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纪念祖国60华诞征文

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

父亲出生于1949年重阳节，他的经历也和共和国的命运血脉相连。

我的爷爷是宝应乡下一个文“秀才”，识得几个字，但也只在过年写对联时派用场。父亲会写名字、记工分、结结巴巴念家谱后，就决定不读书了，他得养活一家人。那一年，父亲11岁。

里下河地区是水汪子，多的是无边无际的芦苇。父亲和同村劳力合撑一只装满芦苇的船，四人一条船，两人一班次，日夜不停去金湖横济换豆饼、到兴化西门换氨肥。叔伯大爷们看他脑子活、手脚勤、不偷懒，都愿意和他搭帮。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无师自通地做好捕长鱼的“丫子”，黄昏时候去沟渠边下“丫子”，天麻麻亮去收。别人没有他的别别翘多，收获自然丰足，鱼当饭度了一家人的命。

1971年，村里要派人去海南学习双季稻种植技术，父亲是当然人选，老少爷们信他，但名额最终被别人顶替。

1973年，父亲娶了我母亲。那时，恋爱自由的风已经吹到乡下，父亲出不起彩礼，母亲也不要。第二年有了我，又过三年有了弟弟。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从未红过脸、吵过嘴。

因为我和弟弟读书，父亲靠几亩地拨拉的钱不够花了。我记得父亲在烈日下脱坯，飞扬的灰土，沉重的砖模，他裸着上身，汗像蚯蚓一样流下来。后来国家保护土地资源，关了许多小土窑，父亲的也在其中。为了继续供我们读书，父亲捡了好多别人抛荒不种的地。那几年粮价低，农资高，种田算上力气，绝对是赔钱的买卖。可父亲不把自己的力气算钱，他还是和年轻时一样雄，觉得力气嘛睡一觉又有了。

1994年，县城开始卖户口。父亲与母亲悄悄商量后，花了1.5万元为弟弟买了个城市户口。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那些被抛弃的土地纷纷被各自主人领回。父亲手上只剩了原来的3亩地。父亲不肯歇在家里，他跟着家门口的瓦匠工头，拌沙浆、拎灰桶、上预制板……只要是花力气的，什么活都干。60岁的父亲还在烈日下奔波，原因是弟弟不久前在苏州买了房，他要帮衬还贷。

老了的父亲思想不老。他知道金融危机，他借“家电下乡”国家有补贴，买了手机，只为我们找他方便。农民父亲就这样和城市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共和国同年的父亲，像一头勤勉的牛，每一个脚窝里都有自己的汗水，活得硬气、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