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社会失范论及其对策

摘要：默顿社会失范理论以文化目标与手段为其基轴，包含五种行为模式，在启示我们以宏观为基础进行微观改造、控制社会越轨行为价值观的更新与确立、机会平等、有效对策的提出以犯罪类型不同为根据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该理论也有其阶级、自身的局限性。

关键词：默顿 社会失范理论 启迪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267-03

一、默顿社会失范理论的缘起

“失范”一词，最先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在谈到社会参与的某些情况时使用的。在社会失范情况下，人们不具备为实现自我和获得幸福所必需的条件。迪尔克姆认为这些条件是:行为必须由社会规范控制；这些规范应该形成一个完整的、没有冲突的体系；个人应该在道德上与他人发生关系，以便一个自我完满的人的形象变成与我的形象不能分离的形象，并且给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快乐规定明确的界限。凡是存在着不明确的、彼此冲突的、分散的地方，个人与他人就不存在有道德意义的关系，或者没有规定获得快乐的界限，这就是社会失范状态 [1]。自迪尔克姆以后，社会失范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已经被社会学家广泛地接受，不过赋予它的含义及表述方式各有不同 [2] ，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默顿就是对其理论加以诠释改造者之一。

莫顿在194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从价值上把社会结构分为目标与手段两部分。目标即文化目标，是社会上的人们所共同的，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会确立起一些它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鼓励其社会成员为之奋斗。如美国社会中的希望富贵的目标。手段是为了达到目标的合法手段，即制度性手段。一个社会在把某种文明预定的文化目标逐渐灌输给其成员的同时，也用控制性规范来武装其成员，这种规范就是规定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合法利用的制度性手段。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以制度、规范等形式规定了人们为达到目标而应该和可以利用的手段。这些手段以文化中的价值观为基础，一般不包括达到目标的许多最有效的技术性手段。例如，希冀富贵可以用艰苦劳动、诚实、接受教育、克制欲望等手段来实现，应禁止使用武力和欺骗等更有效的非制度性手段去实现。如果社会成员利用这些手段能够达到其目标，就不会产生紧张和越轨行为，因而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巩固。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出现不和谐的状态，就会促使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价值崩溃（失范）。如果不和谐的状态严重或者持久，就会削弱控制性规范，产生社会异化状态，导致处于紧张状态的那些人可能通过违法犯罪来缓解紧张感。对个人而言，价值崩溃就是道德的堕落。例如，现代社会中，经济上的成功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在整个社会中是一致的。但达成这种目标的合法手段却因阶层和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社会并没有给所有的人提供如何致富并达到目标的合法手段，只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大多数人而言，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困难。因此，用合法手段不能达到目标的人，就会产生挫折感、愤怒感等紧张情绪，陷入无法达到目标的价值崩溃（失范）的紧张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有人即使使用犯罪的手段也希望达到目标[3]。

在莫顿看来，遵法意识衰退的社会结果是产生犯罪的根源，犯罪（包括少年犯罪）则是用非法手段去实现合法目标的结果。

二、默顿社会失范论的特色

不过应该指出，尽管默顿跟迪尔凯姆一样都强调用社会结构变量解释犯罪，但两人所欲解释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迪尔凯姆希望从不同社会群体在犯罪率上表现出来的差异着眼，探索犯罪现象的原因；而默顿首先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同一环境下为什么人们会在犯罪与守法间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说明犯罪与守法行为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情况。二者间的这一差别具有非同小可的含义。首先，它直接塑造了默顿阐释失范理论时所用的理论形式，使他的理论在概念形式上有别于迪尔凯姆原来的理论。我们已经知道，对于迪尔凯姆理论来说，“道德规范”和“社会交流”是两个最为基本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一体化”过程；而对于默顿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它们被用来界定“个人适应方式”。所谓“文化目标”是指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它塑造着个人行为的目的；“制度化手段”，是指该社会的结构中预先存在的适应其特定文化目标的途径或方式，它为个人实现自己的目的提供合法机会或方法。默顿认为，任何社会在其结构中都具有这两项基本要素，而迪尔凯姆所谓失范就出现在这两项要素的相互关系中 [4]。在默顿看来，越轨行为就是用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矛盾产物，默顿进而提出了五种行为模式[5]：（1）协调（遵从）模式。即采用制度性手段达成文化目标，是在物质上和职业上能够真正有效地实现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欲望的社会集团成员中，较普遍的行为适应模式。（2）礼仪（形式）注意模式。即放弃文化目标，谨守合法的手段，将欲望减低到没有受过任何挫折（紧张状态）的程度，换言之，这种适应模式虽拒绝了传统的文化目标，但却接受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他们所使用的制度性手段，仅仅获得了最低限度的成功，却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属于这种适应模式的多是普通雇员、下层官僚等群体。（3）革（创）新模式。即不采用合法的手段去达成文化目标。这种适应模式虽然实现了为社会所接受的目标，但其实现的手段是非法的。这种适应模式，是在较少有机会达到较高地位的社会集团成员中较普遍的行为适应模式，许多犯罪就是采用这种适应模式的结果，特别是因贫穷而产生的犯罪，如抢劫、盗窃、、赌博等。（4）逃避（退却）模式。即放弃文化目标，也不遵从合法的手段，是两者的同时放弃，或者说是双重的失败。这些人以疏远社会，退出社会的正常生活的适应模式来逃避目标的存在与手段的无效这两者在内心中的冲突。采用这种适应模式的人，只有逃避完成之后，冲突才能消失，个人因而得以解脱。如慢性酒精中毒者、吸毒成瘾者、流浪者、孤独症患者等均属此类。（5）反抗（造反）模式。即既放弃文化目标，也放弃达到目标的合法手段，但已经是用新的目标代替旧的目标，并用新的方法去达到新的目标，换言之，采用这种适应模式的人，已经用新的价值观取代现行的价值观。

三、启迪意义――对策分析

默顿的理论是美国当代犯罪社会学理论分支之一的结构论（structural theories）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他的理论中的一些要素，在犯罪亚文化群论、不同机会论等当代美国犯罪学理论中仍然得以存活和继承，并且在阿格纽（Robert Agnew）那里获得了新的发展，后者进一步扩展了紧张（strain）的概念（老师讲义）。但是默顿的失范理论影响远不止于此，对于现代的我们更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为我们控制社会越轨行为提供了有效的对策。

首先，控制社会越轨行为价值观的更新与确立。一般说来，失范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且上述五种失范行为类型在任何社会都不会消失，这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消除社会越轨行为达致社会绝对安宁的理想目标，转而寻求其他对策，而在这里关键在于用价值确定文化目标，以规范制度化手段，并使两者协调起来，并容忍某些轻微程度的越轨，以防止失范的扩大化。

另外，控制社会越轨行为应该实现由微观―宏观到宏观―微观的转变、由治表到治里的转变。社会越轨行为的客观性、社会性决定了社会越轨行为不单单是社会的或者个人的原因，而是两者之间互动的原因，而社会占据了主要的原因。原因决定对策，决定了控制社会越轨行为应该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默顿社会失范理论的主要视角，在于犯罪现象的社会结构的解析。但是，默顿的理论并非丝毫没有微观的探索 [6]。在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中，文化目标、合法方法既是其整个理论的基底，也是贯穿其理论全部的两条基本的分析轴。这启示我们必须站立在构建宏观的文化目标、方法基础上设计具体的微观制度，而不是相反。

其次，机会平等。为了减少越轨和犯罪，应当尽可能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生存技能和工作机会。根据默顿的解释，除第一种行为方式之外，其他四种都是以越轨的方式去适应失范的，或是拒绝接受社会所认可的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中的一种，或是拒绝接受两者。在美国尽管居支配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个人主义、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劳动致富的价值观念，并声称成功的道路就在每个人脚下，但在美国社会中，居于不同的社会阶级和地位的人获得成功的机会却极不均等，所以拒绝使用合法的制度化手段而代之以非法的越轨手段去获取成功的现象却俯拾即是。在建设现代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吸取上述有益经验教训，建设能够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这需要从社会结构的根本调整上来实现。

随着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全面改革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必然出现从“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变。功能结构方面:走向高度分化。党、政、企、社功能分开，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社会各功能系统进一步专门化、独立化、社会组织科层化；利益结构方面 [7]：（1）改变等级性、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封闭结构，形成权利平等的契约性社会关系和开放性结构。确认和保护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择业、自由居住等权利。（2）社会利益群体进一步分化，社会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显化”。利益分化的过程也是原有社会利益群体“重组”和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人们通过社会流动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企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将成为各功能领域中的精英，处于利益结构的“高层”。（3）实现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转轨和多元化。政府由对社会利益的直接调节转变为间接调节。在经济领域中确立市场机制，使劳动者通过市场竞争各得其所，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社会安全”。在政治领域中确立民主与“法治”机制，使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团体和派别，通过权利平等的公开化、大众化政治活动方式表达各自的意志，经过相互碰撞和妥协，形成全社会的综合意志。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确立“自由”机制，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切实保障言论、新闻、出版、学术、创作等自由，让各种不同思想、倾向、流派、风格在自由竞争中发展真、善、美，扬弃假、，恶、丑。

最后，有效对策的提出以犯罪类型不同为根据。从默顿的上述五种失范行为类型分析中我们看到，不同的失范行为发生在不同的犯罪群体中，这给与我们防范越轨行为提供了有利的对策支撑。自默顿的失范理论问世之后，国外许多社会福利机构都把改善下层社会阶级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状况列人自己的计划之中，特别是补偿教育计划（compensatory education Program）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分下层社会阶级的教育和文化水平[8]，为他们在社会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定的机会。针对缺乏知识的下层社会发生的“革新”行为，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教育措施，提高他们本身的文化素质，以防范其失范行为。中国目前对此的有效手段是必须在真正贯彻义务教育的同时提升义务教育本身的价值，另外可增加福利措施或者其他的社会保障手段。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今天似乎“反抗模式”更是代表了一种失范行为的发展趋势。而这又以腐败犯罪为其代表。

非功利化的价值观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社会的、国家的、集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主导性价值观念。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延续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意义上看是这样一种伦理型的政治体制:它强调上下之间的依赖性乃至某种依附性，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传统的在血缘、家庭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政治关系的蜕变 [9]。在这种文化目标下，做官无疑成了最令人羡慕的成功者，因为从社会舆论宣传来看，只有达到社会目标的那种人才可以成为官员，守成得越好，级别就越高。尽管这样的准则多少存在着虚伪，但政府官员的成功仍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功利价值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纵向的上下关系，建立起以市场为机制，以个体为本位的经济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伦所属关系演变为平等竞争关系，从纵向结构趋为横向结构，从而导致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新的功利价值观必然引发社会普遍文化目标向物质的转移。个人财富成为获得社会成功的新的目标，因为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财富收敛和丧失的过程，获得竞争成功的人其战利品就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财富[10]。鉴于此，对于此种“反抗模式”的腐败犯罪必须从发生原因中寻求相应对策。第一，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公职人员的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等我党传统的干部价值观当然应该很好地传播发扬，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市场经济下公务员阶层应有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不需要对一般社会所追求的成功标准在权力阶层避而不谈，关键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达到。新的价值观应该在传统价值观作为较高层次的要求的同时给官员们一个达到普遍社会成功目标的道德通行证。第二，长远来看，合法途径的建设是关键。既然我们已经判社会文化目标“无罪”那问题就在于如何增大通过合法途径达到目标的几率。这直接牵扯到了政府机构的改革。因为按照一般政治体制，公务人员的收入只能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在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要增大合法途径的命中率，就必须裁减冗员。如果我们能合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那么政府工作的成本会大大降低，粥多了，僧少了，公务员的收入自然提高了。第三，非法途径的控制。根据中国的国情，高薪养廉要想实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当务之急要加强对非法途径的控制，以减少非法途径达到社会目标的方式使合法途径的机会相对增加。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对重大腐败问题要层层追击，严厉惩罚。建立有关机构对政府官员的收入和财产进行监督和审核，一出现问题及时查验，减少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但是，由于默顿所处的资产阶级地位，他的理论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和服务的成分。其失范理论貌似公允，实质上抹煞了阶级、阶层和地位的界限，这是我们在借鉴其理论时必须注意的[8]。另外社会失范理论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在西方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例如，它不能解释相同社会阶层的犯罪情况，也不能解释人们在选择行为即适应模式时为什么存在差别，例如，不能说明价值崩溃对整个社会下层产生巨大压力时，为什么有的社会下层成员会采取顺应社会的行为，而有的社会成员却变成抢劫犯或犯。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莫顿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缺乏经验性基础，并忽视了妇女、少数民族等具有独特社会特征的群体。

参考文献：

[1][英]G.邓肯・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K].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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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光博.社会学词典[K].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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