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渐不闻声渐渺

摘要：在当下大众文化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国电视纪录片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大量增加“娱乐性”和“趣味性”元素以获得“收视率”。同时，纪录片创作者们在生存危机的考验下也不得不面临以“大众”的口味为创作方向标的尴尬境地。因此，中国电视纪录片“人文关怀精神”缺失在所难免。

关键词：“大众文化”图景 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栏目化的影响 创作者主体身份的迷失

上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使以精英文化形态为代表的纪录片颠覆了以宣传为目的的传统电视纪录片一统天下的格局。21世纪的电视纪录片呈现出大众化、娱乐化、世俗化的多元审美特征。而贯穿其间的却是电视纪录片“人文关怀精神”的渐行渐远。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21世纪中国大众传媒主导下的“大众文化”图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迎来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促使了“大众文化”的渐渐出场。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两个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是大众的精神需求；二是大众传媒的普及化，尤以电视为最。

首先，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饱受折磨的国人在终于可以摆脱那一段过于沉重的历史时，他们的心理上自然更愿意亲近“轻松与安逸”。人们不再有伟大的理想和唯一的精神信仰，有的是更现实的生活目标，是实现人际间那份默默温情的渴望和满足基本生活享受的热情。人们不再把建构生活的崇高意义当做自身行动的前提，而把自己的目光从理想的天空收回来，投向自己脚下的物质现实，开始了醉心于自我满足的快乐中。各种各样的综艺娱乐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消费和诉求，而一些还存在的稍微沉重的节目大部分就面临了被冷落的命运，深沉厚重的电视纪录片也因此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其次，随着广电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已通过无线卫星覆盖、有线联网、数字微波等方式完成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城乡的视频信号覆盖，这在为亿万受众提供了无比巨大的收视空间和选择余地的同时，也给行业内部带来了激烈的收视竞争。同时，由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喉舌的传播角色定位向以“受众”为中心的服务型传媒组织的角色转换带来的“受众口味”成为广大媒体的命脉。如此这般，一方面媒体要看大众的“脸色”行事；而另一方面，媒体又在引导与强化大众的“脸色”。而一旦这种“脸色”指向的是一种保守、消极和及时行乐，那么这种“死循环”将会导致一种极其危险的“大众文化”，一种极为庸俗的、肤浅的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的文化形态。

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

除却历史因素，现时的许多思潮都会对当下人们思想观念起到很大的引导与强化作用。其中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两种思潮。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思潮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去“宏大叙事”、去“中心”，讲求“多元化”的观点与解释。这种思潮在本质上鼓励人们走出“权威”、“终极理想”、“一般真理”的“统治”，鼓励人们把自己推到前台。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大众文化的思想理论形态，大众文化则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实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颠覆了人们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主张人们勇敢、真诚地去直面宇宙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神秘性，主张人们对权威的质疑等。在某些方面，虽然它包含了人本主义的思想，但我们仍能从中窥见可能存在的危机即加剧“个人主义”与“道德退化”。而这种危机正以“大众文化”的形式扭曲着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本质。

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消费主义思潮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社会兴起的一种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社会思潮，是伴随所谓“消费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消费社会”是以“不断增长的物质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为基本特征的。由于社会生产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的阶段，大批量生产构成了今日时代的特征。而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由此促成了消费主义的出现。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世界里，大众媒体并不是游离的。文学作品里、电视剧里、电影里、广告牌上充斥的是各种消费观念、消费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商品的广告。就连最为严肃的新闻里，也正流露出“消费主义文化倾向”。媒体已丢失其主体性身份，他们要做的就是极力宣传与营造“消费文化”的氛围，并沦为其帮凶。同时，大众传媒本身也已经成为消费品。在这样一种氛围里，人文精神必然要没落。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栏目化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传媒的市场化发展，电视节目的栏目化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视纪录片也同样如此。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开播，标志着中国纪录片栏目化的开始。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中国电视纪录片进入了低谷，电视纪录片栏目也就跟着沉默无语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竞争机制”。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栏目化”的电视传媒来说，竞争机制表现为“收视率”。因而每一个栏目的生存命脉都紧系于它的收视率，以收视率来拉动“广告客户”，从而决定自己的生存命运。这样一来，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就不能再单纯依靠创作者或创作团队的主体意志，而是必须了解市场行情。所以纪录片制作公司面临的处境和生产产品的厂商是一样的：为了确保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他们首先要保证对市场需求有比较完整、细致的了解。毫无疑问，电视纪录片的市场乃广大受众。所以，在“收视率”的竞争中，纪录片不得不向受众投去咨询的目光，以创作受众所喜爱的纪录片。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者及其产品已失去其主体性身份，他们越来越无法对观众说“不”。所以，当受众口味同纪录片的本质精神不一致时，纪录片的让步必然使得它在迎来高收视率的同时也使得它的本我渐渐死去。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如今的受众已经无暇思考、无暇关注社会整体了，他们早已陷入“消费主义文化”的价值观中，所以以他们口味为导向的纪录片在“人文关怀精神”上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创作者主体身份的迷失

电视纪录片“人文关怀精神”的危机从主体上说是纪录片创作者自身的危机，是创作者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失落感和无所适从感的表现。因为无论是艺术还是学术，其实施的主体都是创作者。所以“人文关怀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创作者的生存危机”。失去主体身份意味着只能成为附庸，艺术创作者主体身份的丧失使得整个社会开始失语，人文精神沦为市场背后的尘埃也就成为必然。值得当前电视纪录片创作者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增加娱乐性与故事性的同时不弱化其文化启蒙的目的。正如“探索亚洲有限公司”前中国事务副总裁罗百鸿指出的，探索频道的成功就在于将娱乐化的元素引入纪录片――娱乐化纪录片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要有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所以“寓教于乐”或许应成为纪录片当下的一个折中的选择。

电视纪录片必须始终紧记它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重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权益，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风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可喜的是，近年来相当多的中国纪录片人再次举起“人文关怀精神”的旗帜，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践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品格，探索时代的纪录片表现形式，拍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内容涉及社会、历史、自然、人文等诸多领域，丰富了中国荧幕，呈现给广大观众以真正的视觉盛宴，为浮躁的社会和浮躁的大众文化带来了理性思索的清风。

参考文献：

1.吕新雨：《中国纪录片：观念与价值》，《电视研究》，1998（7）。

2.安若：《消费主义笼罩下的社会新闻》，《青年记者》，2006（37）。

3.毛家武：《对电视纪录片真实性的美学思考――兼谈电视纪录片真实性的三个层次》，《山东视听》，2006（5）。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学院传媒科学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