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深识书者能为之

近读南京艺术学院薛龙春教授《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一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1月版），作者在研究中打破既往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借助对大量文献与图片的精致解读，很好地解决了书法形式与风格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指出：“书法史研究最终是要处理形式与风格问题，或者说形式与风格问题是书法史研究的核心。如果对此也矢口否认的话，则书法史研究便不得成为一个专业。”这种认识上的极大重视，使得该书成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书法为本体，进而对书法传统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的著作。

该书共分七个章节，作者紧紧围绕书法形式与风格中的不同命题，将读者引入王宠的生活和他的书法当中，并不断与传统观念进行对话。如第二章中的“人之老”与“书之老”，以“老”为核心，对“人书俱老”、“老而逾妙”等并不陌生的观点提出疑问。书中将王宠32岁时的行书作品与文徵明87岁的行书作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前者虽青壮之年，却在作品中呈现出“老迈之气”，而后者寿臻耄耋，却不见得有“自然之老”，那么时间（以及因此而实现的长期的锤炼）是否如孙过庭所说的那样，在书法创作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显然，作者更赞成“老”是一种具体的书法风格—愈是晚近愈是如此，而非年龄意义上的自然老成。他认为这一以老为美的审美心理在后期书法史中逐渐茁壮，几乎消解了孙过庭的本意。

本书中，发问的新巧与形式分析的明证几乎贯穿始终，反映了作者逻辑思辨与书法本体认知的高度结合能力。如第三章中作者借助王宠个案，对传统的“书为心画”观念提出自己的思考，他通过大量的文献还原了一个生活气息浓厚、颇有世俗趣味的王宠，同时作者又指出王宠历史形象与现实的矛盾。作者说：“在他的家书中，我们发现说情、送礼、回避、记恨，俗人所具，王宠一样不缺。可是，表现在他人面前的王宠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正是由于王宠贫贱的生存状态和性格中的抑郁，促成了王宠在书法中刻意地强化其恬退的一面。本章最后指出王宠书法所呈现出的“稚拙、含蓄和优雅，只不过是他精心营构的一个面具。隐藏在面具之后的，是机巧之心、愤激之情和世俗之念”。这种对书法风格由表及里的深入剖析直指人心，颇令人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而在第五章中，作者又从古代书法流传的两种载体出发，对王宠书作中的“木板气”和清人所激赏的“金石气”二者间所遭受的不同际遇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他同时指出，虽然“木板气”备受批评，却未始与“金石气”之间没有逻辑的关联，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中，人们对这样的关联无暇顾及，传统的艺术批评也因此显出随意性的色彩。

如果说前面几章中，作者通过文献与作品对王宠书法形式与风格做出了全新解读，那么该书第六章在探讨王宠的伪作时，则又另辟蹊径。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从形式与风格入手作主观经验式的真伪鉴定，而是首先从吴门书画消费与作伪之风来分析王宠伪作出现的大环境，又从文字学角度出发，从王宠的用字习惯入手，将其作品中常用的古体字逐一列出，极大地增强了其真迹的说服力。更有趣味的是，作者最终还探讨了王宠伪作的意义，揭示了伪作在书家声名建构过程中的反作用。这种极具逆向思维的全景视角，正是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中所欠缺的。该书的最后一章，通过对王宠门生与大量追随者的深入勾稽，指出“吴门书派”并不能等同于“文徵明流派”—而这几乎是目前学界对吴门书派的“常识”，并对艺术史建构过程中的“失真”作出了深入分析。事实上，由于文徵明德尊寿隆，其一门子弟、生徒几乎成为明中后期吴门艺坛社交生活的中心，但这并不等于说文氏书法流派是吴门书法流派的全部：这一观念不仅未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也妨碍了我们对祝允明、王宠与陈淳书法史贡献的进一步认知。

几乎可以确信，薛龙春《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一书是深识书者研究书法史的代表作。该书的出版是继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后书法史个案研究的重要著作，为明代吴门书家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必将带动此阶段书史研究的全面深入。与该书的出版几乎同时，薛龙春编纂的24万字的《王宠年谱》也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这部年谱史料丰富而翔实，“作者广泛搜集散落各处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明人诗文集与地方志数据）与传世书画作品、信札、题跋、刻帖、碑铭等，其中不少资料系首次披露。在此基础上，作者又通过细密的文献与图像的勾连，对王宠的生平家世及一生行履、交游、艺术活动进行了切实的梳理与论证”（见该书封底白谦慎先生推荐语）。毫无疑问，细致的史料发掘与考证正是《雅宜山色》一书得以成功的坚实基础。

而我内心更期待的，是薛龙春教授正在打磨中、已倾注近十年心血的王铎研究。王铎在晚明、南明与清初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戏剧性的角色，一生传世作品无数且风格强烈，如同薛龙春所言—讨论明清之际书法的任何变动都无法绕过王铎。对这样一位素材远为丰富的艺术家的研究无疑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受同道的关注，我们期待着！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