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利益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利益;土地承包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论文摘要:农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今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把保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建设，使农民能够自愿地、放心地参与土地流转。同时，通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以及提高政府工作意识等手段，确保农民意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受到尊重。

我国十三亿人口中，九亿在农村，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69.2%，是中国人民中名副其实的“大多数人”。虽然到2000年，我国总体上己经实现了小康，但如此“大多数人”达不到小康水平，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现阶段的小康也只能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得不平衡的小康。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农村，支持农村，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农民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暂且不计革命时期农民的无价贡献，不计农村储蓄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的有偿信贷资金，也不计算过去农民为国家所缴的税费，仅仅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按现价计算，最保守估计也高达三十万亿!农民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己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我国已进入人均gdp上千美元的今天，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多予、少取、放活”，而给农民以土地方面的政策，实际上是最大的多予。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产，当然也是农民的财产，如何使土地这一财产能够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来源之一，就需要有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把土地财产转化为现实收入的前提是土地产权要能够流转，即农户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能够流转。这种流转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产权交易，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财产权利就是在交易中实现向现实收入的转化。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滞留在农民手中而不能流转，就不能转化为现实收入。这实际上也就阻断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农民收入的增加就会因为只能来源于劳动性收入而受到制约。在全力以赴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现阶段，农民利益归根结底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在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时，应始终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保护农民利益，就是保护集体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利益。

一、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在于农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与否，直接关系中国九亿农民财产权益有无保障，进而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2009年“两会”总理工作报告阐明了2009年将全面加强“三农”工作，在相关措施中，报告提出:要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包括离乡农民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夕，一字之差，却具有重大的实质意义，是党在农业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决断。有学者建议把土地有时限承包，即从开始的十五年承包，现行的三十年承包，完善发展成为无时限承包。因为有时限承包，如三十年承包，就意味着承包到期要变，会埋下悬念和疑虑，不符合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要求。而无时限承包使农民权利的完整性从权利的行使时间方面得以实现，几乎使农民有了土地用于农业用途的全部权利。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了完整的资产和独立的商品，具备市场交换的产权条件，其含金量将和土地所有权大体相当。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由“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体现了我国政府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决心，这一政策性变化也将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新起点。三十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难规范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旦“长久不变”，产权就清晰稳定了，土地流转市场随之才可能健康发育。只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了，才能解除农民对投资土地生产的后顾之忧，农民才会对土地生产有长远的预期产出期望，自愿对土地投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土爆朗肋，发展沾哑当立阎。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虽然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农民谋生的手段己经多种多样，但是，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仍来源于土地的产出，土地的基本产出能力决定了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尽管依附于土地的保障是一种最低水平的而且也常常是最低效率的保障，但毕竟给了农民希望。很多农民没有其他技术，都把种地作为一种依靠、作为一种工作。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种替代而存在着。中国农村土地在现实中一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土地的社会功能在现实中处于首要位置上州页予以优先考虑。正是基于农村土地社会保障的特殊功能，很多学者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持怀疑态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目的是使农户有地种，而不是使农户有地卖，公有的土地分给农户种植本身就没有让土地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的意义，不然，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直接在产权市场挂牌交易就可以了，无须再有土地承包了。”“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农民也是一个神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可能给农民带来一笔收入，但农民从此不再有土地可种，损害的是农民的长远利益。这不过是以市场的名义剥夺农民的生存权利。即便从交易本身看，我国多数农民防范风险和保护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强，是市场中的弱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中，吃亏的一定是农民”。看来，只有解决了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才能打消反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学者的顾虑。而更重要的是，只有解决了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才能打消农民主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顾虑。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不但削减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也限制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的丰富。如有学者主张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我国应当放开家庭承包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建立家庭承包与非家庭承包之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一体抵押的制度”。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可以为农民进行农业融资提供条件，也能发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价值。然而，目前还没有法律规定以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以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法》第184条禁止抵押的对象。这正是缘于我国农用地承载的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很多学者，包括立法者认为，允许农民抵押自己的承包地意味着农民会因为债务而丧失土地，从而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以其它方式承包的土地，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如果土地承包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出去，一旦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抵押权人如果行使抵押权则会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承包方就要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使农民失去生活保障，严重影响农户家庭的生活，造成社会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相比，显然是落后的。而这种落后同时又制约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从目前来看，农民的社会保障还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城镇社会保障的高标准、高费率使得农民无法承受;二是社会保障无法有效转移的弊端不能适应农民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已有的保障实际功能大大削弱。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本依托，农民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时，他所分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成为他从家庭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理由，他也可以将土地转包出去以获得收益。因此，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甚至是已经实现了农转非职业转变的农民，因社会基本保障功能因其农民身份仍主要寄托于土地，而宁愿使土地闲置，也不愿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从进入流转的土地看，基本上都是非耕地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其原因就是非耕地不受或少受为农民提供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的约束，土地能够自由进入市场流转。发达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民退路多，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土地也较容易进入市场流转。难怪有学者断言，“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不可进入市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我国社会能不能为失地农民的生存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实际问题。能，我们就不必担心土地向一部分人集中;如不能，我们就不能允许农民在毫无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失去土地。不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仅仅从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的教条出发，就主张将土地承包权推入产权交易市场，是脱离实际的”。

因此，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务之急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亦称农地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构建的以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为目的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社区福利等在内的系列法律保障制度的总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起到弱化农地长期以来所负载的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减轻社会功能负担后凸显其经济功能，进而使无力或无兴趣经营农地的农户，在解除其生存权保障的后顾之忧后，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要在部分县(市)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决定2009年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通过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积累新农保基金。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全国普遍实施，2020年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这一重要举措对中国农民、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我们期待着此次新农保试点的成功，同时，我们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的期待也便有了理由。

三、尊重农民意愿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享有的实实在在的财产权，“为了促使资源由较小价值向较大价值用途移转，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是可以自由转让的”。农民有权依照自身意愿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包括流转数量、方式均由农民自己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行政手段阻碍或强迫农民流转自己土地，让农民受益，土地增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户有权决定土地依法流转，也有权决定土地不流转。农户有权决定土地流转方式和取得收益。中央三令五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尊重农户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干涉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发包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干涉。现实中，不乏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所有者身份侵占农民利益的行为，如村委会的寻租行为、侵吞流转费等。借农业结构调整之名，随意终止承包合同，无偿收回、非法转让、出租和越权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强迫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些行为干涉了农民的自主生产经营，侵害了农民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利，不利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导致土地纠纷呈扩大蔓延之势，伤害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二是来自地方人民政府的干涉。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农村土地的管理者，职责在于监督土地资源的合理运用，监督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流动，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去干预甚至取代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更有甚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看做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在利益的驱使下，无视法律规定，依靠行政命令无偿或低价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热衷圈地搞政绩，严重违背了农民意愿，侵犯了农民财产权。

因此，在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时，必须考虑到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干涉农民意愿现象的预防。《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此己作出了部分努力，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项欠款。”但该法第三十七条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的同意权规定却未能把尊重农民意愿的宗旨贯彻到底。“同意权”留下了农民意志受村集体组织不当干涉的隐患。“实践中如果承包方与发包方的人际关系不良，他所提出的流转申请发包方就不会同意(因为法律并未规定何种情形下应同意转让流转)，为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常合理流转将障碍重生”。《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仅是发包方同意承包方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发包方还可以除此之外找寻很多理由来阻碍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更何况“准确判断承包人是否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困难的，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其结果只是使发包方可以以承包人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为正当理由，干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所谓“稳定”是指何类非农职业，又是指多少收入来源以及该状态维持多久方为“稳定”，法律很难给出令众人信服的答案。民法上，确有通过他人意志对行为人的干预来保护行为人的，如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之追认权制度，但也仅存在于民事行为主体行为能力欠缺的情况下。倘若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组织成员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须集体为其判断某项行为后果是否将危及其生存安全?“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维护者。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能够通过理性判断趋利避害，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本就源自农民的智慧，立法者不应低估农民的智慧，在私人利益的选择上为其设定“法定人”。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或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鉴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自2009年开始已经得以有计划的推广，取消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权”的理论条件与现实条件均已成熟，再次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可以考虑取消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权”，以体现立法者将尊重农民意愿贯彻条文始终的决心。

至于地方政府对农民行使财产权意愿的干涉，归根到底是工作意识和依法行政的问题。地方政府应正确认识自身角色，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定位应该是保证流转合法性的管理者和促进流转顺畅的服务者。地方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不是越姐代危、直接操办土地流转，而是要要做好涉及土地流转的资格审查、合同鉴证、档案管理和动态监测等工作;为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制定土地利用与流转的长远规划，做好土地的集中连片和整理工作，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我们的行政机关，如果在进行一系列管理、服务工作时，心中有宪法，心中有人民，依法行政，行政为民，农民意愿也就自然能够得到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