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对“才”的认知

摘要：王国维与袁枚分别在诗学与词学的不同领域，提出了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学理念，更为关注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在各自的时代以及后代，对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反叛”的角色上，袁枚与王国维处于相似的位置。

关键词：王国维；袁枚；人间词话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24-02

一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捻出境界二字”来作为其评词的最高标准，同时亦将“境界”看作对词人的最高要求。创作成果如何，实际上与词人的天分有很大的关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并不经常论及“才”的问题，更不用说形成理论体系，但实际上王氏对“才”是很重视的。下文试就《人间词话》对“才”的认知进行一些分析。

王国维很少直接谈及“才”的重要，亦很少评判词人“才”之高下，但在《人间词话》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论述，如以下两则：

梅溪、梦窗、中仙（按：二字原已删去）、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①（第二十三则）

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第二十七则）

以上两则中，王国维少有地直接以“才分有限”、“才之不可强也如是”来评价词人。前一则指出南宋诸家之词皆有“肤浅”的弊病，这也是王氏不喜南宋词的一大缘由。此处，王国维还指出造成其“肤浅”的原因，“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可见王氏也认为才分之不足会影响词人的创作，导致内容肤浅、境界不高。

才分在创作中是很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所关注的重点固然不是“才”的问题，因而甚少直接将“才”摆出来说，但实际上，对“才”或说“天分”的重视，是隐含于其他的论述之中的：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第二则）

此则讲人格修养，最后似有“顿悟”之意。而“顿悟”是需要“灵机”、“灵感”的，这与人的天资禀赋关系密切。因而此处王氏又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是“大词人”才能有此种天分、可达此种境界。

王国维在论述中屡次提到“大家”、“大词人”、“大诗人”、“豪杰之士”之类的称谓，其实是对心目中能达到最高“境界”的作者的称扬及肯定。例如以下这几则：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第七则）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第三十二则）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第三十三则）

此三则，第一则点明“真”、“深”为衡量古今词人的标准，第二则分析“造境”与“写境”，第三则分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分析中，王国维都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只有“大家”、“大诗人”、“豪杰之士”，才能做到“真”“深”，才能做到“造境”“写境”相融，才能写出“无我之境”。总而言之，这一类人具备凡人难以驾驭的才能、天分。这在第三十九则中表述得更为明晰：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其可笑孰甚。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按：“诗词之题目，……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一段，原已删去）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第三十九则）

此则言明“后人才不及古人”，因而不知诗词本“无题”，弃本逐末，专学“美刺投赠咏史怀古”，导致“诗亡”、“词亡”。“豪杰之士”可以通过“变其体格”来振兴文学，“中材之士”则“鲜能”知晓诗词之“本意”。可见，“才”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应该占据了较高的地位。才分所限以致文学衰落，这似乎是王氏的一个基本认识和观点。

其实，在王国维多次强调的“深美闳约”、“深远之致”中，也包含了对“才”的极高要求：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第四则）

王氏认为温庭筠之词缺乏深远的韵致，当不起“深美闳约”四字。而要达到这四字，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王氏又曾以“格调”与“境界”相比：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按：此五字原已删去）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第二十二则）

王氏反复强调“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其旨遥深”之类有关“意境”的话语，认为“意境”比“格调”重要。因而，他认为白石、美成“创意”少。此最后一则以两种“才”相比较，显然“创意之才”更有天分灵性之因素，或者说，更有浑然天成的味道。所以，王氏不喜“格调”，主要是不喜过分加工雕琢而失去“本真”的做法。同样，他也不喜诗词中“隶事”过多：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此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第四十二则）

在第六十五则中，他又引用周济的话，对张炎进行了评价：

周保绪济《词辨》云：“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又云：“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第六十五则）

此处可看出王氏同意周济所言，指出玉田“才情”并不差，但由于过于重视雕琢字句，因而落入窠臼。这或许可看作王氏对“才”的认知的进一步扩充，即有“才”而不会用，也同样无济于事。而真正有“才”并且会用“才”的，即是能写出“深远之致”的“创意之才”。

二

王国维主张的“境界”之说，他自己已作了解析：

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第三十五则）

以“真”为本，这与乾嘉诗坛袁枚的“性灵”诗说，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其实，王国维的词学理念，与袁枚的“性灵”诗学观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按照王英志先生《袁枚评传》的说法，袁枚“性灵说”的内涵包括了三个要素：真情、个性、诗才。[1]其中，“真情”、“个性”指的是诗作要能体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和个性特点，“诗才”则指诗人的天分才气，以及这种“灵性”在创作中的作用。“性灵”本来就包含“天分”之意，可见，“性灵说”与“才”密不可分。故而袁枚也曾说：

“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随园诗话》卷十四・六三）

“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随园诗话》卷十五・五八）

相比王国维，袁枚更直接点明自己对“天分”的重视。而同时，“天分”也与“性灵说”的主旨――强调性情之自然、真实，有本质上的联系，所以袁枚不反对后天学习，甚至还强调博采众长，其实质是反对因“学”而片面崇古、抹灭“性灵”。袁枚相当强调“学”的效果，即学是为了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和抒写性情。其在《随园诗话补遗》中引用李玉洲所言，表达了对“学”的要求：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其隶事、不隶事，作诗者不自知，读诗者亦不自知：方可谓之真诗。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二）

可见，袁枚主张“学”是因为有助于“神气”，做到“隶事”而了无痕迹，这样的诗“方可谓之真诗”。这一点，实际上与王国维反对“格调”、“隶事”是同一个道理。王氏重“境界”，是要有“深远之致”，但这种意境却并非生硬地“造”出来，而应有真实感，应有浑然天成的韵味，这从以下三则词话中可以看出：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按：“故后主之词，……人工之词也”原已删去。）（第一六则）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第一二四则）

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第五十六则）

其中第三则赞稼轩作词“非有意为之”，即是“浑然天成”之意，故而后人难学。可以说，王国维的词学理念虽然在重视“意境”方面与严羽之“兴趣”、王士G之“神韵”有更明显的继承关系，侧重于文学作品审美特质的表现，袁枚的“性灵”诗说则更侧重表现创作主体本身的特点及状态。然而，从王氏主张“真”以及赞赏肯定“天分”、反对“人工”来看，其词学观念与袁枚的“性灵”诗学观在最基本的理念上其实是一致的。

这或许与两人所处的文学环境及个人性格都有很大的关系。“性灵”一派在乾嘉诗坛以最为“特立独行”而著称，针对当时各派的片面尊古、盲目学古以致落入窠臼的情况，袁枚标举“性灵”无疑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更为敏锐和深刻。也可以说，袁枚标举“性灵”是为了批判各派而打出来的“旗号”。同样，处于清末的王国维也需要通过其《人间词话》来批判清代以来盛行的词学观念。在“反叛”的角色上，袁枚与王国维处于相似的位置。同时，二人在崇尚自然自由、反对传统约束、恃才傲物的性格特点上亦颇为相近，从对“天才”的拔高上可见一斑，而这也不免造成二人论说中的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分别在诗学与词学的不同领域，提出了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学理念，更为关注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在各自的时代以及后代，对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本文所引《人间词话》内容以及各则的排序，均参照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修订本），齐鲁书社1986年版本.下文不再注释.

参考文献：

[1]王英志著.袁枚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94.

[2]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488.

[3]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