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一:为理想燃烧的名医

有时我大声疾呼也感到很辛苦，但我相信我做的事对患者有利。这就是Value，患者获益就是我作为医师的价值。

―― 胡大一

胡大一。

中国最著名的医师之一，也是最受争议的医师之一。

有人爱他，也有人抨击他。

老百姓视若“明星”般爱戴他，医师同行则分为两派：一派是“粉丝”，另一派则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然而，当你看见他，脑海跳出来第一个词，必定是“理想”。

到了67岁的年纪，胡大一仍如同医学界的“愤青”，充满理想，大声抨击。

他的理想无他：“让中国老百姓健康。”几十年他坚持下来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他还会继续坚持。

精神最富有的“大医”

“我是中国在精神领域里最富有的医师，而不是金钱最富有的。我的收入肯定比不上很多医师。物质生活我不缺，但我最追求精神的丰富。无法舍弃患者利益而得益，这是我的道德底线。”

“毕竟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是读着‘6・26指示’走进医学院的人，是在山沟里办合作医疗的人，是雷锋和白求恩精神已融入血液的人。”

“虽然现在社会价值体系日益复杂多元，但我是在价值体系极为单纯的环境下成长并开始医师生涯的，我很难摆脱多年的行医思考和‘烙印’，因此遇到有违医学精神的做法，我总是会站出来大声疾呼，明知会招来很多争议和反对也在所不惜。”

在回答“是否为中国最富有的医师”这一问题时，胡大一如是说。

胡大一的人生充满了故事。

父母都是医师的他随母姓胡，妇产科大夫的母亲对他影响至深；以河南省高考状元、新生最高分进入北医；15年里，多次随医疗队奔赴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倾力帮助农村建合作医疗站，改水改厕，自制药物，将青春留在了阿里、甘肃河西走廊、河北宽城县……他转战三家医院，走到哪儿，哪儿的心脏中心就在国内排名数一数二；他带出了一支心内科的“黄埔军队”，培养了20多位心内科主任，7位心脏外科主任，马长生、李田昌等都成为了国内心内科“大腕”……

他被公认为国内心脏领域的“精神领袖”，作为中国射频消融和心脏介入手术的开拓者，却在如日中天时挂刀，只为“尝过年轻时没机会做事的滋味，腾出位置让年轻人干”；创办了中国心脏学术领域“第一品牌”长城会，将“不满百”的纯技术培训班，发展壮大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影响力最大的心血管病综合性学术盛会；开国内先河，成立首家心内外科及相关实验融于一体的心脏中心，并创建了中国第一列PTCA（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快车，在全国12个省市推广冠脉介入技术；在国内率先开放救治急性心肌梗死的绿色通道，实现全天候急诊PTCA介入的常规化；积极推广并规范溶栓治疗，提出“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为降低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立胸痛中心，呼吁“有胸痛上医院”；在关爱患者心理和躯体疾病两方面，带领医疗团队尝试双心门诊、双心查房和双心会诊的医疗模式，并坚持了19年，使很多“有苦无处诉”的患者有了看病的地方……

“三个不变造就今天的我”

最新一期《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卷首语里，胡大一写道：坚守三个不变和推动三个转变，是我一直未动摇的信念。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好医师要坚守三个不变：即医学的价值、目的和责任，即“患者利益至上”“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促进基本医疗的公平可及”。

他说，首先，患者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不能改变，医师不能伤害患者利益，任何这种行为都是法理难容的；其次，医师矢志追求的医学目的不能改变。医学的目的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一位35岁的患者得了心肌梗死，无论手术怎么成功，都是悲剧和遗憾。与其说是治疗的开始，不如说是医学的失败。

“最初我学医目的并不清晰，从医疗系毕业，我的观念就是医师是等着患者得了病再给他们治疗。”然而到SARS爆发时期，胡大一认识到了预防的重要性。他给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书记郭岩教授打电话说：传染病突发时，关键不是消毒，而是隔离；他还给《健康报》写文章呼吁这一观点。

“为什么我有了预防这个意识？归结于早年的医疗实践。在河北宽城，我研究治疗胆道蛔虫的药品，在自己身上先试过安全剂量，再给患者用。在河西走廊，为根治当地流行疫病，我做过改水、改厕，自己办药房，还普及科普知识。不管好厕所，不改变人畜共水，肠道传染病等疾病总是不断卷土重来。在阿里，我办医学教育，培养藏族孩子成为当地医师，改进农村卫生条件，做好防疫措施。”胡大一回忆说。

SARS爆发前，胡大一曾撰文说传染病已经成为历史，冠心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是当前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主要威胁。SARS过后，胡大一纠正了这一说法，他认识到血吸虫病、结核病、疟疾等传统传染病在“死灰复燃”，SARS、禽流感等新传染病在不断发生并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只不过传染病有区域性、时间性的特点，而非传染病则对人类发起了大面积的持续“进攻”。

在这一基础上，胡大一总结出，医学教育和医学模式的目的不是“等人得病”，而是促进人类的健康、预防疾病。“这并不是一个新提法，而是我国最优秀的传统――‘上医治未病’。如果目的错误，医师成天手忙脚乱，成就感从何而来？”

胡大一语重心长地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医学目的的迷失将导致医学的不可支付和‘崩盘’。大医院不能只是治病，还要把预防和康复做起来。预防不是口头上的，医师要先改变自己，戒烟、多运动。美国《读者文摘》遴选了2012年十项最重大医学成果，最后一条就是指出医师对运动、饮食和自身形象的重视，能带来最佳社会示范效果。”

另外，医师的责任也不能改变。医师工作就是个责任活，推动医疗服务公平可及，让人人享受基本医疗保健是关键。“给每个心肌梗死的患者提供金属裸支架不是做不到，而是一定要做。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富有就给谁做；也不能看他有钱，就给他开10万元的体检菜单。我国还有大量的贫困地区缺医少药，这里面有政府责任，也要有医师的志愿者情结和境界。”胡大一慷慨激昂地表示。10年前，他发起并成立“爱心工程”和大医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引领广大心血管医师开展爱心工程志愿服务，开展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者义诊和筛查；传递科普知识，让健康走进千家万户；传授医学知识，培养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他的理念是“医师是最好的志愿者，白求恩就是志愿者的杰出代表。我们应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帮扶西部，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筛查先心病，避免病越拖越重，使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

让医学变得温暖

毫无疑问，胡大一代表了一种可贵的时代精神和方向，有志于成为下一个“胡大一”的年轻医师该如何去努力？

对此，胡大一的建议是：医师要推动“三个转变”，一是推动疾病的终末期治疗走向疾病上游的预防，加强心血管疾病的“上游防治”，从下游转向上游。

二是从单纯的生物技术转向“心理-生物-社会”的全面关爱，使药片、支架、手术刀不再冰冷。医学是人的医学，我们关注的是患病的人。如果离开人去孤立考虑一个病变、一个器官，是错误的。为什么使用很先进的技术完成的圆满手术，患者没有得到好的感受？原因就在此。

他举例说，一位48岁的女患者，心肌梗死面积不大，走路走不动；她有过几乎猝死的经历，电复律抢救过来的，支架手术也很成功，但术后她走路只敢迈碎步，说话细弱，其实，患者的心功能不至于这样脆弱，医师应为其做好后续的心理疏导。

“医学就是学会关怀――‘偶然可根治、经常在姑息，时时在关爱’。遇到终末期癌症患者，医师要学会如何告诉他坏消息。我们不缺最先进的药品、最高水平的支架、最豪华的导管室和造影设备，缺的是人文精神。”胡大一感慨。

他同时指出，我国医疗的最大弊病是以疾病为本，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不是以人为本、以患者为本的机制。大家把关爱和服务说在口头上，没有落在实处。要想体现关爱，就要把包括付费的机制等问题都解决好。“康复没有付费，谁去关爱？患者最希望的是话疗――医师与患者谈话。医师把病说清楚、道明白至关重要，但接诊时却恰恰不说话，或没时间说话。因为医师说话对患者有用，但对科室和个人收入无用。如果我们能建立机制，让手术医师没时间说的话，让更多的康复医师和护士去说，然而现在很多康复治疗连医保都没有立项，更别提‘话疗’了。”

胡大一还首倡“双心门诊”，不额外多收一分钱，并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坚持了19年。他说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患者满意和安心的微笑。“我希望每个患者都能微笑着回家。医师做好预防和康复工作，使患者能放心地回归社会，享受人生，敢出去旅游，敢恢复工作。医师的价值、成就和幸福感不是金钱，而是患者的满意和微笑。”

第三个转变是让“医学变得温暖”，让硬技术实现“软着陆”，这也是他致力发展胸痛中心，绿色通道，双心门诊，再到康复模式的心路历程。

一位北京医院资深检验科专家，是胡大一的老同学，因室上性心动过速需做手术，认为胡大一的手术在国内开展最早最好，他特地到朝阳医院找胡大一看病。因医保问题无法付费，请示过院长后，胡大一免费亲自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老同学出院时，却对胡大一说：“你手术做得很好，但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作为科主任，你能否对护士做点儿基本培训？我进导管室准备手术，护士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脱了！我问；怎么脱？护士说：全脱。当时我觉得特没尊严。”

在门诊，一位曾到非洲工作过的干部对胡大一谈起了他离开那家知名心血管病医院的缘由。这位患者43岁，心肌前壁梗死，射血分数（EF）

这个例子反映了一种现象――医师对待患者常不够尊重，习惯思维是“我懂，你不懂”。有的患者没有心脏病，或支架手术做得很好，但仍然胸闷。有医师就认为造影没问题，支架放得很好，就不该有症状，有症状就是神经病。这样想问题，患者能满意吗？

其实，患者如果表示难受，必定有难受的道理，未必是血管狭窄或支架没放好。焦虑也是一种病，而且是一种更痛苦的病，这类患者其实是需要“双心服务”。比如，一位中年患者常常半夜惊恐发作，有濒死感，但一到医院挂急诊，一次次做心电图检查，总是查不出问题。有的大专家做完手术后，患者的心理负担仍很重：“放了支架，我不知道走快了它会不会掉下来？”这些就是焦虑症的表现。跟随胡大一出“双心门诊”的医师往往很有成就感，其实钱不多挣，话说得更多，但接受了“双心服务”后，患者能安心、满意地回家，这就是医师最大的“收入”。

“这些年，我执着地推行绿色通道、胸痛中心、双心服务门诊，到现在的康复服务。为什么？因为价值追求是我作为医师最大的追求，我始终在探索一种医疗模式――如何使技术价值得到更好地体现，使患者得到最优的效果。”

“未来10年，我将怀着巨大的热情去开展康复工作。目前康复是最没有医保、最不受重视的领域，为什么我要力推康复？因为它是医学价值的终极体现。”胡大一最后说。

记者手记

在当今愤懑和误解掺杂的医疗大环境下，很多医师总在不停抱怨，很多医师忘却了他们当年曾有过的理想，而整天埋首于重复机械的“开药-治病”流程中。胡大一，或可成为“为理想燃烧的医师”的最佳范本。你不能说已经太晚，所以我们不能开始――他已经67岁，但仍然“在路上”；也不能说外界环境如何，患者如何，因此我们不能做得更好――他和你同处一个时空，而他总在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不断跋涉。

我们衷心盼望，中国能多出些“胡大一”。那样，我们的医疗一定是放心医疗，也是舒心而安心的医疗。

■别坐等医改答案，“硬”技术要实现“软”着陆

在2013年10月11日召开的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大会主席胡大一教授提出了对医改的最新建议――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雾霾天气和PM2.5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在北京，600万辆汽车的尾气导致空气污染、以车代步导致人们缺少运动、汽车道占了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妨碍了运动。庆幸的是，主席今年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已谈到，要探索医改这一世界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这说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和健康中国的方向是一致的。政府要发挥指导责任，认识到发展要兼顾环保问题，对已经发生的污染问题积极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