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盛衰与全球经济互动关系的演变路径

“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经济衰退年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启动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1992年元旦前夕，时任总统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动员俄罗斯国民以“和平、克制和勇敢”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转轨。他向国民许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俄罗斯就会出现社会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富裕的景象，成为欧洲的“文明国家”。1992年1月2日，以价格自由化（即放开价格）为开端，“休克疗法”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试验。

说到“休克疗法”，我们不能不提到“华盛顿共识”。客观地讲，“华盛顿共识”针对的是已经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的拉美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等问题，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缺失的转轨国家。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却被俄罗斯政府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堪称“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

稍有经济学常识就会知道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是自毁长城。但为什么叶利钦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呢？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过去25年，今天看来，这恐怕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该说，恶化的经济形势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直接原因，紧张的政治局势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重要原因。不能忽视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的影响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休克疗法”的外部条件。1990年秋至1994年1月，“休克疗法”的发明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先后率领200多名西方经济顾问就一系列问题为叶利钦提供政策咨询，包括私有化、自由化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经济分析学会。同时，美国政府派遣了庞大的专家顾问组在盖达尔、丘拜斯内阁的主管私有化机构中参与有关方案和法规的起草工作。俄罗斯前国有资产国家委员会主席波列万诺夫透露：“在国有资产委员会工作的有35名外国公司的雇员，他们可以直接接触我们情报资料库中的所有材料。”此外，对于IMF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叶利钦政府的第一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格拉济耶夫做了清晰的说明，1992年?1998年期间，“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由外人来管理国家经济政策的状态，基本指标由IMF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银行以相关经济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准形式”。

在1992年1月到1998年8月的六年半时间里，俄罗斯历经盖达尔政府、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基里延科政府等几届政府对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都没能摆脱“休克疗法”的阴影，始终在极度艰难的经济转轨中痛苦挣扎。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其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数十年。

不仅如此，“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从苏联高度计划时期的国家垄断变成了激进转轨年代的寡头垄断，以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掌门人和政治权贵为主的群体对国有资产实现了合法占有，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攫取了苏联几十年积累的经济财富，国家充沛的资源被贱卖，产生的利润通过大门敞开的金融体系直接流入这些寡头设立在国外的账户。可以说，俄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盗窃和抢劫。更为严重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寡头政治是政治权贵与经济大亨相互勾结，以俄罗斯的未来为筹码实现各自的私利，在这场交易中，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被全然出卖了。

因此，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之中，把俄罗斯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用普京的话来说就是“富裕的俄罗斯变成了一个穷人国”。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俄罗斯经济的黄金时代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加之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1992年以后，俄罗斯对前苏联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造，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却始终没有摆脱其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依靠资源型产品和初加工产品的出口换取外汇，以此支撑国家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在普京“强国、富民、强军”的治国理念指引下，得益于世界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的持续走高，伴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俄罗斯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故事之一。普京带领俄罗斯逐渐走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以年均近7%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俄经济从复苏走向繁荣。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的生产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恰逢1999年以后世界能源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值的80%以上，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其中，石油天然气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0%左右。2007年，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高达8.1%，经济的高速增长向世界显示了俄罗斯经济已经摆脱了1992年?1998年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并正在重新成长为“崛起中的大国”。普京总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军事力量;对外捍卫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争夺话语权。所以，高盛公司在2003年发表的专题报告中首次使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并预测“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是必然的。俄罗斯政府更是雄心勃勃，试图以“赶超”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俄罗斯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俄罗斯依靠石油出口收获了大量石油美元，支持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220亿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亿美元）的债务。政府依靠石油出口收入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改革，让俄罗斯国民享受到石油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实惠，其中包括增加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等政府预算单位的职工工资，增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提高军人的待遇，等等。另一方面，在石油出口收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繁荣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不稳定的。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2008年的十年间从恢复性增长走向严重衰退，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伊始，俄罗斯政府曾乐观地做出了“俄罗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判断。但是，华尔街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急转直下。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机制下，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的持续恶化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形成猛烈冲击，而资源型商品需求下降和价格下跌对俄罗斯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因此，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中止了持续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普京已经明确意识到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过度依赖资源型产品和海外市场是俄罗斯经济的致命伤，因此俄罗斯经济必须由资源型向创新型经济转化。这一思想在2002年3月通过的《俄罗斯联邦2010年前及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初见端倪，在2008年11月联邦政府通过的《俄罗斯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构想》中趋向成熟。但当俄罗斯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将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候，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中，俄罗斯以其惨重的代价演示了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俄罗斯经济影响的路径和结果。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但长期以来，俄罗斯在经济全球化中被动尴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建树有限。然而2011年以来，俄罗斯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1. 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主要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从目前俄罗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看，主要处于贸易自由化水平上。贸易自由化的重要表现不仅是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993年俄罗斯就递交了加入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历经十几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2011年12月16日，WTO第八次部长级会议批准俄罗斯入世申请，俄成为WTO的正式成员。

2.从“欧亚经济联盟”到“大欧亚伙伴关系”。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影响力急剧下降。尽管由原苏联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组成了独联体，但由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独立初期的激进主张，多数独联体国家“去俄罗斯化”意识强烈。如果说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的话，那么，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及其对这一空间影响的性质和程度。

其实，普京从2000年就任总统后就提出要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独联体自贸区”等，但效果差强人意。2010年7月，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组成的“关税同盟”正式启动，2015年上述三国宣布成立“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宣布加入。

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5月主席访俄期间，中俄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6年5月，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呼吁建立一个有“欧亚经济联盟”、印度、中国、独联体各国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大欧亚伙伴关系”。6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大欧亚伙伴关系”正式写入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中俄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

我认为，普京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在外部压力增大背景下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反映出俄从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转向大欧亚一体化，积极向东亚、南亚扩展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回应，这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和加强欧亚地区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中俄各自国家利益的差异和来自美国等国家的阻力，“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将充满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