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里开出的花

圣诞节前夕，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又立起了一棵近两层楼高的圣诞树。它被老师和学生称为“giving tree（给予树）”，树上挂满圆形的小卡片，卡片上有苏北农村贫困学生的照片、姓名、年龄和想要的新年礼物。

经过圣诞树下的外籍学生们，会摘下树上的卡片，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集礼物，然后打包好放在树下，附上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但很少有学生知道，这项延续多年的活动，源于一场血腥的命案。受害者里有他们的2位校友，而命案的始作俑者，来自他们正给予帮助的苏北地区。

命案

时间拨回到2000年4月1日。

深夜11点，51岁的于尔根・普方和家人在南京玄武湖畔的高档别墅里其乐融融地看电视，未想到噩运慢慢向他们袭来。

这是一家四口从德国来南京的第三年，时任中德合资亚星奔驰公司副总经理的普方刚刚习惯了中国的生活。亚星奔驰公司在扬州，孩子们在南京国际学校念书，爱家庭的普方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只为享受晚餐后的家庭时间。

4个来自苏北沭阳县的青年就在此时潜入了普方家。他们爬上了二楼的阳台，进入了卧室。

“哐！”卧室里发出的巨响惊扰了一楼客厅的温馨，普方上楼查看究竟，四个青年慌了神，在他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将其牢牢勒住。匕首刺入了胸膛，普方当场毙命，来不及发出任何声响。十几分钟后，先后上楼的普方太太佩特拉、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相继遇难。

回忆起这场血腥的命案，普方的朋友们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他的中国朋友刘海宁说自己听闻后的第一反应是：“这该死的愚人节，开什么国际玩笑！”可随即便被海量的媒体报道震惊：普方和他的家人都倒在血泊中，犯罪嫌疑人当日全部被捕，年纪仅在18到21岁。

“那么好的一家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朋友们痛心疾首，再也听不到那个高个子、大眼睛男人的爽朗笑声。

普方

“普方一家都是热心肠。”普方最好的朋友、德国巴符州国际经济和科技合作协会南京代表处成员朱丽娅如是说。

普方是典型的德国男人，个子高大，绅士谦和，永远慢条斯理地与人讲话。在朋友的记忆里，他从不曾与人高声争执。妻子佩特拉比普方小11岁，是全职太太。朋友们造访普方家，都由她张罗，她爱笑，喜欢做各色拼盘和水果沙拉。

逢周末，普方会邀上一些南京的外国朋友，在家里小聚；或是号召一家人外出活动，骑行、打网球和参加公益活动。曾有对非洲夫妻来南京上大学，后来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去帮助他们，最积极的就是普方一家，尤其是普方女儿桑德拉。

如此乐善好施的一家人，怎会惨遭毒手？

案件轰动一时，引起中德两国的强烈关注，有德国媒体猜测：“有人觊觎普方在公司的地位，策划了这场谋杀。”

更多细节被媒体扒出：普方右臂被砍两刀，背后被戳一刀，死时右目怒睁，左目紧闭；其妻身穿睡衣，腹上被戳一刀，肠子外露；其子其女死于母亲附近，其子手里还无力地握着一把美工刀。

远在德国的普方家人，从接到死讯的那天起，再也没了笑颜。70多岁的老母亲常呆坐着回忆：前一段儿，普方还带着孩子们回国看她，孙子拿着游戏机玩得忘乎所以的样子，如在昨日。

“一家四口人啊。”她无数次哀叹，声音沙哑，眼泪在皱纹里磕磕绊绊。天天都在等中国传回来的消息，怕看了伤心，但又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宽恕

真相没有想象中的扑朔迷离。4个男青年一开始想偷摩托车，后来觉得换来的钱不够花，建议去高档别墅区偷窃。他们潜入小区，想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东西可偷，于是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

“我们当时都没钱了，饿了好几顿。”被告席上的4个青年面色青白，衣着寒碜，脸上没有预想的凶神恶煞、粗暴残忍，反而显露着做错事的惊惶。

“饿了就可以杀人？”普方亲友觉得荒谬：“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

普方母亲没有前来听审的勇气，由律师转述的话语，经过了加工，可以少流几场眼泪。“赔偿60万人民币。”她提出索赔，但律师很快发现，4个青年的家庭一贫如洗，根本无力承担赔偿。

“那几个孩子最大的21岁，”律师告诉普方母亲，“一审他们被判死刑。”

“死刑？”普方母亲诧异，因为德国并没有死刑，“可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他们家庭条件差，没受过什么教育，十来岁就辍学打工了。我去他们每个人的家里了解情况，父母都哭作一团。的确过得苦，收入仅够生活，连一件像样的电器都没有，最拿得出手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收音机……”

事发后的一年里，普方母亲常通过律师了解案件情况，她的情绪也随着对事情的深入了解悄然变化，从一开始的愤怒和震惊，变为对4个青年命运的担忧，到最后，她开始关注中国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情况。

2001年二审前，普方母亲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放弃赔偿、请求不要判处4个青年死刑。“我觉得他们死了也不能让普方活过来。”短短几句话，她哽咽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像在重新鼓足勇气，“相信普方也会选择宽恕，以牙还牙的报复并不能改变残忍和罪过，但爱和宽恕可以。”

当律师在二审时高声朗读普方家人的意见后，现场一片哗然，习惯中国文化里的以牙还牙，却不容易理解以德报怨。很快，人们看到普方亲友的宽恕不止于此。

“虽然愤怒，但也替最终被判处死刑的四个孩子惋惜。”亲友们发起提议：“这件事情如果就这么过去了，只会被遗忘，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改变那些贫困孩子的命运。”

“如果普方还活着，一定是第一个参与的人。”普方母亲说。另一种怀念普方的方式就此兴起：成立基金会，用筹集的资金，支援杀死普方一家的四个孩子的家乡――苏北贫困地区，至少让穷困的孩子们完成九年制国家义务教育。

改变

由于种种原因，单独成立普方基金会未被核准，亲友们转而将其挂靠南京爱德基金会，成为爱德内部的“苏北特困生项目”，成立“普方协会”。

每年，协会会举办数种形式的筹款晚宴，其中最大的两场是4月1日的“普方之夜”和一年一度的拍卖会。每位来宾购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入场，而后，会得到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这是普方协会的LOGO，寓意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是一朵小花，只要能有爱心人士扶持，他们能在逆境中绽放。

2013年的普方之夜共募集了15万余元的善款，这些善款被用于苏北地区贫困学生的日常资助――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除了物质层面的资助，普方协会

也会给予孩子们精神鼓励。南京国际学校给予树下的新年礼物，每年都由普方协会和爱德基金会派专人驱车两千多公里送达每个孩子手里。

13年来，普方协会资助了近700名学生，让他们完成了义务教育，甚至念完高中、大学。协会常会收到苏北学生的感谢信，内容充满正能量：“希望我长大后，能像你们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不是你们，我或许会过着和父辈们相同的苦难生活。”……

这同样影响着南京国际学校的外籍学生们，从幼儿园到高中，这里的老师一直在灌输“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给予比接受好）”，而这无疑是最好的教育实践机会，让孩子把帮助别人当成生活习惯。

这样的善举还影响了更多的中国人，化解了那些曾经的疑惑：“人都被杀了，还要来做好事？”西方文化里追求和解与宽恕，讲究慈善和回报社会，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

“总觉得爱和宽恕还会影响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朱丽娅和刘海宁都欣喜于看到这样的改变，他们把这些成果传递给大洋彼岸的普方家人。每次回德国，他们都会去看望普方家人，顺道去普方的坟头拜祭。在坟前说说协会的发展情况，献上贴着协会LOGO的礼物。在协会的LOGO――那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上，赫然印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