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嵌入新的历史意识

随着新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路遥和他的作品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事实上，这部作品从来都没有退出读者的视野，在一个长篇小说高产却容易“速朽”的时代，《平凡的世界》用巨大的销量和阅读量证明生命力的旺盛。当一个文科青年和理科青年相遇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平凡的世界》可以成为共同的话题，谈论那个变革的时代、兄弟俩起伏的命运和拼搏奋斗的历程，总是能够隐喻和投射我们当下的生存境况。尽管这部作品遭遇“两极化”的评价，遭遇专业化文学批评的“冷遇”，但谁也不能否认它产生的激荡和共鸣。《平凡的世界》何以能够穿越不同的时代？依靠什么征服那么多的粉丝？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路遥在小说世界中调动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通过变革期中国社会现实和城乡生活的细致刻画，探究和表达新的历史意识，这既是支撑路遥建构文学世界的“顶梁柱”，也是上世纪 80年代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在而不属于”的生命状态

回到 1980年代的文坛，“现代派”“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等蔚为大观，以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底色的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小说观念和技巧不断翻新，作家们 “各领三五天”，“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 ”。而“十七年”包括“”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却遭遇困境。在这样的时刻，路遥不打算回到过去，也没有狂热地膜拜西方，他清醒地走自己的路，紧紧抓住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用现实主义方法为大变革时代的中国注入新的历史意识。路遥对那个时代是熟悉的，亲身经历改革浪潮，与当时许多小说“回到历史”的路向不同，路遥就是要为那个时代大胆地做一个注脚。他如此真切地描写时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如此急切地赋予那个时代新的历史意识 [1]，这难道不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吗？如此近的距离怎么能看清楚那个时代？

带着这些疑问进入《平凡的世界》，我们看看小说提供了什么：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集体化道路与包产到户，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新时代与旧意识的不相容这是路遥包括其他作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思考分析，但仅仅靠这些并不足以让作品走得更远。路遥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的人生道路折射时代的难题和困境，从而表达了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生命状态，这恰恰也是《平凡的世界》所凝聚的核心历史意识：变革时代需要超越，从生活和逻辑上超越一切固有的状态，向更高更好的生活迈进。

孙少安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和父亲一起在黄土地上流血流汗。他为了弟弟初中毕业就放弃上学，为了不让润叶吃苦与她断绝情感，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 ”、只知埋头苦干的农民。他对国家的农村政策总是异常敏感，甚至敢于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突破条条框框，发展生产。朴素的生存之道使孙少安把追求好日子摆在一切政治束缚之上。他总是想改变家里烂包光景，干一番事业让人对农民也刮目相看。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而又头脑灵活的农民一旦遇到合适的社会条件，必然会大展拳脚。果然，农村环境一变，他就抓住时机办起了砖厂，虽经波折却发展壮大，成为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家。路遥也写到了孙少安富裕之后的头脑发热，但他在亲人的帮助之下猛然醒悟，最终决定用赚来的钱为村里重修学校，这已经超越了普通农民发家致富之后的自私膨胀心理。

小说重点刻画的孙少平几乎就是哥哥孙少安的“升级版”。他关心和注视双水村之外更大的世界，不甘心高中毕业回村种地，和田晓霞一样认同冒险和闯荡的精神。他是中国第一代进城揽活的农民工，从双水村到城郊落户再到成为大牙湾煤矿工人，孙少平逐渐脱离了农村生活，一步步走向自己选择的道路。他通过读书看报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和文化水平，产生能容纳苦难的宽阔胸怀，更具备了独立思考和觉悟人生的能力。比起哥哥他更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更相信自己的奋斗之路，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更加深刻。在许多人眼中，孙少平是“不一样的人 ”，身上有完全不同于农民的特征和气质。

无论是借助于阅读还是朴素的生存需求，孙少安和孙少平都不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身上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充满了改变现状的抱负和能量。这种能量异常充沛地体现在小说中，形成了人物特有的男子汉气概。他们不惧怕现实困厄，勇于打破常规，做出普通庄稼汉难以想象的事情。这背后的动力来自于对贫穷的惯性生活和僵化的思维意识的超越，而处于变动期的社会恰恰就需要变革的勇气和力量，打破既有的陈规，在社会和人生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开拓新的道路。路遥把兄弟二人的命运放到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在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精神领域发现社会问题和时代症结，从而展开了对变革时代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在而不属于”既是小说人物的生命状态，也是路遥重新界定历史的方式，这是一个具有身份焦虑、贫穷、社会阶层固化等时代难题困扰的平凡世界，无论用何种方式回答这些难题，是否能够解决问题，人都必须具有一种向上跃进的生命曲线，必须有“不属于”的气质和精神，从而不断超越既有的生活和逻辑。在超越性这个意义上，路遥建构的小说世界和人物生命状态是同构的，“在而不属于”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代和历史，意识到现实是一个需要改变和超越的世界。

以这种超越性的历史意识映照现实并指向未来，路遥的创作保留了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乌托邦性，但他并非要去建构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把“不属于”紧紧立足于“在”之上，从细致描绘和真诚书写现实的过程中赋予作品某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因而我们才会读到黄土高原一年四季的风景变幻，才会感受到西北农村人情世事的复杂多变，才会体验到变革时代的城乡气息。 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逐渐减弱和放弃了超越性的历史意识，要么回到深宫大院玩“历史循环”的游戏，要么接受某种理念欢呼“历史的终结”，人物已经失去了改变一切的能量和气质，回到自我的凡俗生活，吃喝拉撒，活着就是一切。路遥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地讲述黄土高原窑洞中农民奋斗的故事。他的“讲述”饱含着深情和理解，他清楚地意识到如何利用既有的文学资源打动读者的心，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成功了。

叙述的伦理关怀

阅读《平凡的世界》，总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时代的思考和看法，同时更能体会到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理解和关心。除了以人物的奋斗来表现超越旧生活和旧体制，小说表现历史意识的冲动还体现在叙述方面。

路遥在小说中使用了多人称叙述，以此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但最有特色的是不断突显叙述者的声音。我们分明感到这个叙述者不断代替作者发声，发表各种看法，对人物进行揣摩和分析。叙述者的声音在小说中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叙述者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叙述者及时出现在人物面临选择和痛苦的瞬间，指出人物行为的依据和复杂情绪体验，比如孙少平，叙述者尤其注重他的心理成熟过程，特别是每一次读书之后的人生体悟。在读了田晓霞推荐的杰克 ・伦敦的《热爱生命》之后，叙述人分析道： “当然，从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 ”[2]叙述者不仅阐释人物的心理动因，而且对一些留在旧时代难以转身的人物也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同情。比如田福堂和孙玉亭，叙述者一方面指出他们的很多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难以接受农村改革后双水村的巨大变化，另一方请读者给予他们同情和谅解，允许他们用时间来转变思想。

第二种是叙述者对社会人生的理性认识。叙述者描述国际国内的重大新闻事件，细腻描绘人物生活的城市和农村背景，直接站在一定的高度评价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抒发复杂而又丰富的情感。比如“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 [3]。

第三种是叙述者对各种文学作品的评价和呼应。叙述者通过主人公的阅读对涉及的文学资源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有时比较隐蔽，往往通过人物之口进行。从小说涉及的文学资源来看，苏俄文学和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显然是备受推崇的文学资源。在小说第二部，田福军与老作家黑白有一段对话谈及《太阳正当头》，这是黑白描写合作化运动和的长篇小说。田福军指出小说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了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同时也安慰黑白他的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不会丧失价值，今后的读者仍然会读这本书，不会怀疑作家真诚的态度。叙述者借助田福军之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利弊进行评价，相信只要小说真诚地描写生活本身就永远不会失去价值，这显然也是路遥创作的自况。无论是作为文学导师的柳青还是“”时期的小说作品，路遥都将其作为重要的资源继承下来。熟悉这些作品的读者都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用新的理念和理想描绘现实生活，而路遥赋予时代历史意识的努力也与此密切相关。

叙述者声音的不断出现表明路遥强烈的介入意识，他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希望借助叙述者展开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与人物进行对话和交流，理解他们的处境，同情他们的艰难困苦，进而与读者进行潜在的交流和碰撞，传达强烈的历史意识。路遥如此急切地想告诉读者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要把那种突破和超越既定生活和思维的冲动灌注到字里行间，他不得不需要一个时常跳出来的叙述者。

作为阅读者，我们对这个经常“发声”的叙述者有何感受呢？有人批评路遥的这种叙述方式，认为叙述者不应该老是代替作者发言，打断叙事进程，甚至影响读者的思考和判断，冷静客观的叙述最好。一种叙述方式并不能孤立地判断好坏，必须结合文本实践分析优劣。路遥选取的叙述方式既是要体现对人物命运的关心，又是要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怀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地表达那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为时代症结呼喊的责任，才能抒发路遥热烈拥抱现实的激情。与上世纪 80年代出现的“零度叙事”相比，路遥坚持主体性的介入和抒情，他要充分表达出变革时期旧的体制和生活压得人透不过气，敏锐捕捉生活所具有的新生机新活力，以新的历史意识重新组织文本的世界，用巨大的伦理热情激励读者的思想意识，从而体味和认同作者赋予时代的新历史意识。

《平凡的世界》结尾有一段关于孙少平受伤以后留下的伤疤的描写：

他在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起来― ―部分地遮掩了脸上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地使他具有了别一种男子汉的魅力― ―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 [4]

孙少平前一秒钟还不敢正视这道不幸的伤疤，但随即就坦然接受并把生活的苦难和不幸转化为一种魅力，在伤疤中我们隐约看到上世纪 80年代的硬汉形象。此时对于孙家兄弟来说，最重要的女性人物――秀莲和晓霞――都已经走向死亡。生活在他们身上还在刻下重重的伤痕。路遥是清醒的，他没有把强烈变革和突破的历史意识导引向廉价的大团圆结局，而是让众多具有帮助者功能的女性形象遭遇不测。纵使人生的事业和轨迹都在向上走，但是依然有着难以言说的隐忧和痛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遥建构的平凡世界是一种混合了变革希望和苦难困厄的世界，这一点使小说保留了相当的复杂性和探索性。这道伤疤既隐喻了变革的艰难和重负，也隐喻了超越性历史意识的色彩和光芒，因而它具有别样的魅力和气质。这种历史的冲动和意识包含了主体对于时代的理解和体悟，包含了突破限制和不断前行的力量，它其实是指向未来的一种意识，但又深深植根于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不管它提供的解决方式是否会带来伤痕，但那种要改变不合理秩序的愿望和为美好生活奋斗的精神具有无限的魅力和美感，它恰恰是路遥以新的历史意识为那个时代嵌入的“伤疤”，那里有种种不合理和苦难的根源，也有新的生机和活力，但需要他和笔下的人物一起呼唤读者激活这种历史意识，产生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并付诸行动。

今天的世界被肆虐的资本同质化，青年人面临社会的固化和压抑，那种改变的冲动和欲望招唤着路遥，也招唤着《平凡的世界》。很多文学作品已经放弃了书写那种超越性的历史意识，放弃了批判现实的锋芒和突破现实的奋斗，它们耽溺于炫富、小资和欲望的游戏，自然而然地接受资本逻辑的驯化，丧失了寻找差异化生活道路的追求。 80年代的文学遗产清单中应该有路遥的位置，因为他使我们还保留超越性的历史意识，还能看到文学激活现实的力量。

注释：

[1] （德）约恩 ・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3.吕森将历史意识定义为：将时间经验意识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活动的总和，并认为历史意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表达出主体对于生活的导向和某种认同，历史意识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叙事表现出来。

[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I].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180.

[3]、[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I].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416，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