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公德与私德

中国的传统文化更重视的是人的私德教育，这几乎是没什么问题的；所谓“五伦”中的“父子、夫妻、兄弟”不用说了，讲的都是一家人的相处方式；“君臣”与“朋友”本来是“外人”或“生人”，但也要设法变成或解释成“熟人”。一旦成了“熟人”，自然有了诸多方便，但也随之就要求有一套“熟人”间的行为方式。熟人间的行为方式是亲热（君臣自然另当别论）而不是礼貌，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或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就是对“生人”才要客气，才要有礼貌。因为彼此之间有距离。

这种距离感对人与人的相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恰恰要求的就是“公德”意识的养成。

就“公德”、“私德”中的“德”而言，其基本的含义还是品德、品行；就人的品德、品行而言，自然讲的就是“私德”。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事，道德的最高境界，自然是自觉的自我支配，即所谓的“自律”。与“自律”相对的是“他律”，比如受外物、他人、当然主要还是受神律或所谓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与“自我支配”相对的是对外在世界的支配，所谓改天换地、变革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支配突出的是人的意志；“自我支配”则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说明人可以支配或战胜自己的意志；二是把这种内在支配人的意志力量说成是先天的形式法则――只是形式法则，不管你具体做什么，只管你应该怎么个做法。前者如各种方式的内省、修炼，叔本华也相信人能做到；后者如康德的道德哲学。

所以讲“私德”，讲“自律”，是一种很高尚、卓绝的道德教育。康德在讲到“自律”时，特别强调的是“纯粹出于义务”和“你认不认为你所遵守的法则是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法则”。靠什么认定这一点？靠理性。我们传统文化中讲的“私德”、“自律”靠什么？靠人性，或说成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

到底这种高尚、卓绝的“私德”（自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教育而成的；是先天的形式法则即道德绝对命令，还是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个“善”，这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这里不再多说；因为儿童到学校是来接受教育的，实践理性或道德形而上学是以后自己读书、思考的问题。受教育与自己读书、思考是有关系、但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就是学会生活，后者是掌握知识。

学会生活，说到底无非两条：一是学会自我保护，包括身体、财产、名誉、尊严等等属于“自我”的东西；二是学会与人相处、共处，包括尊重、理解、宽容、同情等等，因为别人也是一个与你一样的“自我”，凡是你想“自我保护”的，别人也一定想“自我保护”，所以你希望别人尊重你，你就要先尊重别人。这些都是我们对待“生人”时才要求做到的；现在就是要讲清楚：这个“生人”并不是与你无关的人，他就是你的老师、同学（我们很习惯立即又把这种关系转变为“熟人关系”），或者在路上偶遇的一个什么人。

我们的教育很少教给孩子们如何与“生人”（其中包括老师、同学，甚至家长）共处、讨论、表达不同意见和倾听、宽容、理解、尊重的方式。一定要讲清楚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生人”，是一个与你完全一样、但并不对你负有某种绝对义务的“他者”，因为你只是你。这时候的“私德”或“自律”，在逻辑上就应该服从于“公德”或“他律”。

事实上，我们都承认个体心灵（内）是由群体社会（外）所塑造的；或者说，“私德”的完善其实有赖于“公德”的深入人心。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采访李泽厚的文章，他把“公德”理解为“共同善”（common good），他说他信奉的是“孔夫子加康德”。孔夫子指的是原典儒学，讲的是“道始于情、理生于情”的“情理结构的宗教性道德”；康德指的是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的具有“个体权利意识的现代性道德”。于是就有了想把外在的宗教性（他律，孔夫子）与内在的自主性（自律，康德）结合起来的思想趋向。李先生讲到了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其实都走的是强化“私德”教育的路线。

但这些依旧是知识，我们可以去听，去想，去讨论，去发表不同看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公共空间对我们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我所讲的“公德”，还依旧停留在一种生活方式上，就是说，怎么样与“生人相处”，在“公共空间”中应该如何表现，什么才是对别人的尊重与自重，这些才是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更为紧迫、也更为现实的“公德教育”，或者说成是“如何在公共领域里与生人共处的生活方式教育”。

当然，强调“公德教育”的现实性，实际上也就是要给孩子们一种超越性的意识：超出自我、自身，超出功利、超出我们事实上所追求的熟人、朋友间的密切与互助，进入或升华为一种具有陌生感的朦胧意识。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章程》的第一章第一条中就写道：“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把“人人独善其身”理解为“私德”，把“人人相善其群”理解为“公德”，然后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看起来已“大振”，然而无论是“独善其身”还是“相善其群”，怎么反而越看越觉得不大如以前，以至重读古典、回到古典再次成为人们的普遍心声？

是不是可以把“公德教育”之缺乏，也理解为若干“最缺者”之“一端”呢？进一步的问题是：哪怕“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国家依然可以“大振”，那么我们进一步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是“国家大振”，还是“公德普及，民智大开”？或者说，当我们把征服外部世界的意志力量表现得如此强悍、夸张和不顾一切时，那种内在的自控（无论是内省、修炼，还是意志的形式规则，绝对命令）却显得如此苍白、孱弱与贫乏时，让我们仿照康德的语式问一下：这是何以可能的？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公德”与“私德”、“外在”与“内在”、“群体”与“个人”间的关系？无论怎样，恐怕这些问题都是当年的梁任公所未曾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