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杀这件事

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像“自杀”一样充满争议，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待“自杀”的态度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断变化。有时人们会严惩自杀者，死者的财产被没收、不准合葬公墓。有时又会视自杀为一种个人的自由选择。有时人们会赞美自杀者的舍生取义，称其死得重于泰山。有时又会瞧不起自杀者，认为自杀是一种逃避，因为好死不如赖活。

现代文明中的我们不再鄙视或漠视自杀者，但是也不必把自杀者理想化，如果说我们需要以身殉道者作为精神楷模，那么历史书上的名单已经足够，不必在今天再把自杀者捧上神坛。当我们谈起自杀的话题，反思与剖析外部环境也许比聚焦自杀者的细节更加重要。因为自杀者迈不过去的坎，也是幸存者面临的困境。

不同文明如何看待自杀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宽容甚至认同自杀的行为。古希腊的哲学家主张灵肉分离，肉体代表粗鄙低级的欲望，灵魂则是高贵而不朽的象征，放弃肉身而追求灵魂纯洁的自杀被人们赞美。

罗马人认为：被逼入绝境时，自杀是对命运的反抗，是一种高贵的选择。“命运对活人是万能的，但是在知道怎么死的人面前，命运毫无力量。”莎士比亚称罗马人的舍生取义为“罗马人之死”。

中世纪的教会力量壮大之后，自杀行为在欧洲各国被严厉惩处。教会认为，自杀伤害了自我，背叛了社会，也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教会的态度是：一方面蔑视尘世的生活，一方面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对身体和意志有了新认识，也开始重新评价自杀行为。蒙田、伏尔泰、卢梭等人都提出结束个人生命是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力。孟德斯鸠认为背负着痛苦、贫困和歧视等沉重压迫时，人可以结束自己的苦难。随后各国的法律也逐渐取消了对自杀者的惩处。近年来也越来越多西方人支持安乐死的选择。

日本的传统认为自杀是高尚和充满美感的行为，自杀让丑恶的死亡有了崇高性，成为新生的象征。日本人的集体观、荣誉感，强调勇气和忠诚的传统，让许多自杀者视死如归。

中国的传统文化倾向于鼓励和赞美自杀。儒家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墨家主张慷慨从死。为了家国情怀和坚贞节操而自杀者“死得重于泰山”。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自杀者被后人颂扬，梁山伯与祝英台、屈原、楚霸王、伯夷、叔其、比干、田横五百壮士人们仰慕他们以死抗争、以死明志的勇气，以及“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风骨气节。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一些敏感的忧伤者。他们更脆弱无助，也更刚硬易折，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色彩。当一个时代或民族缺少这个悲剧性的群体，那么也会缺乏崇高性与道德性。

人们为什么要自杀

涂尔干是最早研究自杀，也是论述自杀最深刻的学者。他认为自杀的主要因素不是取决于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涂尔干把自杀分为三种：利己型、利他型与动乱型。

利己型自杀是由于个人与社会脱节。当个人无法感受到外界的支持与团体的温暖，个人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个人目标无法实现，无穷无尽的孤独与空虚就会让人走上绝境。从梵高、三毛到张国荣等自杀的艺术家和明星，从不久前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两位自杀的青年学者，再到中国农村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妇女与老人，都是因为个人与社会的脱节让其生无可恋。利己型自杀者把实现自我价值视为唯一重要的目标，他们的自我极其强大，掩盖了他们对生活的兴趣与热情。当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存在不再有意义。绝大多数自杀者都属于这一类。

利他型自杀是个人为某种集体信念或某个团体而牺牲自我。比如为了贞洁而自杀的烈女，为了精忠报国而殉身的文臣武将，在战斗中自我牺牲的勇士。利他型自杀往往受到社会的逼迫或者鼓励。因为自杀而成为传奇受到后世颂扬的大多是利他型的自杀者。

动乱型自杀发生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个人在乱世中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与支持，原有的人生目标出现断崖式的失落，因而产生巨大的恐慌与困惑。譬如改朝换代、世界大战、金融危机、中的自杀者。

另一种杀死自己的方法

古今的自杀者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古代的自杀者往往因为精神追求受到重创而自尽，从历代的节妇到明末的忠臣，从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等殉道者，到宁死不折的傅雷等政治运动的牺牲者，大多如此。而今天的许多自杀者的困惑在于，无法解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

现代文明中的家国情怀、历史使命感等精神追求日渐式微，主宰我们生活的是消费文化和享乐主义，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让有的人感到巨大的失落，寻找不到活下去的价值，而更多的人则沉浸于消费狂欢与娱乐至死，这无疑是一种“慢性或隐形的自杀”。

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佛家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或中世纪的教会，都有鄙视身体，重视精神的传统。古人的自杀是放弃粗鄙的肉身而追求纯洁的灵魂。在今天的商业文化的引领下，人们的消费与追求都是为了满足身体，而冷落了精神的需求――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杀”。

商业文化打造的价值观、幸福观告诉我们：身体的欲望是最大的追求。肉体本身也需要不断地修正、修饰，以接近“完美”。商业文化不断给予我们标准，我们通过运动、美容、整容来不断地修整身体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贯穿整个身体修整过程的就是不停的消费。

资本成功地把消费与幸福等同。刺激消费、引导消费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新奴役。“奴役的艺术”包装得越来越精致，奢侈品、新手机、时尚衣饰，商业文化成功地把不同的消费等同于阶层的身份象征，也等同于我们生活的追求。

如果说以前是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奠定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今天的年轻人的主体意识则由流行文化与商业文化所决定。我们这一代人历史感单薄，我们难以在生活中寻找到存在感与使命感，因此我们对一切崇高的事物都有一种本能的嘲讽与戏谑。在失去精神厚度与历史感的时代里，消费至上与娱乐至死成为文化的外衣，甚至是文化的内核，消费与娱乐统治着一切，也削弱了我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的精神世界仿佛只剩下两碗心灵鸡汤：一碗是如何奋斗的《成功学》，一碗是修心养性的《菜根谭》。奋斗与成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菜根谭》的“知足常乐”则是对失败者的慰藉。而对于自我的完满，对于权利的追求，对于自由的向往，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身份与位置仿佛与我们完全无关。

沉浸在消费文化与享乐主义中的我们，难以做出反抗的姿势，面对精神与物质的失衡所带来的焦虑与压力，我们只有忧郁而怯懦地退缩回到内心世界里，做一个安静的宅男或腐女。只有极少数人的困惑与抑郁会超过自杀的阀值，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当我们在今天谈起“自杀”，此种“慢性或隐形的自杀”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要走出这个困境，并不能靠心理医生或者心灵鸡汤。