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背后的哲学光辉

摘 要：本雅明阐述其翻译理论的作品《译者的任务》虽已被广泛解读和剖析，但至今仍颇具神秘性，特别是文中的隐喻和哲学之光乃是文章的亮点和难点。本文旨在通过综合分析本雅明这一人物的多重身份和其在翻译之外的领域的哲学理念来揭开《译者》一文的神秘面纱，从而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文章语言和其背后的哲学意味，通过本文的浅见推开《译者》一文沉重的哲学大门。

关键词：《译者的任务》 本雅明 哲学 翻译

《译者的任务》一文是由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以及语言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为其翻译的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一篇序言，之后则由于文中独树一帜的翻译见解和理论被奉为翻译理论界的一篇奠基之作。其文本语言的晦涩难懂和逻辑的跳跃性曾令许多学者对其望而却步，然而又因文本的这一特殊属性，使得各界人士对此篇文章做出纷繁不一的解读和评判，其中也不乏因误读而遭后人诟病的例子。纵观《译者的任务》这篇篇幅短小却内涵丰富的文章，文章内容并没有很强的逻辑连贯性，有种说到哪儿是哪儿的意识流感，但是每一个小段都精炼地道出了本雅明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其理论涉及作品的可译性、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译者的最终目标、译者的地位、忠实与自由等等一系列为翻译界重视并激烈探讨的话题，以及其最具代表性的“纯语言”观，和文中俯拾皆是的隐喻性语言，更是成为后人争先议论的课题。因此，《译者的任务》短短一文却有着很大的探索空间，要真正理解文中的晦涩玄妙的理念，单凭对翻译的讨论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对文章的作者、其背景、其哲学观、世界观、语言观、文艺观做一个全面的考察，才能真正领会文章充满哲思的语言，从而更好地理解作者神秘的“纯语言”理论背后所隐含的真正意味。

一、 多重身份的本雅明

要理解本雅明这篇充满形而上学的神秘色彩的翻译理论，就要理解其对世界、语言、宗教、文艺的思维模式;要评判其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就要首先对其人生历程有一个整体把握，透过其短暂生命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来发现其哲学理念背后的源头。

从空间上来看，本雅明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家庭，因而其从小便深受犹太教义的影响，从其成年后对世界的看法可以看到犹太救世主义的影子无处不在，弥赛亚便是这救世主义的中心人物，担任着拯救本雅明所处的现实世界和精神的内心世界的重要角色。本雅明的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其脚步游走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迫于躲避纳粹的追逐，从德国到莫斯科，从法国到西班牙，就连婚姻也成了他步履间的枷锁，因而灵魂也不断从一个女人游走到另一个女人身上。这种颠沛的履历使得他的身上集结了一种矛盾复杂的性格和孤僻冷静的光辉，正如查德・卡尼所描绘的：“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又如苏珊・桑塔格在《在土星的标志下》所描述的他的肖像，大多以忧郁孤独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前：头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香烟;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者般的那种凝视――似乎漂向了相片的左下角……就连本雅明本人也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处于土星星象的忧郁的人，“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在他的自我定义中，迂回曲折和耽搁停留便是对其在空间上居无定所最为形象的写照，也正是由于这种漂泊不定的性情，造就了他在所有理论中的忧郁气质和一心渴望通过拾捡碎片来达到救赎的最终心灵归宿。

从时间上来看，本雅明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亦是一个近代哲学被大量涌现的现代哲学思潮吞没的转变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充满了不确定、惶恐、不安和混乱，整个世界的秩序被打乱了，物质世界化为一片灰烬，于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期求得灵魂上的救赎。正是这种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氛围深刻地浸润着本雅明的内心世界，使其在周围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的影响之下，再结合自身所遭受的历练，诞生出一种充满矛盾、孤僻、绝望、希冀的思维世界，投射在其之后的写作之中。

本雅明自身的性格和兴趣也影响着其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最显著的是其收藏的爱好，据其挚友，犹太神学家舒勒姆说，他的书房收集了许多平装本和精装本，藏书是他个人劲头最足、维持时间最长的事情。而本雅明与他人藏书为了纯粹的阅读不同，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供灵魂游走的场所，正如其身体游走在各个城市空间，其灵魂也需要体验游走的，书也使其能够安静地思考、回忆。因此，在本雅明看来，收藏对象并非只是可供利用的工具，并非只是单纯地使用，而是能够激发思考的物品，它们的意义远非世俗意义上满足目的的手段，而是精神的依靠。了解了这一点，那么，在读到本雅明关于艺术的评论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译者的任务》起始处，本雅明便否认了受众的作用：“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谈论什么受众或其代表人物在此只能使人误入歧途……然而艺术品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从来没有哪一首诗是为它的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观赏者而画的，也从来没有哪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写的。”在本雅明看来，任何一部作品，艺术也好，翻译也好，都是精神的产物，是精神的所在，其本身的精神价值决定了其可译性，决定了其自身就是一种精神，为他人领会传阅。这样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经历多种变迁和流离的人，对于世界的思考也就朝着多重维度发展，然又因其所处环境的坎坷，造成了其矛盾的救赎主义观，于是他凭借着辩驳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以忧郁却又充满英雄主义的哲思方式书写这个世界，留给后人遐想和辩论的瑰宝。

二、 本雅明的哲学观

要理解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表达的哲学语言观，尤其是文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纯语言”这种语言背后的哲学思想，其另外一篇有关语言观的文章《论普遍语言与人类语言》或许有所帮助。本雅明对翻译的思考与其对语言的信念息息相关，因此，在阅读《语言》一文的基础上，再结合其描写语言相关内容的其他文章，如《语言和逻辑》《认识论》《关于词与名的对立》等，再去解读《译者》一文，对于理解文中晦涩难懂的阐述有很大帮助。

《语言》一文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起源与本质，它的核心便是《译者》一文中最令人费解的“纯语言”论。在本雅明看来，语言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人类的话语：“语言的存在不仅仅限于那些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完完全全是属于语言的人类精神表达的各个分支，而是存在于万物之中。无论是在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自然中，任何事件或者物体都以某种方式和语言相关联，因为任何物本质上都会传播自己的精神内容。”继而又将语言分为三个层次，最为至高无上的是上帝的语言，然后是人类的语言，最后则是物的语言，而这三种语言的总体，就是语言的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之中，所有高级的语言都是对低级语言的翻译，而最为高级的上帝的语言则是永恒不变的，是体现最深刻精神的语言，是巴别塔变乱前的和谐世界的整一的语言。在语言堕落之后，便沦为了人类传达思想的工具，成为一个个符号，这打破了语言即是精神、语言即是理念的最初和谐状态。他的语言观无不投射出其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与他所处时代的实证主义语言观背道而驰，认为语言不需要中介，而是能纯粹地揭示其本质。因而他唾弃目的论式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同时也对资产阶级时代物质主义提出反抗，对于战争期间精神危机的急切救赎心理推动着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观朝着超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本雅明的语言观似乎与柏拉图的语言观不谋而合，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第一位的，而世界万物只是理念的表象，是对真理的模仿，而诗人的语言则是对表象的模仿，即是对真理的二度模仿，因此与真理相去甚远，诗人的语言只会污染众人的心灵、蒙蔽世人的双眼，所以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不要这虚假的语言来污染真理的国度。在本雅明看来亦是如此，语言堕落后沦为了人们言说的工具，而非精神本身，因此追逐纯语言便成为了他一心的追求，认为唯有此才能达到至高无上的上帝语言，最终实现语言即是真理。

在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观中，“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这里，“道”就是大写的“Word”，是上帝独一无二的语言，上帝的语言即是真理，具有认知性。上帝所创造的语言即是绝对真理，之后便是人，人被赋予了语言的能力，并且能将更低一级的无声的物的语言通过命名的方式翻译成更高一级的语言;那么，对于再高一级的神的语言，要如何翻译呢？于是，“纯语言”便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本雅明试图借助于对纯语言的追求来将堕落了的分散在各地的异化的语言整合在一起，从而从整体上达到上帝真理的语言。这一神秘的语言哲学思想贯穿了其对翻译的论述，其撰写的翻译理论亦是语言哲学观的延伸。

三、《译者的任务》中的哲学隐喻

对于本雅明语言哲学观的发掘和探索，有助于解读其所写的翻译理论文《译者的任务》，尤其是其中令人浮想联翩的各种隐喻和象征，使得隐喻不仅生动起来，也成为这篇神秘色彩极强的论文的一道作料。文中最为典型的隐喻便是“器皿”与“碎片”说，“如果我们要把一只瓶子的碎片重新粘合成一只瓶子，这些碎片的形状虽不用一样，但却必须能彼此吻合……从而使译作和原作都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语言的可以辨认的碎片，好像他们本是同一个瓶子的碎片”。前文中提到过，本雅明认为语言本是上帝创造的至高无上的真理之言，然而由于人类的堕落造成了语言的堕落，因此语言被散落在各地，成为破碎的、不完整的符号。因此，在这个“打碎的花瓶”与“碎片”的隐喻中，碎片好比是不同的、异化的语言，而译文和原文也是同一个瓶子的两个碎片，瓶子则喻指上帝的语言，也即是本雅明所追求的“纯语言”，纯语言的实现需要将所有的碎片拼合在一起。而碎片与碎片之间，也即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要拼合起来，并非内容的一致，而是形式的吻合才能实现，因此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是翻译语言的形式，而非内容，在他这里，忠实专指形式的一致，自由则是对内容的放任，翻译并非是内容的搬运、信息的传递，而是要找出各语言之间的亲缘性，从而实现语言之间的互相补充、相互契合，尽可能地拼凑出趋向完整的整一的“花瓶”――纯语言，也即是上帝的真理之言。

那么，既然提到语言之间的转换和翻译，就不得不涉及可译性的问题，然而本雅明翻译观中的可译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可译，而是涉及具有神秘色彩的上帝语言本身。在其探讨的有关可译性的两个维度中，除找到称职的译者外，作品本身的语言是可译的关键所在。“这部作品的本质是否将自己授予翻译，并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这种样式的重要性后，呼喊着译作呢……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这一要求的领域：上帝的记忆。”翻译一词在本雅明对其语言哲学观的论述中已被提及，他认为翻译是低级语言向高级语言的转换，那么，一部作品的可译性重在其语言，据本雅明认为，“其语言的质量和区别度越低，作为信息的程度就越大，对于翻译就是愈加贫瘠的土地……作品的层次越高，它就是越可译的，即便它的意义只是昙花一现地一笔带过。”因此，本雅明眼中具有可译性的艺术作品的语言是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具有神力的语言，而非能被人轻易理解的关注内容的东西。这里的可译性就连本雅明本人也认为似乎是无法达到的，“一切翻译都只是对付语言的外来性或异己性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对语言的这种外来性或异己性只有权宜之计，因为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都在人类的能力之外，至少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可见，在本雅明心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是真正能实现可译的，因为可译在这里是超越人类能力的某种具有神力的超现实现象，可译的最终目标指向其精神达到神的旨意，是对上帝所传达的精神的传达，在具有可译性的作品中，形式与精神是高度统一的，形式就是精神本身，正如本雅明的语言哲学观所认为的，在最初始的状态下，语言即是本质，无需内容的中介，无需任何符号载体，其本身就是本质精神的体现。所以，具有可译性的文本的特征就是具备形式与精神的高度统一，那么，其最终的追求或说最终的状态就是神的语言，这就解释了为何本雅明将《圣经》的译本奉为纯语言的最高体现。因为在《圣经》中，字里行间都是真理，都是神的言论，“意义不再是语言之流和启示之流的分水岭。当一个文本与真理和信条等同，当它毋须意义的中介而在自己的字面上为‘真正的语言’，这个文本就具备了无条件的可译性。”“因为在太初，语言和启示是一体的……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因此，真正的具有可译性的作品便是神的语言，因为唯有神的语言才真正体现形式与真理的高度统一，而其他任何作品都欠缺这样一种纯粹和同一。至此，通过翻译这一神圣的动作，碎片与碎片被拼合，语言之间以最大程度的努力达到互补，堕落的语言和人类的灵魂得以拯救，工具主义得以摒弃，物质主义的邪恶理念得以消除，硝烟弥漫的废墟之上燃起希望的光辉，救赎的力量才得以释放。

四、《译者》一文的现实意义

《译者的任务》一文除了其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碎片说和纯语言之外，对于翻译理论也多有颠覆之处。其一便是将译作的地位提高到了与原作相同甚至高于原作的水平，指出译作是原作的来世今生，能够使“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最新的也是最繁荣的开放……使原作青春常驻。”翻译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而不再依附于原作、成为原作的奴隶，译者的任务也因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诗人的创作工作。在《译者》里，译文和译者的地位都被提升到了一个神圣的境界，译者不为读者而译，译文也不因读者而存在，译者和译文所肩负的是更崇高的使命，译者肩负起了拯救世界的救赎任务，即“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而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有着不同意指方式的语言之间恒定地流动，让不同的语言在相遇和互补的过程中显示出它们之间的亲缘性，最终让纯语言从各种意指方式的协和中呈现出来，达到救赎的终点”。

除此之外，忠实与自由的意义也不同于传统的解读，本雅明的忠实特指形式的忠实，意指方式的忠实，甚至字字对应的忠实，如果消极地理解，便是鲁迅所推崇的硬译;而自由，则是专指意义的自由，因为比起形式，意义是世俗的，功利化的，传递信息的，唯有形式才能体现出语言的互补性和亲缘性，唯有翻译形式才能让碎片弥合，向救赎的终点靠近。在本雅明看来，直译之所以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就在于它不囿于意义的枷锁，使得纯语言能自由流动，让原作能绽放自己原有的光芒，让译作吸收原作语言的光辉，从而丰富自己，拓展自我语言的疆域，这于今天的译者可能也颇有借鉴意义。

本雅明的另一项颠覆之处便在于对于可译性的阐释。可译性在传统翻译观看来，是在意义和形式上能在两种语言中找到对应，而到了本雅明这里，语言的品质成了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信息（内容，意义）则是最不值得翻译，即最不可译的。因此，一篇越是重内容而非语言特色的作品就越不具有可译性，伟大的作品应尽情展现其语言的特色和奥妙，这样才能补充到另一种语言里去，让语言趋于完整的境界。

在对于传统翻译观的反叛之外，本雅明的这篇翻译理论作品也被奉为后期解构主义的奠基之作，虽然解构主义者们承认本雅明的论见并非都符合他们的翻译理念，但是其中有关译者译作的地位、以辩证而动态的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原文与译文的相互依存共生关系等无疑是受到本雅明的影响的。因此，《译者》一文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继承并发展，尤其是对于解构学派的理论成长可说是功不可没。

五、结语

有人批判本雅明的这篇翻译理论完全是形而上学的乌托邦式幻想，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境地，其翻译方法也太过理想化，并不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但是，其充满浪漫主义的翻译观无论是从他所处时代背景还是结合其自身经历来看都具有一种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壮美，其翻译思想和许多论点在很多层面上也值得后人借鉴和重新思考，其敢于颠覆传统的精神为人敬仰，其融合了文艺美学、哲学、宗教、批评论的跨学科式阐述值得后人学习。至少，对于翻译，人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思考方式，对于反功利化的纯粹语言之美的追求和弥赛亚救赎堕落语言和腐化心灵的理想难道不也是一种文人思辨之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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