的贫困率一直在逐渐降低。但到了1960年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美国人仍有3500多万，引起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重视。1964年，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向贫穷开战”计划（the War on Poverty），要帮助这3500多万人摆脱贫困状态，具体措施包括向阿巴拉契亚山区提供特别援助，制定青年就业问题法案，增加失业救济金，成立国内“和平队”，以及扩大肯尼迪总统生前提出的在经济不景气地区鼓励工业再投资的计划等。

1965年，约翰逊总统又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伟大社会”这一施政纲领，其总目标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向所有人提供富裕生活和自由”、“消灭贫困和种族不平等”的“伟大社会”。具体目标包括：增加社会福利、扩大教育机会、减少穷人、防止水和空气污染、防治疾病等。约翰逊执政期间通过的《住房与城市发展法》、《中小学教育法》、老人医疗保险计划、《社会安全法修正案》等法律对实现其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当然，由于越南战争消耗越来越多的联邦预算，改革计划和拨款不断缩减，这个“伟大社会”计划不可能得到全面实现，但美国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那些未能实现的计划应由未来的总统承接。后来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所制定和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工资和物价控制措施等，均可视之为“伟大社会”计划的延续，而“向贫穷开战”这一响亮口号也一直让美国人记得这场尚未结束的“战斗”。

公平施政

美国社会改革家们还认识到，“公平施政”是克服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方面，他们尤其推崇“公平施政”的带头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曾说，在他的政策下，“每一个公民都应得到公平的待遇”。他不愿意看到在政府不公正的“多产子宫内”孕育两个绝然不同的阶级――“穷光蛋和百万富翁”。他大刀阔斧地反对大公司垄断，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除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社会现象。

在老罗斯福“公平施政”的思想影响下，他后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注意如何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得到公平的社会待遇。如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1962年的《合同工时薪标准法》、1963年的《平等付薪法》，都是为了防止公司资方、企业老板剥削工人，保障工人的时薪不低于规定的标准。1949年的《美国住房法》、1964年的《住房公平供给法》，都是为了防止欺贫护富，为了消除种族歧视，让所有美国人公平地得到应得的住所。

如何公平对待纳税人，如何确定税率，这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要不要克服贫富差距的问题。共和党的里根总统和老、小布什总统，都主张普遍减税，表面上似乎对所有纳税人都有好处，其实他们主要是为富翁们着想，让有钱人享用与一般人一样的税率，可以少交许多税，因而水涨船高，越来越富。总统奥巴马主张加税，并倡议实行“巴菲特准则”，即股神沃伦・巴菲特提出的富人交更多税的原则，这就可以有效地减少贫富悬殊现象，却遭到国会内共和党议员们的激烈反对，因为很多议员本人就是百万或千万富翁。另如国税局把薪水税率定得高，最高可达35%，把投资收益税率定得低，只有15%，这就使有钱投资的富豪越来越富，于是出现全社会最富有的1%，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因此“揭竿而起”，涌上街头，占领华尔街。

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他要缩小贫富差距，让富人交更多的税，要帮失业者找到工作、保住他们的家。他说：“我们既可以建立一个生活真正富裕的人越来越少、勉强温饱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可恢复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机会、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一份、每个人都按同一准则取酬的经济制度。”他要求共和党与他合作，一起来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过，他也警告说：“我准备战斗。”

他甚至邀请巴菲特的秘书出席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会，并让这位女秘书与第一夫人坐在同一个包厢里。因为巴菲特说过，他这个亿万富翁的税率竟比他的秘书还低，“这很不合理，很不公平”。奥巴马以此显示，他要来真格的，不使富人富上加富，贫者贫了又贫。

重视教育

美国社会改革家们又认为，重视教育是减少和消除贫富差距的又一重要因素，尽管这需要时间才会出现显著效果。“公共教育之父”霍勒斯・曼早就说过：“教育是通向平等的通道。”他认为，学校教育是“了不起的使人平等的工具”，贫困会因此而逐渐消失，暴力、欺诈等犯罪行为会显著减少；相反，无教育或教育程度的低下会产生更多的穷人和罪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提出过消除贫困的多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他称之为“投资于人”，也即一个大规模的由公众投资的教育计划，把纳税人的钱更多地用于发展教育，使人们普遍受到良好教育而远离贫穷。

微软公司创办人、大慈善家比尔・盖茨对此也深有认识。他了解到，贫穷地区教育都很落后，学生辍学率高，犯罪率也高，要改变贫穷地区现状，就必须加强教育让孩子们都能升学而不辍学，为此就须增加对教育的投资。他说，当他知道全国只有1/3的中学生有机会进大学，有30%以上的孩子不能念完高中，少数民族孩子则有50%以上，教育最落后地区的辍学率更高达70%他“真的感到震惊”。他说：‘你即使读完高中也无法与有大学学位的人竞争，你只能拿低工资，而在美国拿低工资的人比有4年学位的人更有可能进监狱。”基于这些认识，盖茨夫妇基金会不断把大笔巨款投人与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直接相关的重要项目，为改变教育上的贫富差距作出了重大贡献。

《纽约时报》也有文章指出，在美国黑人男子中，大多数中学辍学生都没有前途，失业者多，穷苦者多，犯罪率高，入狱者众，而那些读了4年大学的黑人男子往往和白人一样，谋职比较容易，生活比较舒适，婚姻和家庭都比较稳固。有统计数字显示：中学辍学的黑人男子进监狱的比例比有学士学位的黑人男子高60倍。

新的“镀金时代”

在当代美国，贫富差距究竟大不大？对此，自由派人士与保守派人士之间有相当激烈的争论。

保守派往往指责自由派夸大贫富差距的现状，认为美国如今贫富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不必大张旗鼓宣扬“向贫穷开战”，“占领华尔街”完全无的放矢，政府也没有必要为“劫富济贫”而增加赋税。如“审查人网络”就刊出题为《富与穷以及左派谎言》的文章指出，左派人士不顾事实，欺骗舆论，硬说近20年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自由派人士则认为保守派故意不承认贫富差距之大，其目的是为了拒绝改革，保持现有体制和社会现状，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早就关注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使美国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贫富差距甚小的平等国家。但他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又逐渐返回19世纪末的贫富悬殊的“镀金时代”，美国人如今又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过去，美国的社会主流是“穿灰色法兰绒服的人”，也即普通的中产阶级人士，而如今却让“公司精英”、所谓的“CEO”――“首席执行官”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

克鲁格曼用许多经济统计数字说明如今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他说，美国人的平均年薪，从1970年的32522美元增至1999年的35864美元，增加了约10%，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全国最高的100名CEO的年薪从130万美元增至3750万美元，从1970年超出普通工人收入的39倍增至1999年的1000倍。全国最富裕的13000个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1.7亿美元，几乎等于2000万个最贫穷家庭收入的总和，是全国家庭平均收入的300倍。旧的“镀金时代”的炫耀物，如豪宅、游艇和众多仆人，又出现在如今新的“镀金时代”，更有私人专机给今天的富豪、财阀们享用。

克鲁格曼在其论文《富者更富》（For Richer）中表示，他为自己亲身经历的平等时代的消失深感遗憾。谈及贫富差距扩大的多种原因，他指出，如今的政府不再像新政时期那样控制工资、压缩工资间的差距，还给富人减税，甚至想取消遗产税，使他们变得更富，并让其财富世袭下去。另外，由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原先的“管理式资本主义”从80年代开始为“投资者资本主义”所替代，各企业争相投资发财，竞争格外激烈，便需“寻找公司救世主”，于是改变薪酬制度，给他们所觅得的CEO以巨额工资和红利。克鲁格曼认为，这与公司文化的变化有关，如今工商界人士不再像1930、1940年代的人那样更多考虑如何建立平等的准则，也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出于对民众义愤的顾忌而节制经理人员的薪水，物质刺激已成为竞争机制的基础，过去的平等准则已被“怎么干都行”这个新准则所取代，其结果是少数最高级别人士收入的激增，社会上贫富差距的激化。

反对克鲁格曼观点者大有人在。由于克鲁格曼多次发表文章论证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像“多元经济公司”这样的保守组织便说他“老生常谈”、“自我抄袭”，企图以这种嘲笑态度来阻挠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探讨。克鲁格曼则以美国当代政治经济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的《财富与民主》书尾的警句来回敬嘲笑他的人：

贫富差距论文篇7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 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 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 。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 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 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 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 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 京华时报， 2008-08-29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贫富差距论文篇8

关键词：贫富差距；腐败；儒家思想

一、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GDP年增长率年均9.7%。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同时，贫富差距的问题日益凸显。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7，2010年达到0.52，到2011年更是突破了0.55，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主因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结论，中国有将近70%的未申报收入进入了10%的最富有人群的腰包。报告同时显示，08年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万元，全国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相差有65倍。报告的结论是中国财富集中现在相当严重，占总数20%的富裕家庭拥有80%的收入。这种由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增加所产生的贫富差距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垄断与腐败是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垄断对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贡献度有多大？有文献显示，垄断仅次于学历，是导致贫富差距的第二重要因素。垄断与学历有本质不同，垄断本身包括了太多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通过寻租得到的行政保护）。垄断行业高收入中不合理部分在50%以上；某些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部分甚至达到70%。

同时在我国，垄断与腐败又是紧密相连的。腐败事实上又是政治问题，而腐败在我国目前现实政治中表现的恰恰是“权力泛经济化”：公权的商品化或者权利资本化、市场化。在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权利资本化，导致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部分的社会成员起点不平等（权力不平等），利益越来越向着有优势部分或者人群集中，两级分化格局逐渐形成。短短三十多年，我国就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三、儒家思想的腐败倾向

从1978年改革开放，大量学者对我国腐败进行研究，并各自提出解决办法。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何解决二次分配、垄断、政治体制改革这三个方面。但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4年后的今天，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百姓所诟病的退休金双轨制、官员财产公示、三公消费等问题依旧顽存。要从根子上清除社会上这种丑恶的现象，就必须要弄清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心理动机。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人意识形态之根本――儒家思想，致使我国腐风盛行，进而致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1.“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

孔子提出的“亲亲相隐”思想，见《论语・子路》篇，原文作：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当时提出“亲亲相隐”思想有其合理性，中华民族以忠孝治天下，人民当遵守礼，即维护家庭稳定，但这并不能否认这是导致腐败的原则。孔子在此篇阐述的事虽然不太严重（偷羊），但并不能改变这种行为的本质，即为了自身或家族的利益而不惜损人利己、蔑视他们权利，如果加上利用职权逃避惩罚或榨取利益（这也是上文提到的当前中国权力“泛经济化”现象），那就是地地道道的腐败[]。

《礼记》中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儒家所赞同的治国思想。但讽刺的是，由于孔子的“亲亲相隐”，此治国名理也真慢慢演变成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和掌握的特有资源，进行大肆敛财而被惩罚的概率很小；而普通百姓通过努力获得的财产却能很轻易地被扣上各种帽子，遭受掠夺。

“亲亲相隐”亦是我国公民有私德无公德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慈善业发展极其缓慢的原因。

“亲亲相隐”使得裙带关系凌驾于道德与法律之上，这必然腐败横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2.等级制度

“亲亲相隐”表面上看似乎亲亲相隐的思想高度提倡亲亲之爱，骨子里却是为了维护和确立家族等级制度的“礼”。见孔子《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所以孔子提倡“孝悌为本”在当时的“合理性”在于“为政以德”，即讲家庭原则放大到了国家政治原则，使“孝”礼上升为了“忠”的原则（移孝为忠，这也是为什么忠孝不能两全）。这使得本来“各亲其子、各子其子”的家庭原则上升为了一个政府以“家”来调节社会的依据。孔子的这种等级观念在当时却是有一定合理性，试想在春秋战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老百姓迫切需要一个大家长来统一天下，讲小家、大家和国家秩序安排的井井有条。

这种家庭原则给我们民族带来社会稳定的同时，却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代价之一就是对我们国民的人格独立和自由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和压制。代价之二便是永不根除的自发的腐败倾向。实际上这两个代价是相辅相成的，人格独立和自由的缺失，致使上层统治者为所欲为，这必将导致腐败横行。所以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两千年历史社会周期剧烈动荡的祸根。笔者很悲观地认为，这种腐败是根除不了的，因为它已经深植于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当中。

3.“中庸”思想

《季氏将伐颛臾》作：“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里的均，不是指均贫富的均，而是指按照礼所规范的等级取得收入，国之间、诸侯之间不要相互争夺财富。孔子的观点是大家要接受既定的贫富现状，各安其乐，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主张“中庸之为德也，甚至唉乎。”“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庸之道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礼的观念，即退让为君子之礼的道德观。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使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和掌握的特有资源，进行大肆敛财。这种价值观加强了等级观念，束缚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上等阶级侵权的反抗意识，如对霸王条款，政府侵占个人财产的隐忍。也只有到了忍无可忍时，才会起来反抗，但往往这样的反抗是激烈的，革命性的。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动乱，除了王侯军阀之间的权力争夺（实际上也是为了争夺更大的财富），就是土地兼并、财富高度集中、朝廷横征暴敛，搞得下层百姓饥寒交迫忍无可忍，突破了社会的底线。

四、结论

儒家思想经过二千年的历史洗礼，已经融入了我国民族文化，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当年的社会经济生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中“等级制度”、“亲亲相隐”和“中庸思想”融为一整套系统，相辅相成，致使我国腐败和垄断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我们继承儒家文化中积极思想的同时，也应对其中的消极思想给予否定。

注释：

①教授甘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统计报告》

②岳林明，《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

③有学者提出，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亲亲相隐”的现象。但中西方容忍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根本在与思想。西方国家是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公民有权保持沉默，但反过来公民同样有权举证亲属。在我国“子证父”是一种不守礼的行为，公民不得不沉默。这里涉及到专业的法律知识，详见《儒家伦理新批判》（邓晓芒著）

④原文“上”作“尊”，“下”作“鄙”译，整句原意：刑罚不尊大夫，礼不鄙视下人，即在社会法礼前人人平等。

⑤现在的人们往往将孔子均无贫的思想理解为平均主义，事实上孔子本意与平均主义相去甚远。孔夫子号召人们“克己复礼”，主张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他怎么可能搞平均主义呢？细读《季氏将伐颛臾》便能发现，孔子讲此话是有针对性的。他是反对季氏政府不安分守己地大搞武力扩张，是一种反战主义。在历代儒学家，包括古今汉语辞典，都没有把均解释为现代语义的平均主义。明代朱熹的解释最为精辟：“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他们所主张的是财富的分配是否符合社会的公正，即是否严格按照等级进行分配。

参考文献：

[1]查俊峰，张超.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浅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2（3）.

[2]黄森荣.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3]田柳，师傅.基于中国古代财政思想的贫富差距问题研究[J].新视角，2011（6）.

[4]吴敬琏.腐败和垄断是贫富差距主因[J].农村金融研究，2012（3）.

[5]岳希明.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20120（3）.

[6]邓晓芒.儒家新理论批判，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