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年律令·具律》中的法律思想

摘要：《二年律令》中的《具律》是《张家山汉简》中关于诉讼法律制度规定最集中的一篇，其中各种诉讼法律制度反映了重视案件的审判权、注重司法官员的资格和审理权限、主张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等一系列法律思想，是对秦法律思想的发展和承袭，对以后各朝代的诉讼法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二年律令； 具律； 法律思想

江陵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中的《具律》原是战国时期的“六律”和汉代“九章律”中的一律，汉《具律》晋代已经亡佚，历代文献偶有零星记载，但语焉不详。《二年律令·具律》共43简（第82～125简），仅次于《贼律》（共53简），是全部28种律令中较多的一种。其内容涉及诉讼、刑名和科罚标准等内容，使我们清楚的了解秦汉时期《具律》的原貌和流变，对重新理解秦律也很有意义.本文在这里将讨论《二年律令·具律》中的法律思想。

《二年律令·具律》的规定构架了一套较完整的诉讼法律制度。其所反映的法律思想如下：

一.便利诉讼，重视案件的审判权

这种思想在法律中的具体体现是明确和严格规定关于受理案件和审判案件的权限范围，同时确定司法审判权官员的级别。既体现了“便利诉讼”的目的，又保证每个案件能得到审理，见简一一：

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远其县廷者，皆得告所在乡，乡官谨听，书其告，上县道官。廷士吏亦得听告。

从这条规定可知，案件的审判权在县廷，为方便当事人诉讼，乡官、廷士都可受理案件。在睡简的《法律答问》中，对案件的审判权有类似规定：“‘辞者辞廷。’令郡守为廷不为？为（也）。‘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可（何）谓‘官长’？可（何）谓‘啬夫’？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1]（P115-116）

二.主张未成年人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

对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有特殊规定：不满10岁的人，除了杀人罪外，对其所犯的罪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见简八六：

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

这条实际上还包含着另一个法律原则；对处以笞刑的，可用罚金来代替，即以金钱刑代替肉刑处罚。虽然法律规定“吏、民”都可以适用此规定，实际上对有钱阶层提供了一条逃避法律惩罚的途径。

《汉书·刑法志》中也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处置的记载：

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2]（《汉书·刑法志》）

虽然《二年律令》的规定与《汉书·刑法志》中的记载年龄有的不同，但都体现出刑法对年幼者的保护及其重罪应当受刑事处罚的法律思想。

三.重视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防止“出入罪”

对证人及参与诉讼的其他人员在诉讼中行为的规定，反映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重视，审理案件的主要依据是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严厉处罚伪证。

证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狱未鞫而更请（情）者，除。吏谨先以辨告证。（一一）

译讯人为讠作（诈）伪，以出入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一一一）

在《唐律疏议·诈伪律》中，这两条规定的内容合为一条：“诸证不言情及译人作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疏】议曰：‘证不言情’，谓应议、请、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并

据众证定罪，证人不吐情实，遂令罪有增减；及传译番人之语，令其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谓减所出入罪二等。‘译人与同罪’，若夷人承徒一年，译人云‘承徒二年’，即译人得所加一年徒坐；或夷人承流，译者云‘徒二年’，即译者得所减二年徒之类。”[3]（《唐律疏议·诈伪律》）

唐律的内容，除了处罚力度和方式上与《二年律令》有所不同外，其与《二年律令》的沿袭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

四.注重对当事人提供法律救济。

在《具律》中，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主要体现在案件的重审方面，且规定比较详尽。见简一一四至简一一七：

罪人狱已决，自以罪不当，欲气（乞）鞫者，许之。气（乞）鞫不审，驾（加）罪一等；其欲复气（乞）鞫，当刑者，刑乃听之。死罪不得自气

（乞）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为气乞）鞫，许之。其不审，黥为城旦舂。年未盈十岁为气（乞）鞫，勿听。狱已决盈一岁，不得气（乞）鞫。气（乞）鞫者各辞在所县道，县道官令、长、丞谨听，书其气（乞）鞫，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

上述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包含着比较丰富的法律原则：首先，对重审申请者进行严格限定，一般的刑事犯罪，申请重审者必须是本人；死刑的申请重审只能由其近亲属如父、兄等提出。其次，追究申请重审而不实的行为，由犯罪者本人提出的，罪加一等，由死罪犯的近亲属提出的，对申请者处以黥刑。再次，利用时效的规定防止滥诉。最后，对重审案件的受理机关和审理机关进行限制，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

五.主张保护皇族和贵族的利益，在诉讼中维护其特权地位

在《具律》的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在诉讼中具有爵位的人以及皇亲国戚可以减轻处罚。

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为粲。（八二）

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八三）

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也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撤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八五）

有学者指出，这是“八议”制度的早期形态，主要是议爵和议贵。[4]《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有：“诸八议者，犯死罪……。【疏】议曰：“流罪以下，犯状既轻，所司减讫，自依常断。……”[3]（《唐律疏议·名例律》）实际上，无论是秦律，还是汉律和唐律，都是维护特权阶层，保护特权阶级的利益尽量少受法律的影响。

六.累犯从重。

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趾），斩左止（趾）者斩右（趾），斩右（趾）者府（腐）之。女子当磔若要（腰）斩者，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当赎斩者赎黥，（八八）累犯从重的原则和思想在更早的睡简中已有规定，应当说这是沿袭了秦律的有关规定。累犯加重处罚的思想在唐律中也有所体现，《唐律疏议》中称“更犯”：“诸犯罪已发及已配而更为罪者，各重其事”[3]（《唐律疏议·名例律》）。

七.重罪吸收轻罪。

如果一个人犯有数罪，处罚时，按照其所犯的最重的一个罪进行处罚，见简九九：

一人有数殴，以其重罪罪之.

八.严厉处罚职务犯罪。

对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中的违法、枉法和治狱不当行为采取严厉惩罚的态度，并规定出相应的处罚方式。《二年律令》中相关规定所涉及的内容非常详细.见简九三至简九八：

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其当系城旦舂，作官府偿日者，（九三）罚岁金八两；不盈岁者，罚金四两.（九四）两，购、没入、负偿，各以其直（值）数负之.其受赇者，驾（加）其罪二等.其非故也，而失不（九五）审者，以其赎论之，爵戍四岁及系城旦舂六岁以上罪，罚金四两.赎死、赎城旦舂、鬼薪白粲、赎斩宫、赎劓黥、戍不盈（九六）四岁，系不盈六岁，及罚金一斤以上罪，罚金二两.系不盈三岁，赎耐、赎迁、及不盈一斤一下罪，购、没入、负偿、偿日作县（九七）官罪，罚金一两.（九八）

九.注重司法官员的资格和审理权限。

对司法官员资格的规范和对官员审理权限的规定，能够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二年律令》的《置吏律》是专门规定官员资格和职责的，《具律》的这个条款只规定了司法官员的资格和审理权限的一部分。睡简的《秦律十八种》，就有关于官员资格和权限等方面的条款，如关于司空职务的《司空律》、官吏任用的《置吏律》等。《唐律疏议·职制律》述：“职制律者，起自于晋，名为违制律。”[3]（《唐律疏议·职制律》）但是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到，有关官员的资格和职责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在秦朝的法律中已经存在，在汉朝的法律中，也有专门的规定。

上述《具律》的诉讼法律思想，很多源于秦律，并对秦律中的一些法律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充实。这些法律思想也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

参考文献：

[1] 睡虎地秦墓竹简[M ].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2] 班固. 汉书[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4] 曹旅宁. 秦律新探[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