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鲁迅失之交臂的“冰释”

郭沫若在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的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他们究竟为什么失之交臂，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郭沫若对鲁迅的最初印象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但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尊重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显然，他是有意推崇鲁迅。

鲁迅却不领这个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鲁迅由此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委婉地批评道：“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年轻气盛，受苏俄文学的熏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嘛，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我的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他还动气地批评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他速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从鲁迅的调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愿与郭沫若等为伍的。

但此时鲁迅正与许广平热恋，为她的炽热感情所动，只得去信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可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他还在一篇杂文中嘲讽高长虹的无事生非：“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鲁迅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

内山完造的分析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周报》的恢复不得不中止，代之以《文化批判》。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概念，向鲁迅挑战。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自然要参加对鲁迅挞伐的混战。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他们虽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此中缘由确实令人费解。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对鲁迅的声援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使用漫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语气更加刻薄，气势更加唬人。他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此时的郭沫若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逞一时之快，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郁达夫看了都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不知天高地厚，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诗赠鲁迅，以示声援：“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不是长篇累牍，终不失为仁者胸怀、长者风度。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理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到创造社而没了着落。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后来，他还向增田涉谈及此事。增田涉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披露此事。郭沫若读后极为恼怒，立刻在《台湾文艺》发表《鲁迅传中的误谬》，自作辩正。鲁迅在未读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态度，他写信告诉增田涉：“《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渐加重，体质每况愈下。正在这时，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为上海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

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

这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其中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着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他们的误解本可以烟消云散，可死神却一步步地逼近鲁迅。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