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和“旁观”

摘要：王维是继东晋诗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世人在论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时经常将陶、王二人加以比较论述。总体上说来，王维的确继承了陶渊明的自然诗风，但是又自有其独特之处。若以直观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即陶渊明在诗作中如同一名参与者，而王维在作品中则更近似于一名旁观者。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参与者；旁观者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16-01

王维，字摩诘，被后世文人冠以“诗佛”的称号，他的山水田园诗，在风格上具有清淡、简远、自然的特征。诗风近似于以“平淡自然”见长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故而前人曾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对陶诗的继承。如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道：“右丞、苏州皆学于陶，而王得其自在。”如果仅从王诗对陶诗风格继承的角度上来说，陈师道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王维诗作也有其独特之处。读者若将二人的同类诗作进行比较，最直观的感受是陶、王二人在诗作中所处角色不同。具体而言，陶诗给人的感觉像是诗人已融于诗作的各种意象之中，成为了诗作的一分子。而王维在诗作中则更近似于一名冷静的旁观者。

一、诗歌的发展与陶、王诗作差异的关系

当诗歌发展到东晋时，其创作仍处于主情传统的阶段，故而陶诗多为抒情之作，重在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自身心境，并不着意于描摹山水。因此，陶诗在描写景物时，并不注重形似或神似，而是重在将自身主观感情注入景物之中，让诗中的各种意象与己相融。袁行霈先生在《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一文中就曾评论道：“陶渊明常常写到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它们象征着诗人自己的性格，通过它们表现了诗人坚贞孤高的情操和爱好自由的情志。”以陶渊明诗中最喜欢使用的“飞鸟”意象为例，诸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之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之七）等句，读者只有经过细细品味后，才能发现诗中的这类意象由于诗人情感的注入，已经与其自身形象紧密融合。而陶渊明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使自己成为了诗作中的一名参与者。

而诗歌发展到盛唐时，在创作风格上已经完成了性情与声色的完美统一。以王维为例，他的诗作既继承了陶诗的自然诗风与重情传统，又融入了谢灵运山水诗的写实传统。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虽然同样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但是他在创作手法上却多以景物的写实描述为主，主要讲究炼字，讲究色彩的对比和构图的和谐。所以，同样的“飞鸟”意象，在王维诗中的作用便与陶诗截然不同。如《华子冈》一诗，其诗曰：

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

在这首诗中，“飞鸟”意象既是作者所见景象的真实写照，又同佛经譬喻所设喻体的感触相通。诗中的“飞鸟”虽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主要是集中于宗教哲学思想方面，即借由鸟飞空中之次第杳逝而了知世上所有事物的空虚无常，同样与作者自身的形象无关。

此外，王维诗作中涉及“飞鸟”意象的诗句还有不少。如“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一句（《鸟鸣涧》），主要通过动静结合的手法对春夜迷人的景色予以形象生动的描写，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但诗中的鸟的意象仅仅只是作者写景抒情时借用的物象，并没有负载作者自身的灵魂；“开轩临颍阳，卧视飞鸟没”一句（《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是从视觉上取象，描写了飞鸟的自由飞翔，表现出诗人对飞鸟自由自在的向往；又有“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一句（《未兰砦》），描绘了飞鸟追逐伴侣的情形，体现出诗人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渴望；再有“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寄荆州张丞相》）一句，则是通过象征的手法，表达出自己不能化作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向相识相知的张丞相送去一声问候的惆怅之情。在这些诗句中，王维在描写“飞鸟”时，并不像陶诗那样将“飞鸟”意象与作者形象相融，更多的只是借意象来抒发自己在创作时的情感，或是阐述一些禅理。换言之，王维大多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进行创作的。

二、陶、王思想的差异对二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有关陶渊明的思想，前人多有论述，大体上归于儒、道两家思想，以及他从日常生活中所悟之理。如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认为陶渊明既是诗人，也是哲人，同时还指出陶渊明的哲学思考“虽然吸收了前人先哲的思想资料，但主要是从其本人的生活实践之中来的，是他本人的生活体验的升华”，其内容可以概括为“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反归一个‘真我’，这个真我是自然的，也是顺化的。”可见，在陶渊明的眼中，世间种种具象都具有着特别的理念。而他通过追求“真我”所获得的哲学思考是深刻的，更是独特的。这种自我哲学给陶渊明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他于日常所见中体会到别人无法明了的真谛，继而达到 “物我交流”乃至于“物我交融”的境界。而这种境界融入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时，便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者自身形象在作品中的存在感。

至于王维，学界一般认为他早年受北宗禅影响较大，中晚年的思想则偏于南宗禅。然而，不论北宗禅还是南宗禅，其思想体系的根本前提都是要否认现实世界不依赖于感觉意识而客观存在，以及否认世界一切事物的客观实在性。禅宗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空虚不实的，都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派生出来的。同时，为了弥补客观事物是实际存在且能为人所感知的理论漏洞，禅宗更提出了“有”与“空”的概念来论证世界的本质空虚，即在表面上抽象地承认世界上的各种现象都是“有”的，但同时又认为这种“有”其实就是“空”，这就是所谓的“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因此，当信奉佛法的王维想通过诗作阐述禅宗的哲学思想时，他往往需要像旁观者一样，将自己独立于各种意象之外，冷静地审视并描绘它们，再通过这些所谓“虚无”的艺术形象来体现出自己对禅意的顿悟。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便是通过运用形象描绘的艺术手法，把抽象的理念思维寓托于种种生动具体的感性画面之之种生动具体的感性形的诗想后就是“空”，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中，从而获得一种“物我俱泯，能所两忘”的审美观照。

三、不同的生平际遇对陶、王诗歌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在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他最初由于家中贫困而不得不出仕以谋求生路。然而在出仕过程中，陶渊明因为世俗与自我本性的对立而感到苦闷，又因政治黑暗最终选择了辞官归隐，躬耕于田。而陶渊明的田园诗高于后世同类作品之处恰恰就在于他有亲身躬耕于田的独特感受。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受，才使得陶渊明的自我形象在其诗作中具有极强的存在感。反观王维，不论是所处时代，还是个人境遇上都要强于前者。纵观王维的一生，他一方面不满于不良的政治倾向和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地与朝廷决裂。因此，他只能选择以亦官亦隐的处世方法，来与统治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在禅宗思想中寻找解脱的途径。这种处世态度注定了王维不可能亲自参与农事，所以他也无法亲身感受到耕作的艰难与辛苦。因此，“王维不可能从自身经历体会到广大农民的痛苦及其思想愿望，并将它们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他更多的是从客观角度出发，对农村平凡又美丽的日常风光进行描绘，从而表现出一种旁观的创作态度。如《新晴野望》便是一例，阅读过后，读者就能发现诗人只是一个立于诗外的观景之人，而旁观之感也由此而生了。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2.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

[3]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

[4]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