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

【摘 要】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技术问题的，国内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它并不存在“负面作用”或者“正面作用”，不能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二是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的产生并不是技术自身导致的，是它的资本主义的不恰当的使用方式而造成的，技术遵从“资本的逻辑”——“追求利润、让自身增值的资本的本性。三是技术的异化，科技的发展不仅解放了人的双手，同时也导致了技术的异化，技术从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工具已经转变为控制人的工具。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法兰克福学派

自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在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不尽相同，这些观点思想的不断碰撞，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且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建设。在这些学者眼里，如何看待技术对于生态问题的影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与法兰克福学派是有区别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是超阶级的力量，统治了整个社会，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不同，它并不存在“好作用”或者“坏作用”，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另一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生态问题的产生其根本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它本身没有错。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看法，产生了某种回归，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科学技术产生了异化，在社会生活的总体中毫无限制的发展，一来技术成为上层人士的统治手段，上层人士通过技术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二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控制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全面异化。下面我们对这三类观点做一个综述分析。

一

从一些方面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们将技术认作是合理的，并且统治一切的。事实上，技术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控制力量，的确左右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理论学家认为正是它欺骗性的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掩盖了其本质上的对于生态的不合理性”，这是他们站在政治的立场上指出的。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虽然技术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牺牲，但不能没有技术，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不能放弃理性思维。技术并不存在“好作用”或者“坏作用”，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技术本身的角度进行分析，而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从生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哲学逻辑哲学基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

在谈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看法的时候，张一兵教授在《当代生态学视界与科学历史观的深层逻辑》一文中，认为“当他们（法兰克福学派）把生态学批评科学技术对自然对象的过度伤害的有限否定，片面地夸大为对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否定，也就走进了泥潭，从而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观，假如彻底否定技术，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它不能与发展生产力相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在张一兵教授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的消极的看法是不尽合理的。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关注的只是它的进步，忽视了真正的价值正确取向的理性批判。

陈学明在其文章《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提到：“技术仅仅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真正导致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地盘剥的是使用这种工具的人的观念，也就是使用技术的人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技术背后隐藏的秘密，就能清楚的了解到技术本身没有对于错之分，他认为技术并不存在“负面作用”或者“正面作用”，离开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它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很多人对于技术的理解只限于它控制了自然，但是并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更加深层的东西”。陈学明说，生态危机的产生并不一定在于技术本身，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对生态造成了影响。我们在认识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自然环境的破坏的同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人类在使用它的同时，异化了技术的真正初衷，在此，人类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价值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何萍教授在《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一文中，对技术的看法也是喜忧参半，技术的发展的确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但是认为想要从过去的马哲中的技术决定论脱离开来，我们就必须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到生产过程中，以此既可以维持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避免了走入技术决定论。何萍教授提出了将“文化”这一全新概念纳入到生产过程中。生态主义者认为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不仅是受到技术的制约，同时也是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各个地区的文化，地区的历史发展，语言等等，都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

在技术运用中，制度基础决定了的技术运用的方向，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类对自然控制和社会实际发展，实际上有着一定的不一致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产生，必是由于外部对自然界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再加上技术对于自然和人的同时控制，从而导致走向非理性运用的技术。王雨辰教授认为它带来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人类对于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并且认为是我们人类非理性地看待和运用它，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加深了生态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专家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的根本在于技术导向型的发展，用技术的不断发展来解决如今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解保军和李建军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的工业革命，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提升了人们对于消费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例如，在发达工业国家最先研制出的高速铁路，提高了物流效率，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然而并没有阻止高速铁路在各个国家的大量建设。所以，解保军和李建军教授认为：“我们可以看出技术不是万能的，只要社会的基本制度是资本主义不变，不管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不管利用什么样的技术等，生态危机都不能克服。”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关注的如何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只会关注那些能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内讨论如何环保，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赵卯生和杨晓芳两位教授在《生态批判制度超越与人的解放——福斯特建构政治生态哲学的三重维度》一文中，深层次的解读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技术的不断提高来蒙蔽他不断破坏环境的谎言的，证明了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技术进步保护生态环境的。他认为，通过技术改进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反而增加了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能源利用率的增加，虽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实现单位资源的高利用率的产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会引发该产业的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生产企业的不断增加。所以许多案例已经很明显的指出，无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多么的生态化，新的经济模式的产生都会导致消费的增长，导致生产的扩大化。所以把节约能源的利用与减少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混淆视听的。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提高了煤炭的利用率，但是却抵挡不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各国对于煤炭的大量的无节制的开采。

郭剑仁教授指出“无论技术如何改良，不管是将技术纳入到什么范畴之中（如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和价格调节之中等措施），都不能真正地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郭剑仁提出必须运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挖掘资本主义的深层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资本家他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是不会去考虑保护环境的，从而忽视对环境的关注，在获取生产力的同时破坏了大自然。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将环境评价，以及资源管理同时作为政府的政策调控范围内，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人人自由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

以上两类观点基本上还是可以划归为技术中性论，而另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明确反对这种观点，又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资本社会发展中，科技日益变成统治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无力改变这种情况。科技在地位上的这些变化，是“工具化的理性”以及和“理性至上论”的过度发展。高兹和莱斯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高兹把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劳动组织都必须有生产技术和统治技术，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者，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技。高兹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技术，无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任何的改变，也不能提高工人的生存现状。他认为要想真正改变这一现象，关键就在于在对生产的源头劳动进行重新分配，因为作为生产力的创造者工人并不拥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好处，而恰恰相反的是，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反而要被机器所排挤，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可以看出，技术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破坏力，解放了工人同时也导致了技术的异化。

从莱斯“自然的控制”一文中也可以得出“技术异化”这种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观念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然而对自然进而对人的控制是通过技术完成的。人们通过技术来实现控制自然以及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并且对人们日常生活日益产生影响。同时，无产阶级无力改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对技术的统治，从而实现对自然和对人的不断的统治加剧，并且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的因素。不仅是这样，莱斯还提出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技术的毫无节制毫无理由的发展，对我们人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技术成为上层人士的统治手段，上层人士通过技术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二、通过技术的发展来控制人的思想，人的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了技术的全面异化。科学技术在地位上的这种变化，是“工具化的理性”以及和“理性至上论”的过度发展。

总的来说，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界是被技术所控制的，但是这只是技术的不合理利用的极少数现象，相比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我们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的同时，不应当否定它的积极作用。上述学者们的观点为理解生态问题的深层原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虽然具体形式不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绝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它持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厌恶那些脱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来讨论技术的所谓“罪恶”的一类人，他们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造成了生态问题，并相信人类完全有可能对技术发展的方向实行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控制。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有效地推进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对于我们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1] 张一兵.当代生态学视界与科学历史观的深层逻辑——关于人与自然·技术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哲学辨识[J].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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